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综述】
12月9日，由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主办，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承办的“非传统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浙江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四川大学等机构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发言。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邹治波研究员出席会议并致辞。
浙江大学的余潇枫教授长期研究非传统安全问题，他的体会是“本体安全”是真正多边主义实现的基础。全球化新困境、时代观困境和多边主义困境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本体安全是相对于物质性安全的认同性安全。认同性不安全会带来深层次的茫然与恐慌。中国提出的和合主义强调差异性，旨在通过“和而不同”达到“天下大同”。为了寻求人类本体安全，中国提出了“全球核安全命运共同体”、“人类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他倡导采取以本体安全为基础的真正多边主义模式。
浙江大学的李佳副教授从国际经贸机制视角审视了我国的经贸安全。她认为，中国需要积极构建全球范围的自贸协定网络，利用国际经贸机制和规则构建维护国家经贸安全。她将国际经贸机制分为四种类型，即包含型、竞争性、平行型和互补型。这四类经贸机制带来四大风险，即缺位风险、对抗风险、竞争风险和游离风险。它们将导致中国面临更恶劣的国际经贸环境。对此，她提出了三大规避风险策略：一是积极参与构建全球经济贸易机制；二是积极探索与相对保持中立国家的互惠关系；三是巩固现已形成互补的国际经贸机制。
北京语言大学的王晓丽博士介绍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汉语与中国文化传播的现状、挑战和提升途径。汉语及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经历了华文学校、孔子学院（课堂）和海外国民教育体系的发展历程。汉语推广前期在“一带一路”发展过程中已取得很大成效，然而，当前孔子学院发展受阻，这涉及到语言安全与文化传播问题。她认为，与时俱进的对外语言传播政策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对外语言传播政策的制定应以国家形象为重，在实践中注重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使对外语言传播有力推动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彭博博士介绍了北欧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外交。北欧国家外交的历史沿革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经历了以追随外交为主导，独立外交逐渐显露，自主外交不断加强的进程。北欧国家非传统安全外交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即全球气候变化、混合威胁和多边主义。北欧国家非传统安全外交的政策走向包括制定北欧国家共同气候政策，形成对混合威胁的共同认知，改革强化多边组织等。他认为，北欧国家非传统安全外交对“中国-北欧”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的张洁研究员介绍了中国和东南亚新冠疫情早期防控治理的地区经验。她认为，中国-东南亚抗疫合作是区域治理的成功案例，对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启示意义。东盟早期抗疫成效好，2021年中期后出现了较大逆转。中国-东南亚抗疫合作的主要特征包括四点：第一，双向援助。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道义与物资上互助；第二，双轨路径。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合作“因国制宜”，中国-东盟提供地区合作平台；第三，注重防疫抗疫机制化建设；第四，多元行为体。中央政府、军队、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参与抗疫合作。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赵海博士以“推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和“民主峰会”为例，分析了非传统安全在美国外交中的角色。美国的国家安全经历了泛化过程，关注焦点逐渐由维护美国的全面霸权变成维护美国的生活方式。此次美国“民主峰会”三大主题为：保护民主反对威权主义；与腐败作斗争；促进尊重人权。他认为，在百年变局的技术变化条件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界限融合，中美基本制度的竞争成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基调。非传统安全的非零和性质决定中美存在巨大合作空间。
四川大学的王卓教授以龙安村为案例，分析了中缅边境跨国包工制。龙安村本地工头为规避跨国劳动力流动、地方政策变动带来的风险考量，构建起跨国包工制。中缅边境农村地区跨国包工制呈现三方面特征：社会关系纽带发挥作用；形成工头-小工头-工人的多层级管理模式；地方政府采取工头负责制。中缅边境跨国包工制使该地区成为我国蔗糖主产区，振兴了边境经济。为构建人类安全与发展的共同体，应推动边境地区农业现代化转型和产业多样化，创新边疆社会经济发展政策。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逄锐之博士介绍了中国和东盟在打击毒贩、海盗上的合作。东南亚毒品犯罪原因多样：第二次英缅战争后，英国在缅北种植罂粟；东南亚岛屿众多，为毒品犯罪提供了条件；国家政府能力相对较弱；种植罂粟已形成利益链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不断加强禁毒合作。2013年，“平安航道”联合扫毒行动正式开始。替代种植合作成效显著。东南亚海盗虽然规模较大，但严重程度较小。中国和东盟在禁毒合作上成效较大，在打击海盗上的合作非常有限。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的白如纯研究员介绍了东亚合作的特征和挑战。东亚区域合作呈现四个表象：第一，中国体现了大国责任；第二，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核心作用不断加强；第三，中日韩合作有望迎来新契机；第四，“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TP），以及美国声称另起炉灶的结果需要关注。东亚合作面临五方面不利因素：中美进入全面竞争局面；美日以印太战略构想为依托，意图对抗“一带一路”；东盟的政治追求因其实力及内部问题受到制约；疫情冲击以及日益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冷战残余成为地区和平的隐患。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倪月菊研究员对澜湄合作有深入的研究，她分析了联合执法在澜湄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澜湄合作机制是次区域合作中最具发展潜力的机制。澜湄合作取得重大成就，离不开执法合作的保驾护航。2017年，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启动运行，是澜湄流域第一个综合性的执法安全合作类政府间国际组织。澜湄合作面临严峻问题，包括澜湄合作不够深入，澜湄国家间合作目的难以协调，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大国博弈对澜湄地区的渗透等。中国应借助国力在执法合作中更多地承担公共成本，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威胁的错误认知。
北京语言大学的寿慧生研究员分析了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对东南亚的影响。他认为，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是大国地缘政治的新博弈。“一带一路”符合东南亚各国对发展、合作的根本需求，印太战略对地区合作造成冲击。两者的复杂关系令东南亚处于困难境地。在认知层面上，东南亚精英相信，相对于美国，中国在东南亚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他认为，中国可以从两方面应对印太战略：第一，转变认识，扩展外交工具箱，建构“多重秩序”；第二，重视东南亚的重要作用，在地区层面加强合作沟通。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卢国学副研究员谈论了对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思考。非传统安全是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切入口，将为其建立民意基础。东盟非传统安全问题多样，防范非传统安全的体制和机制普遍较差，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则具有优势。为推动中国和东盟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必须符合国际潮流，考虑外部因素，解决共同认知问题，找到最佳契合点。中国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发挥区位优势。
专家学者围绕非传统安全与“一带一路”建设、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周边区域合作、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三方面，为既有研究基础向前推进了一步，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具象化分析。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薛力研究员在总结发言中谈了对非传统安全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概念的理解。当前非传统安全概念已经被广泛使用，官方对非传统安全也越来越重视，未来可研究的领域广阔。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政治、安全、经济、文化与生态五方面内涵，新时代中国外交中的伙伴外交侧重政治与安全领域，但在针对发达国家时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带一路”主要针对经济与文化两个领域，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生态是两者共同关注的领域。在11月底的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国家领导人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仍面临重要机遇，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昭示了“一带一路”方略的调整方向。此次会议提出的“共建国家”的概念会被越来越多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