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兆源】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世界的国家能力——基于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国家能力是指一国政府为达到预定目标而执行政策的能力。区别于多数既有研究基于外国直接投资数量维度的研究路径，作者从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维度出发，认为新投资者的加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外部选项和更为丰富的政策操作空间，使其可以利用议程设置权力和扩大广义赢集的方式实现自身偏好，从而提升本国国家能力。通过利用欧几里得式空间模型，基于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构造外资来源国多元化指数并采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数据，上述观点得到了验证。最不发达国家的外资多元化对其国家能力产生正向边际效应的条件更苛刻，因为这些国家在面对外国投资者时议价能力较弱。中东和北非国家是例外，这可能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有关。自然资源要素吸引了多元的外国投资者，但该地区部分“食利国家”并未将其投资于国家能力建设。考察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的影响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能力的来源提供了新解释，并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政治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经济全球化深刻影响了一国国内政治。其中，与世界生产结构变革紧密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由于深度嵌入东道国政权、市场和社会，因而成为塑造东道国国内政治不容忽视的因素。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的相对稀缺更加突显了跨国资本的重要性。不过相比于对经济效应和国际政治效应的分析，既有研究对外国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国内政治效应却着墨不多。开放经济条件下，外国直接投资是否会对发展中东道国国家能力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不同影响的条件和机制如何，这是本文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发展中东道国国家能力建设的争论也一直延续，主要在两大学术争论中被涉及：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争论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限制论和赋能论之间的争论。在既有讨论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发掘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家能力产生影响的条件性介入这些重要的学术争论，指出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是影响发展中东道国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因素。通过构建一个欧几里得式空间模型，本文论证了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的多元化将有助于发展中东道国进行国家能力建设。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三点：其一，首次讨论了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对东道国国家能力的影响，为经济全球化情境下的国家能力来源提供了一个新解释。其二，阐述了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与东道国国家能力的欧几里得式空间模型，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政治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机制。其三，借鉴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构建了外资来源国多元化指数，通过采用更多发展中国家较长时段的计量模型呈现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世界国家能力的影响。
国家是近代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在众多理论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国家能力作为国家理论的组成部分，同样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围绕国家能力的来源这一主题，相关文献主要围绕五大主题延伸展开，分别是历史传统、精英冲突、政治制度、国家间战争、经济全球化。
围绕此议题，既有研究取得了一些结果，但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一方面，既有研究在讨论国家能力议题时很少将跨国资本作为核心的解释变量，对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家能力的研究仍显不足。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大幅推进，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国家建设时几乎不可能没有外国投资者在场。在讨论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政治影响时，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争论仍在继续，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在何种条件下对东道国国家能力产生积极影响，而何种条件下又将带来消极影响的条件性在既有研究中揭示得不够。另一方面，国家能力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对国家能力的既有讨论大多侧重于某一个方面——强制能力、财政能力或发展经济的能力等，缺乏整体讨论。尽管不同领域的国家能力可能存在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整体意义上探究国家能力的来源是无用的。当我们关注的领域越小，就越容易将关于政策选择的政治决定与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混为一谈。有必要以经济全球化为语境，识别潜在解释变量，进而为国家能力来源提供新的整体解释。
与既有研究中常以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或存量出发讨论其国内政治影响的做法不同，本文计划从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的视角出发构建理论。流量或存量更加强调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维度，而外资来源国多元化则偏重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维度。正如国际体系的结构不同于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数量，一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也是两个不同的分析概念，而学者们对外国投资者结构的重视尚显不足。本部分旨在以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作为外国投资者结构的一种刻画方式，通过构建一个欧几里得式的空间模型，阐述其影响发展中东道国国家能力的理论机制。
