【田慧芳】中国实现碳中和承诺的挑战与机遇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在全球应对疫情最困难的时间做出碳中和承诺，展现了中国坚定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决心以及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担当。实现碳中和目标，一方面需要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发生重大而迅速的转变，需要缓解工业化和城市化持续推进带来的减排压力，需要破解技术和资金难题，任务重、时间紧、压力大；另一方面，面向碳中和的未来也将加快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重塑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并带来新的市场和新的利润池。这一进程，需要中国政府切实发挥引领作用，做好顶层设计，激发地方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的减排潜力，并在国际层面谋求在气候环境问题上的话语权和领导权。
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是与中国政府的使命和宗旨有关的重大政治问题，而且是与人民福祉相关的重大社会问题。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的郑重承诺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和决心,将给中国发展带来一系列新挑战和新机遇。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碳中和承诺将推动中国迈向以绿色为底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习近平多次强调，“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中国属于生态敏感和气候敏感型国家，近年来以热浪、洪水、飓风、干旱等极端天气为代表的气候风险水平呈上升趋势。加快和提升减缓行动，可以有效地降低气候灾害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已将碳达峰和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在“十四五”、“十五五”时期将严控煤电项目和煤炭消费增长，还将启动全国碳市场交易，推动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和新能源汽车等低碳产业的蓬勃发展，这些都与中国高质量经济发展的目标相一致。
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的碳中和承诺将为全球抗击气候变化做出巨大贡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在清洁技术上的高额投资将在未来10年大幅减少全球排放，并带动全球清洁技术平均成本的持续下降，使更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低碳发展道路。碳中和也必然带来中国电力、工业、交通和建筑等部门的积极变化，倒逼中国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根据国际气候行动追踪机构（CAT）的测算，中国的碳中和承诺将使全球温升幅度降低约0.2到0.3摄氏度，还可能使全球碳中和提前5-10年。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碳中和承诺将有力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与国际合作。在全球治理舞台上，中国一直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不发达国家提供帮助。2015年中国拨出200亿人民币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2017年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与欧盟坚定携手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捍卫多边主义及联合国权威，推进南南合作、南北对话。中国还将绿色低碳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采取了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一系列举措，支持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未来中国还将以更清洁、安全的方式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打造国际发展合作新范式。
实现碳中和中国需要远超发达国家的减排速度和力度，且还可能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欧盟等发达国家大多在1990年左右已经达峰，而中国在2030年左右才能达峰。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必须用30年的时间完成发达经济体60年完成的任务，可以预见中国的碳中和之路将是艰巨、迅速而坚定的，而这一进程很可能还要遭遇西方国家的外部施压。从目前的国际形势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要求中国提升气候雄心。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革命和环境正义计划明确表示，美国将与盟国建立统一战线，塑造从环境到劳动力、贸易、技术和透明度等各方面的规则，还将贸易政策与气候目标相挂钩，对其界定的未能履行气候和环境义务的国家征收碳边境调节税，还打算通过G20承诺尽早终止成员对化石能源和高碳项目的补贴。
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的高碳锁定效应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主要障碍。中国是典型的缺油少气多煤型国家，煤炭占到中国能源总消耗的57.7％，即使煤炭消费量占比到2025年有望下降到52％，也预示着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无法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转变。能源转型加速，中国必然遭受严重阵痛。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的持续推进将带来较大的减排压力。当前中国工业部门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65%，且单位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10%~30%的差距。碳捕获和利用技术的发展对钢铁、水泥和化肥制造等难脱碳的行业非常重要，但成本昂贵。截至2019年12月中国城镇化率为60.60%,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未来10年还将处于加速期，必然带来交通、建筑和住房、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需求和随之而来的碳排放的增加。
核心技术缺乏也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重要挑战。尽管在风电、太阳能光伏等领域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市场和竞争优势，但核心零部件，如轴承、变流器、控制系统、齿轮箱等的生产技术难关还未攻克。中国在高性能电池材料、电池标准及生产、氢动力和生物燃料、绿色船舶领域的前瞻性技术等方面也远远落后于欧美日等国家。
碳中和进程还将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挑战。依据清华大学的测算，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未来30年中国能源系统需要新增投资约100-138万亿元。政府预算只能满足很小部分的需求，必须以市场化方式动员公共和私人部门资金。绿色金融和碳排放交易可以弥补资金缺口上承担重要角色，但目前绿色金融存在试点范围小、融资成本偏高、金融产品单一、绿色标准有待统一等问题。全国碳市场将在2021年6月底正式启动，但预期短期内价格不会太高,无法有效推动大幅减排,碳市场的金融属性的激活也需要时间和市场培育。
三、中国的碳中和也蕴含巨大发展潜力和发展机遇
清洁和零碳技术有望重塑新时期中国的全球竞争力。近几年来，中国凭借低成本和规模化创新优势，已经建立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风电、光伏产业链，目前已经是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最大投资国、最大的多晶硅产国、最大的锂电池材料和电池生产基地，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之一。如果能够抓住新一轮低碳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在资源再生利用、提升能效、电气化、清洁发电技术、储能、氢能以及数字化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将极大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向碳中和经济过渡将给低碳产业带来巨大的投资机遇。提升可再生能源比例，最大限度利用核能、氢、氨等清洁能源，推动工业领域的节能减排，推广零碳交通和绿色建筑，增强碳汇等都是中国产业转型的方向。这一进程中风电、氢能、核能、汽车和蓄电池、船舶、交通物流和基建、航空、建筑和太阳能、资源循环等产业以及相关装备制造、大数据平台、绿色终端产品都将迎来重大发展。
碳中和也将催生新的金融业态，为金融业开展绿色低碳业务提供广阔的空间。2020年10月中国出台《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特别提出要扩大绿色金融区域试点工作，鼓励通过“政银担”、“政银保”、“税融通”等合作模式发挥金融机构在撬动社会资本方面的积极作用，支持金融产品和业务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ESG投资基金等都是受政策扶持和市场青睐的金融产品，气候债券、蓝色海洋债券将迎来发展契机，碳金融空间也会被逐渐打开。
实现碳中和，需要中国政府进行良好的顶层政策设计，部署长期的气候行动路线图，并充分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资源禀赋差异，优先推动更多经济发达、对能源依赖度相对较低的省市地区和行业率先加入碳达峰和碳中和试点。
要强化市场机制引导经济低碳转型的作用。一是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等政策工具的作用，构建国内绿色经济政策生态体系；二是要发挥价格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加快推进碳市场和碳定价工作，继续完善水电、核电及可再生能源电价定价机制；三是要稳步健全法律监管框架，推动绿色金融创新发展。
要建立“官产学民”四位一体的驱动机制，激发非政府行为体的减排潜力。从确立理念到构建法律和标准支撑体系，从产业低碳化到公民参与意识普及化，中国要全方位将碳中和理念融入生产、生活、教育的全过程，提升社会参与度。还可以借助专业协会的力量，促进产业技术的提升、标准工作的完善和商业化的开展，推动产官学融合。
要以灵活的气候外交策略，谋求在气候环境问题上的国际领导权。在全球碳中和的背景下，中国政府需要主动出击，参与与气候相关的国际新的规则、标准的制定；充分利用各种多双边区域合作平台，促进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合作。同时强化企业环保意识和理念，加强对海外投资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约束力。还要利用好各种平台和重要国际会议机会，宣传、推介中国的碳中和政策、技术和产品，提高国际声誉，为中国环保产业走出去创造条件。
（本文发表于《旗帜》2021年第6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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