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军】新时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议题的新扩展
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内容和途径，也改变了国家与市场互动的基本逻辑。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相对年轻且充满活力的学科。基于20世纪六七十年国际关系实践出现的重大变化以及重商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学术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脱颖而出，并在探索政治与经济相互关联的过程中为一系列新的国际现象提供了更多维度的解释。过去数十年来，越来越多学者聚焦政治（国家）与经济（市场）以及国内与国际的互动关系，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断更新与迭代发展。如今，世界进入了大变革、大调整的新的历史时代，国际实践随之呈现诸多新的变化与特征，影响和制约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际互动关系的新因素不断涌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和重要机遇。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全球主要大国或大国集团在经济、政治、科技和治理等领域的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并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全局性和系统性影响。相比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形成时的两极格局以及冷战结束初期的“一超多强”格局，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要复杂得多。
作为百年变局的关键变量之一，以经济实力为代表的国际力量对比呈现新的特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据，早在2007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总量就超过了发达经济体；2021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衡量的经济总量已超过发达经济体的七成。作为两类国家群体的代表，金砖国家和七国集团成员之间的经济总量对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20年，金砖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总量已超过七国集团。同时，在两类国家群体内部，不同经济体的经济表现也出现明显分化。正因如此，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加剧和国际关系加速重组，国际协调越来越难以形成共识。
同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使世界市场面临新一轮重构。二战后，西方国家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指引下更加积极倡导自由贸易，并逐步将世界各国都拉进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如今，很多西方国家内部矛盾高位累积，政治动荡加剧，支撑经济全球化的政治与社会基础明显削弱，各种保护主义盛行，政策内顾倾向加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扩大开放的道路上逆势前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全球范围内开放与保护两种力量的较量加速了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衰落，因而也将从根本上动摇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赖以形成的实践基础。
这些变化不仅深刻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互动的基础，还推动了国际市场体系运行模式、各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国际关系模式的多元化。过去数十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国内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并成为世界市场中的主角，世界市场的中心-边缘结构深刻演进，甚至在一些领域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使得基于西方市场经济理念、西方视角、西方实践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日渐式微，越来越难以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提供合理解释。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和国际互动实践的过程中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从更加广泛的全球视角来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话语的多元化。尤其是中国理念的融入和中国经验的阐释将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增长点和理论创新点。
二、核心问题的新探索：国家与市场互动的网络化
从国家与市场互动角度来观察和分析国际关系现象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探索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互动逻辑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任务。自现代国际体系建立以来，主权国家与世界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便构成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主要内容。过去数百年来，人们看到的是，主权国家开拓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能够强化主导国家的权力，两者也逐步形成了相互作用、相互强化、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体。但是，面对发达国家频繁推出的脱钩、断供、制裁等乱象，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在考察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时对两者过于褊狭的定位越来越脱离当今世界的现实，因为国家与市场的双向互动已朝着更加复杂的网络化方向发展。
从内向维度来看，国家主体与市场主体的异质性特征更加明显，并且不同主体发挥的作用也更加均衡。在国家层面，拥有不同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体系的国家逐步走在国际经济博弈的前沿，并决定了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拥有相同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体系的国家，其对外经济政策和活动也往往因其国内政治思潮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在市场层面，随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形成，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发达经济体越来越难以实现对世界市场的主导和控制。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一个新的现象是，那些拥有关键初级产品和中间品的国家在国际经济中拥有的发言权显著提升。这反映了在各国相互制约的复杂相互依存关系中，国家与市场多层次、多维度的互动关系。
从外向维度来看，主权国家与世界市场的互动关系也日渐超出政治与经济范畴，基于泛化的安全考量日益嵌入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与活动。近年来，在很多议题领域，一些西方大国将国际经济关系作为谋取自身利益和迫使他国承担更多义务的工具，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安全化和武器化，主权国家与世界市场正常的互动关系遭受严重阻碍和干扰，国际协调与合作举步维艰，经济全球化出现了碎片化、区域化、本土化趋势。同时，主权原则与市场原则的矛盾与对立日益加剧，并在全球主要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竞合关系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在泛化的国家安全利益驱动下，国家与市场互动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形成了国际国内层面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各因素错综复杂的联系。
三、议题领域的新拓展：国际经济与政治的数字化
近年来，以新兴技术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带领人类社会步入数字时代，并深刻改变了国家政治与经济的组织形式，推动了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重塑，也对全球竞争格局演进带来了深远影响。这不仅为国家与市场的互动模式提供了全新的场景，更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完全不同以往的实践条件和基础。
从经济维度看，数字技术进步及其广泛应用大大拓展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议题领域。尤其是在全球数字产业、数字贸易、数字货币金融和数字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国家与市场的互动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一方面，传统议题领域加速推进数字化，既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创造了新的发展动力，也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数据本身已成为一种需要在国内和国际层面进行优化配置的要素，并将深刻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博弈的对象和途径。
从政治维度看，数字技术拓展了国内社会主体的政治空间，扩大了普通公民和社会团体的政治参与，并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与活动产生了更加直接、快捷和广泛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拓展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促进了各种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传播，大幅提升了个人、阶层、群体的权利意识。在此背景下，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迅速蔓延，并与贸易、金融、产业等各领域的保护主义交织融合，引发了世界市场的摩擦、争端乃至混乱。另一方面，网络政治的兴起使任何主体的政治表达更为直接和平等，改变了国家决策模式，也弱化了政府决定对外事务的权力，从而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国际层面，借助网络平台的传播，很多经济领域的问题逐步演化为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争论，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被各种形式的政治化所裹挟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之一。
总之，数字技术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内容和途径，也改变了国家与市场互动的基本逻辑。因此，理解数字时代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实践，必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