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中国国际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国际投资头寸表资产端的简单分解，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占比从2004年的6.4%上升至2020年的27.7%。如果不考虑储备资产，对外直接投资的占比更高，在2020年达到45.1%。同时由于直接投资是跨境的中长期资金配置，能够与投资母国和东道国整体的营商环境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并在中长期影响并映射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和效果。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经历了2004年的起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快速发展、再到投资过热、2016年之后的理性回调阶段。这些变化除了受到企业国际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驱动外，还受到国内投资政策调整和国外投资环境变化内外因素的影响。从全球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截至2019年末位列全球第三，约为第一位美国的28%。随着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通过计算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并将中国的数据和发达国家整体、发展中国家整体、转型经济体国家整体以及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国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是最低的，只有14.76%。这显示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有非常大的增长空间。COVID-19带来的投资机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发布的《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疫情期间2020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大幅下降，发达国家平均下降了56%，发展中国家下降了7%，转型经济体下降了76%，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保持住韧性，中国逆势首次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大国家。报告对这一的现象解释是，中国很多跨境并购合同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延续，尤其是大部分中国内地在中国香港地区的金融活动持续扩张。除此之外，我认为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经验来看，受到疫情影响的外国企业出于资金压力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考虑，向中国企业敞开怀抱。而疫情的新影响在于，中国企业也更加注重增加产业链供应链弹性，更好地平衡成本节约和风险分散的战略，增加地理的多元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机遇。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投资的增加，也是中国在疫情期间对外直接投资得到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在2019年大约是13.7%，2020年可能略有增长至大约15%左右。学术文献已经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促进“五通”，即设施联通、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以及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来实现。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这包括，域外大国博弈对项目的顺利推进形成较大掣肘，域内参与国的复杂心态对在建项目的顺利推进带来较大不确定性，政治动荡、恐怖主义严重威胁我企业和数以万计劳务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部分民营企业为了获得“一带一路”的政策红利而进行了“非理性”投资。 最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绩效堪忧。我本人今年在《经济管理》上发表的文章《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绩效表现及其差异分析》，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跟主要对外投资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回报较低，不仅低于传统主要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甚至低于部分新兴国家的跨国企业。究其原因，可以把绩效差异分解成内部因素，包括子公司效应和母公司效应，以及外部因素，包括行业、东道国、时间和一些外部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国的跨国企业和其他国家的相比，其海外投资回报更多受到外部因素的驱动。相比于进行研发和专业性投资，中国企业更倾向于去追逐政策风口，而对于自身技术能力、管理水平提高的重视度不够，这可能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绩效回报较低的一个原因。（本文源于“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21年8月13日。本文为作者在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开放：回顾与前瞻”闭门研讨会上发表的演讲，已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