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纪念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
2021年9月23日，由我院主办，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国家全球战略智库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21·国际问题）顺利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和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武克·耶雷米奇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张宇燕作总结发言，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廖凡、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分别主持开幕式和会议总结。论坛以“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挪威等国的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联合国的角色和地位、变动世界中的全球治理秩序两大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各国专家表示，中国始终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国际社会应加强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合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50年来，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决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法，不断履行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持续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经历调整重塑，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协作、命运与共。中国将继续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将继续加强全球抗疫合作，凝聚抗疫合力，促进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研发生产、标准互认、公平分配；将继续推动全球共同繁荣，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化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将继续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为世界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武克·耶雷米奇对中国在联合国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给予高度肯定，对中国在气候变化等领域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表示高度赞赏。他认为，全球治理眼下在乘坐一艘岌岌可危的大船。当前世界正处在地缘政治的“衰退期”，加之新冠疫情冲击，联合国及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严峻考验。所有利益攸关方应重建信任，加强政治引领，摒弃单边主义和政治化操弄，不断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联合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项目主任塔蒂阿娜·卡拉扬尼斯从经济衰退、新冠疫情冲击等挑战出发，强调了跨界和跨境全球合作的重要性，而其中的关键是以创新方式为联合国动员更多资源。首先，我们需要从理念上重塑全球多边主义，需要以开放态度吸纳作为“第三联合国”的智库、NGO、学者、私人部门等的力量，以补充政府间机制，强化联合国的基础。其次，要充分发挥“第三联合国”的灵活性、广泛性、多元性优势，克服联合国目前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此外，也要加强联合国各成员（“第一联合国”）、联合国秘书处（“第二联合国”）和更广泛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第三联合国”）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稳固合作机制。
中国联合国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胡文丽认为，联合国成立至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引领全球发展议程、统筹解决发展领域关键问题、推动人类进步事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注重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自身的结构缺陷和难以逾越的政治障碍，阻碍了《联合国宪章》的有效落实，使联合国时刻面对着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民主与霸权、团结与分裂的对抗。新冠疫情进一步暴露了全球治理短板，加剧了全球的分裂，冲击了联合国的效能和权威。当前，各国更需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以“小圈子”和集团政治为代表的狭隘的、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推进兼顾公正和包容的全球化。要进一步发挥联合国的领导作用，推动《我们的共同议程》落实，平衡推进安全、发展、人权三大领域的工作，有效统筹调动会员国政府、民间社会、青年团体等社会各界的资源，致力于维护各方团结，切实推动联合国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更好应对国际挑战。
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塞德里克·德·康宁分三个阶段分析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未来发展动向。第一阶段，在未来5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维和行动面临收缩压力。一方面，疫情导致部分维和行动被迫停止，产生许多积压和遗留问题。另一方面，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也使联合国维和行动预算出现较大下滑。第二阶段，未来5到15年，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大国间对抗和多边主义受到挑战，联合国维和行动可能会出现适度减速，呈现有节制的发展，维和行动的规模和范围恐进一步收缩。第三阶段，未来15年后，维和行动将随国际体系的调整而重新适应，可望成为多边主义合作的典范，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柏林“全球解决方案倡议”创始人兼主席丹尼斯·斯诺尔认为，随着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共识体系面临重大威胁，需要思考联合国在重塑未来多边主义方面如何发挥作用。首先，要找到多边主义和各方共识的一个平衡点，既需要多边主义来界定普遍规则，也需要保持灵活性和包容度来实现全球共识。其次，多边主义努力的关注点应当是保障公共福利，应优先解决最贫困和最脆弱人群的生存需求，以此作为全球发展其他工作的起始点。再次，联合国应更多关注共赢、互补的各国合作，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应用到联合国的规则制定中，尽力保障所有参与国从中受益。
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欧洲与全球治理中心联席主席安东尼奥·维拉弗朗卡在评论中指出，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来，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有了很大提升。未来需进一步推动IMF等国际机构改革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面对疫情防控、气候变化、公平贸易等重点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国要承担更多责任，通过联合国、G20等多边机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李东燕认为，联合国作用的发挥受到大国关系的深刻影响。近年大国关系的紧张不仅构成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也削弱了联合国在应对全球问题时的作用。当前，大国关系仍不稳定，联合国的角色和地位面临较多不确定性。重建大国信任与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对联合国作用的发挥十分关键。
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费迪南多·内利·费洛奇指出，新冠疫情对各国产生的影响并不均衡，全球治理秩序表现出更大不确定性，亟需加强多边主义来重建对国际机制的信任与信心。一是要加强抗疫团结，做好未来疫情防控、应对和准备工作，推动疫苗合作。二是要加强各国政策措施的协调，致力于支持复苏，避免各地区经济发展陷入更加不平衡的境地。三是要在国际合作中遵守国际规则，推动联合国和WTO改革，进一步完善国际规则。四是要积极应对通胀和气变等跨国挑战，落实各国能源转型目标。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东晓认为，全球治理秩序正处在破旧立新的转折点上。全球治理面临理念分歧扩大、主要机制和平台能力弱化等多重挑战。为重塑全球治理秩序，一方面，要重建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基础性规则和应用性规则的共识，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共同完善全球治理架构并持续为之赋能。在全球层次不断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加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提高G20在稳定世界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能力；在区域层次强化各治理机制的赋能和协同，保持其与全球治理机制间的包容性和良性互动；在多领域不断推进全球治理体制机制建设，包括南南合作、全球环境治理、新疆域治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等。
欧洲大学学院斯基奥帕主席让·皮萨尼-费里认为，当前全球治理体现出三方面变化。一是各国间相互依赖加强，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受到更多关注；二是不同国家发展水平和价值观差异加大，各国在全球治理中拥有不同的优先次序。三是经济失灵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给全球治理带来挑战。为应对上述变化，首先需要寻找合适的综合分析框架，避免过于简单的分析模式。其次，要强化集体行动的具体制度安排，避免“搭便车”行为阻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外交学院院长徐坚认为，全球治理赤字在疫情发生后有所增加。单边主义和权力政治导致国际合作愈发困难，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加剧，全球治理进入转型阶段。要从三方面出发把握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第一，国际秩序变革主要是由权力分布变化所导致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有理由呼吁更高水平的公平和正义。第二，由于地缘政治变化和大国竞争加剧，全球治理体制正不断被削弱，导致全球治理的巨大赤字。第三，改革要积极适应全球化发展新趋势，进一步加强协调合作和各国间对话，使不同国家、种族、阶级和社区共享全球治理的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海红从国际金融治理的角度强调，在变化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只有国际合作方能确保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经济政策的政治化是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最大挑战。一方面，要在全球治理架构中突出包容性以适应多极化的世界经济格局；另一方面，多极格局需要各方共同分担气候变化、数字转型等领域的全球治理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安全研究室主任郎平认为，数字时代背景下安全问题的泛化值得重视。在数字安全议题中，安全问题、经济问题、个人权利的保护，甚至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贯通到一个领域。面临新挑战，中美尤其需要互相协同、互相合作，才能更好推动形成新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张宇燕在总结发言中强调，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问题日益复杂、紧迫，必须采取有效的全球集体行动予以解决。当前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高度政治化，阻碍了国家间合作。面对全球公共问题，一是要以联合国为中心，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整合各国政府和社会力量。二是要加强大国责任担当，避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秉持为全人类负责的态度，积极作为。三是要更好发挥智库等研究机构作用，通过开展交流对话促成更多理解与共识，为全球治理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