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全球十大趋势展望
当前，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的背景下，全球形势复杂严峻。展望2022年，世界格局、大国博弈、全球经济、传统安全、政治思潮、技术进步、人口结构、关键初级产品、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治理等方面的演进趋势值得关注。
百年变局中，最关键的变量是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其中经济实力是衡量国家力量最常用指标。当前，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进程仍在继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同发达经济体的“双速增长”态势依旧。2021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计，202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增长6.4%，发达经济体增长5.2%，前者高于后者1.2个百分点；2022年将仍延续2000年以来形成的双速增长格局。这意味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还将进一步提升，世界格局因此仍将处于深刻调整期。但是也应看到，短期内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发达经济体仍在全球经济中居于重要地位，在军事、科技、货币金融等领域仍具有相对优势。
在全球产业链“客观”断裂和“主观”断裂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经济在产业链领域可能逐渐形成两套体系。以此为基础，大国之间的分化组合将推动世界向涉及领域更加广泛的平行体系迈进。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利益政治”特征开始转向兼顾“利益政治”和“原则政治”。特别是拜登就任之后，美国更加注重规则的制定与运用，“规锁”逐步成为美国政府锁定中国发展的战略主轴。当前，美国对华博弈开始由“同规博弈”转向“异规博弈”，并在意识形态、经贸投资、科技研发、军事安全等领域展开不同规则体系下的竞争，从而推动构筑中美各居一方、相对独立、交往受限的平行体系。
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走势仍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未来表现，特别是病毒频繁变异增加了疫情防控和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如果发达经济体与贫困国家在疫苗接种上继续严重失衡，全球复苏将面临更大阻力，并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总量在未来5年累计损失5.3万亿美元。短期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调整动向将是影响全球经济走势的最主要变量之一。如果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通胀、维持复苏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失当，则会引发外围国家资产价格动荡甚至暴跌，进一步冲击经济复苏，殃及全球经济增长。总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回落至4.5%左右，并在未来3至5年逐步回归到3%至3.5%的中低速增长轨道。
从地缘政治演变趋势来看，全球传统安全威胁总体上升，并且战争形式也将由于无人机等新技术的应用而发生重大变化。目前，最具影响的重要安全热点问题包括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印巴冲突问题、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乌克兰问题等。这些问题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持续甚至升级。从空间分布趋势看，未来地区热点问题将逐渐向印太地区集中。相应地，世界其他地区的安全冲突将越来越难以吸引大国的足够关注。中期内，美国将战略资源集中于印太地区的趋势不会改变。印太地区发生安全冲突的概率、频率和烈度，以及发生安全冲突的溢出效应和国际关注度都可能显著高于其他地区。我周边安全局势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将可能因此进一步增加。
从政治和社会思潮演化趋势来看，部分国家内部治理问题增多，发达国家政治极化现象更加突出，并可能引发大规模政治和社会动荡。更值得关注的趋势是，越来越多奉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出现了国家干预主义思潮的回归，并主要表现在产业政策的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滥用、国际经济合作与政策协调的政治化三个方面。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发达国家的国家干预主义还将进一步升级，全球保护主义将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和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掣肘。同时，国家干预主义盛行和扩散，将加剧国家之间的产业矛盾和冲突，并给国际环境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技术进步的正面效应包括促进经济增长、推动产业革新、拓展企业边界、提升社会福利等。新一轮技术创新的大规模商业化和产业化，特别是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有望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效率在未来几年大幅提升。同时，技术进步也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际关系产生负面溢出效应。首先，技术领域已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战略阵地，大国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可能由此引发国家间对抗。其次，数字空间已成为国家利益的交汇点和国家冲突新的策源地，大国围绕信息和网络安全的博弈迅速升温。最后，能源技术创新可能引发世界能源格局的深度调整。新能源时代，地缘政治焦点将从中东转向非洲、拉美少数国家，地缘政治的脆弱平衡面临更多挑战。
一般来说人口属于长期变量，但人口结构演进到一定程度后会在中短期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发达经济体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28%，欧盟27国为20%，美国为16%。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已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劳动力供给减少、创新能力下降、社保和医保相关的财政支出增加、消费需求减少。未来数十年，全球人口还将持续增加，但低生育率和寿命增长将进一步推动全球迈向老龄化。2018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数量首次超过5岁以下儿童数量；预计2050年，65岁以上人口数量将达到5岁以下儿童数量的两倍，并且超过15～24岁青少年人口数量。另外，在欧美国家，移民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措施。但是由此引发宗教、种族冲突频现，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日益凸显。
由于主要大国争夺关键资源能源、确保安全供应及主导能源结构转型的博弈不断升级，全球初级产品的供求仍将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初级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和可获得性风险将更加凸显。一方面，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对出口国和进口国产生了不对称影响。尤其是对于进口国，初级产品价格上升会影响国内原材料的投入成本，进而对其通货膨胀率、进出口贸易、本币汇率和国际收支等产生不利影响。而出口国的资源民族主义抬头，可能进一步抬升关键初级产品的稀缺性。另一方面，低碳发展对初级产品供求关系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随着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铜、镍、钴、锂、稀土等稀有金属的需求将大幅上升，大国对稀有资源的争夺将进一步加剧。
长期以来，美元一直占据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地位。但是，随着欧元地位不断巩固、人民币等新兴市场货币地位的不断上升，以及美国滥用金融制裁，国际货币体系将向多元化进一步演进。欧盟推出约7500亿欧元的欧洲复苏计划，补齐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财政支柱。这不仅意味着欧盟紧急财政转移安排能力的提升，更意味着美国国债在二战后首次遇到真正的潜在竞争者。2023年欧元区扩员也将进一步提升欧元影响力。同时，美国政府债务负担率快速上升、在全球的GDP占比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元自身地位。美国滥用金融制裁将进一步加速“去美元化”进程。如果英法德三国推出的“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不断成长壮大，甚至拓展其功能与成员国范围，那么美元“过分的特权”将更有可能受到削弱。
当前全球问题日益突出，全球治理的紧迫性进一步提升。但是，由于大国博弈加剧，全球治理的工具化和武器化趋势日益明显，多边治理体系改革举步维艰。这突出表现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停摆，且改革谈判达成共识困难重重。同时，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全球问题快速恶化。由于全球变暖，2021年的残酷经历将成为未来世界的气候新常态，应对气候变化亟待全球行动。但是，如何处理好减排与发展、能源转型与经济正常运转之间的合理衔接问题，仍面临严峻挑战。此外，数据安全、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治理普遍存在机制和规则缺失问题。如何防范相关领域的风险，还需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强协调、弥合分歧和争取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