由于国内资本要素的相对稀缺，发展中国家在面对外国投资者时的议价能力相对有限，甚至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让渡自身的政策空间，进而不利于建设其国家能力。而外资来源国的多元化将赋予东道国更多的外部选项，并且增加东道国政府的议价能力，使资本供给者占据优势地位的“卖方市场”更多地转变为资本需求者拥有更多话语权的“买方市场”。以日益增加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例，中国投资者的加入提升了东道国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一些发展中国家运用传统发达投资者与中国投资者的竞争增加了政策空间，获得了投资者的更大让利。
模型试图论证的观点是，外国投资者的多元化总体上有助于东道国国家能力建设。相较于单个外国投资者的情况，两个及多个外国投资者的加入会有助于建议状态更加靠近（至少不会远离）发展中东道国的偏好，而这些偏好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能力的增加相关。并且无论新增投资者的偏好同东道国偏好更为接近还是更为远离，资本多元化都将对东道国实现偏好的促进效应。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发展中世界的国家能力。此处主要采纳乔纳森·汉森和蕾切尔·西格曼开发的国家能力数据库。其中，国家能力被定义为国家有效实施官方目标的能力。这一定义避免了关于国家应该做什么或应该如何做的规范性概念。有能力的国家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并可能通过与社会群体建立不同的关系来实现这些目标。他们的测量尤其强调了国家能力中的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行政能力，这与我们对国家能力作为一种关系型概念的理解颇为一致。不同领域的国家能力的确会存在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体意义上测量国家能力是无用功。当我们关注的领域越小，就越容易将关于政策选择的政治决定与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混为一谈。此外，过分强调不同领域国家能力的差异可能会不恰当地忽视不同国家能力间相互支持、相互增强的事实。并且这种还原主义无法替代汇总数据的作用。相比起简单使用税收占比来作为一国国家能力的代表，用一个合成变量代表整体国家能力无疑具有优势。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发展中国家中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并为此借鉴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构建“外资来源国多元化指数（FDIDI）”衡量一国的外资多样性水平。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在经济学中常被用于测量企业间的竞争程度和产业集中度。为方便解读，我们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的倒数形式作为一国的投资来源国多元化指数。由于同时考虑了投资来源国总数和各投资来源国的规模，多元化指数较好地反映了发展中东道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结构的多样性程度。多元化指数的值可以被解读为东道国所代表的投资来源国“有效数量”，更高的取值意味着外国直接投资来自更多国家并分布得更为均匀。作为一种度量方式，投资来源国多元化指数并不同于常见的外国直接投资指标，如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例和人均外资存量。
为了控制相关的政治、经济和跨国因素，本文纳入了五个变量并控制了地区效应和年份效应。这五个变量分别是东道国的政体类型、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率、国际贸易情况和外资数量情况。
通过使用广义估计方程进行统计建模。文章发现：（1）当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来源国更为多元时，其整体国家能力也越强。（2）在边际效应上，当外资多元化程度较低时，其对国家能力建设也会带来负面影响。而随着外国直接投资多元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国家能力的边际正效应也呈上升趋势。（3）对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产生积极边际效应的条件更为苛刻。这可能是因为最不发达国家在面对外国投资者时议价能力较弱。（4）对不同地区的国家而言，多元化指数在除中东、北非地区外的其他各区域均系数为正，且具有统计显著性，之所以中东和北非国家成为例外，可能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有关。自然资源要素吸引了多元的外国投资者，但该地区一些“食利国家”却并未将其投资于国家能力建设。不过，也没有证据显示外资多元化会恶化该地区的国家能力建设。
在讨论跨国资本如何影响东道国的国家能力时，本文采用国际—国内互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路径，探讨国际经济因素如何产生不同的国内政治后果。这种分析路径使我们与许多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既有研究区别开来。一方面，本文关注的是作为解释变量而非被解释变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本文聚焦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政治效应，而非对国内经济增长、国际合作与冲突等领域的影响。基于对既有国家能力文献的评估，本研究提供了对投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与东道国国家能力间关系的创新性分析。基于欧几里得式空间模型，本文论证了外国直接投资多元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东道国进行国家能力建设。因为新投资者的加入为东道国提供了新的外部选项，使东道国拥有了更为丰富的操作空间，通过提升东道国的议程设置能力和扩大广义赢集的方式帮助东道国实现自身偏好。
上述理论和经验发现亦可对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提供具有启示意义的实践意涵，即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统筹兼顾国家能力建设。雷蒙德·弗农曾悲观地指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权困境”。为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将一部分主权让渡给跨国公司，进而削弱了国家管理经济事务的能力。一些颇具现实关怀的依附论者亦将外国投资者视为对东道国的剥削。重商主义者则将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行为视作母国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延伸。不过基于本文的理论机制，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仍然可以保持甚至扩大相对于外国投资者的议价能力，其要旨在于提高外国直接投资结构的多元化程度。这需要通过逐步且普惠地推进对外开放来实现。
（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3期。此为缩减版，注释从略，查看全文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