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2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它围绕着社会生产关系对国家、国际权力与跨国关系展开研究。这一方法注重既定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因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经济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不把历史作为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是一种带有历史唯物主义色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与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相比，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下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两个主要特点：其一，不同于古典现实主义，在国家层次的研究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下的国际关系研究把一国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基础，同时注重既存的上层建筑和历史文化传统对国家对外战略风格的影响。这与古典现实主义立足于先验的人性与不变的国家不同。其二，与结构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不同，从体系或体系—施动者互动的研究上，历史唯物主义下的国际结构是一种具有历史主义特点的政治经济结构，面对结构的压力与束缚，国家的反应由于自身特点并非一成不变，具有主观能动作用，也因此摆脱了结构主义窠臼。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结构主义
【作者简介】李滨，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陈子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方案，也是中国为实现人类美好未来提出的努力方向和目标。作为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渠道和载体，中国外交访问活动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会对双边外交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是否有利于中国实现新时代外交工作的目标？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外交访问活动在总体上有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或升级伙伴关系，在考虑了“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实施、美国遏制以及其他前期类似外交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后，这一结论依旧成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提高了其他国家与中国外交政策的相似度，进而提高了彼此国家利益的重合度。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有助于中国与他国伙伴关系的建立或升级。尽管中国向世界真实、全面地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仍存在一些困难，甚至面临一些国家的恶意曲解，这给中国外交实践带来了挑战，但总体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为中国双边外交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价值指南，而中国外交也将有力推动这一理念变成全球性共识。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访问；伙伴外交；外交政策相似度；排序logit模型
【作者简介】张中元，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北宋联金伐辽决策及宣和北伐的失败是战略决策研究中回避抉择现象的经典案例，中国传统史论的三种既有假定对此解释力不足。前景理论中的参考依赖学说假定决策者的决策建立在参与现状或愿望水平的基础上，并由此做出风险规避或风险接受型政策。北宋以光复汉唐旧疆为参考点，对宋徽宗君臣做出风险接受型政策起到重要作用。但大量史料也证明，北宋在若干重大的历史节点上主动修正和约束自己的强硬政策，决策表现出反复犹豫。作者修正了参考依赖假定，认为重大战略决策经常同时存在显性和隐性参考点。显性和隐性参考点相互牵制，在特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一旦显性和隐性参考点无法适应形势变化进行转换，就可能发生转换停滞效应，以至于出现决策失灵。北宋自立国以来赢得的战争有限，控制战争风险和成本成为内嵌于北宋的隐性参考点。决策集团对全面对外战争缺乏经验和信心，在面临重大抉择时不断自我否定和犹豫，最终诱发了金国入寇。决策集团因无法解决内部分歧导致决策失灵在现实中不是偶然现象，多重参考依赖为理解决策集团缺陷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观察视角。
【关键词】宣和北伐；参考依赖；多重参考依赖；隐性参考点；参考点转换
【作者简介】于海洋，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沈朝永，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国内政治是影响领导人发动对外战争的重要因素。主流的战争制度性解释认为，国内致胜联盟的约束使国家领导人的战争决策更为谨慎。然而，如果放下“现代民主偏见”，放松将致胜联盟视为外生给定的理论假设，发动对外战争同样可以成为领导人主动调整致胜联盟的手段和契机。当致胜联盟的约束构成国内威胁时，领导人反而更可能发动对外战争。这一理论可用于解释中国战国时期的战争决策。通过创建这一时期主要诸侯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战争情况的面板和配对数据集可发现：诸侯国发动对外战争数量越多，所进行的军事动员程度越高，其国君越能拔擢出身较低的宰相，从而重构致胜联盟。因此，诸侯国内由世袭贵族造成的统治危机越严重，其国君越可能发动对外战争，尤其是胜算较高的战争。这一发现发展了国际关系学中关于国际战争的国内政治根源的制度性解释，也为理解秦国统一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提供了跨层次分析的新视角。
【关键词】国家间战争；制度性解释；致胜联盟；战国；秦国统一
【作者简介】蒙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宇副教授、苏世民书院副教授；曾极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面对同样的国际技术转移，亚洲经济体却呈现出巨大的应对差异。作者聚焦美日竞争时代亚洲经济体利用美国技术转移的经验与教训。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日竞争加剧促使美国将电子产业的制造与技术转移到亚洲。对一些亚洲经济体而言，这是一次“振兴的机遇”；对另一些经济体而言，这却是“失去的机会”。不同经济体之所以成效迥异，主要源于技术落后者与技术领先者的利益关系以及技术落后者自身的技术能力。与技术领先者存在利益互补且具备技术能力的技术落后者更可能抓住国际技术转移的机会。对日本、越南、港英时期的香港地区和中国内地的跨案例比较以及对战后日本在不同时期的案例内比较显示，一些亚洲经济体之所以经历“失去的机会”，源于其不能同时满足利益关系与技术能力所需具备的两个条件，具体存在三类情况：一是与美国存在利益竞争，如日本；二是缺乏技术能力，如港英时期的香港地区；三是既与美国存在利益竞争又缺乏技术能力，如越南。而“振兴的机遇”出现在既与美国存在利益互补又具备技术能力的经济体，如中国内地。技术落后者与技术领先者的利益关系与自身的技术能力显著影响了国际技术转移的绩效。
【关键词】美日竞争；技术转移；利益关系；技术能力；亚洲经济体
【作者简介】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内容提要】近年来美国对华高技术遏制日趋猛烈，其措施与冷战期间采用的举措有相似之处。美国针对苏联和日本围绕不同的重点高技术领域采取了形态各异的遏制措施，却呈现出相似的结果：遏制了苏联和日本在特定高技术领域的超越势头，并保持了以该技术及相关产业为核心的国家整体战略优势地位。从基本概念的解析出发，通过引入国家创新体系为自变量展开比较案例的求同归因分析发现：美国在对苏联和日本高技术遏制的过程中均采用了技术民族主义的政策组合。其中，聚焦于对外高技术贸易体系的防御性政策（如依托跨国联盟体系与战略性贸易措施等）更为直观，但作用有限；而聚焦于对内高技术生产体系的进攻性政策（即强化促进自身高技术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不易被外界观察，却作用明显。短期内国际技术转移层面的交锋转变为长期内国家制度层面的博弈，后者是决定美国对外高技术遏制成效的关键。当前美国对华高技术遏制同样是组建跨国联盟、实施战略性贸易等外部手段与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等内部措施并举，但美国也面临高技术发展变化、联盟体系异化以及国内结构分化等方面的挑战。
【关键词】国际高技术遏制；技术民族主义；联盟体系；战略性贸易；国家创新体系
【作者简介】林娴岚，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