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晚年恐惧”（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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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逼近的老龄化时代，养老金一旦处置不当，可能会成为压垮改革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
作者：朱大可，学者，文化批评家，作家
“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的方案，等于剥夺了辛勤劳作的中国人享受晚年幸福的基本权利，引发各地舆论哗然；清华女教授“15年义工论”，或置数千万老年人于无法领取养老金的“财务真空”，一发声便激起广泛民怨；而政府制定出台的“以房养老”意见，因面临“70年产权”等难以逾越的“路障”，更是触发民间反弹，以致民政部不得不反复解释，以平息公众的怒气。若此类“养老金论战”长期蔓延下去，则持续折射着中国人对自身命运的严重焦虑。
社会保障体系建构不全，跟经济总量的飙升形成讽刺性对比；国家公积金管理不善，却拒绝民众自主选择优质基金管理机构；政府挪用和管理形成的失误，其后果却要由民众自己埋单，这似乎正在成为政府的基本策略。但它的功效不是为政府解脱困厄，而是腐蚀“中国梦”的内核，令其沦为一个难以企及的幻影。
国民焦虑和社会恐惧，是21世纪中国的最大心理危机。中国人的晚年恐惧正在不断加剧，究其原委，就是对朝令夕改的政策的深层疑虑，反映出日益严重的政府信用危机。有网民为30年来的政府口号梳理出一条渐变的线索——从30年前的“计划生育好，国家来养老”、20年前的“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10年前的“养老不能靠政府”，最后成为当下的“65岁退休再说”，这种政策承诺的戏剧性演变，向我们验证了行政诚信体系的凋谢。
医保和养老制度与民众日常生活正在面临两大错位：重病高发、低额医保与高价医疗之间的严重失调；通胀撬动的高昂消费指数与低微退休金之间的严重失调。这两种失调，是中国人晚年恐惧的根源。
鉴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执行，中国社会正在迅速进入老龄化。老人将成为人口构成的主体，而他们的权利和诉求，仍未能得到应有的倾听与尊重。中国目前有2亿老人（60岁以上），其中至少1亿人身患慢性病；而中国城市老人贫困率约为23%，农村高达近30%。他们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处于不断动摇和消解的危机状态。如果没有足够的积蓄，或孝顺的儿女依托，现在又有哪个养老院或社会机构愿意背这沉重的包袱？
其实，恐惧不是老年人独占的心理感受，不同年龄段的中国人，都要面对自身独特的恐惧主题。1987年，一帧《我要读书》的大眼睛女孩照片，引发了人们对乡村儿童生存状态的强烈关注。那双好奇的眼睛里，流露了难以言喻的疏隔、戒惕和不安。而现在，这种表情已经从儿童转向老人，进而向各年龄层扩散。
幼年恐惧，导源应试教育体制的畸形。在贫困乡村，人们担忧的是教育缺失；在发达城市，人们担忧的却是教育过度膨胀、过度依赖标准答案、过度强调知识量和解题的顺从性，完全无视想象力、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无视正确的公共交往和表达方式、无视以普遍价值为基准的人类德行，由此引致“童年早谢”和“精神早衰”。有钱人可以把孩子送到国外作“教育避难”，而普罗大众只能被迫跟这种体制长期周旋，甚至最终沦为痛苦的祭品。
青年恐惧，多缘于天文数字的新生活预算。大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尤其在非出生地谋职之后，被迫面对结婚、购房和生育的沉重经济压力。而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出现了数十万大龄未婚群体，因为终止婚姻计划，是卸下生存重负的惟一方式。
中年恐惧，是基于对迅速增长的癌症发病率的惊骇。尽管卫生主管部门矢口否认，但许多网民在微博交流中都透露，在自己的个人生活圈里，肿瘤患者在不可遏制地迅速增加。这癌症景观是令人惊骇的，它不仅制造死亡，而且描绘着民族的悲剧性面容。
本文所陈列的景象，还不是所有现实恐惧中的全部。政府部门如果丢失诚信，则公民缺乏安全感，这是更大危机的危险先兆。在日益逼近的老龄化时代，养老金问题一旦处置不当，可能会成为压垮改革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决策者须以更高的智慧来解决这一难题，而非放任它对国家诚信的侵蚀。
所幸的是，恐惧感只是一种心理警报，坐拥11万亿元年度财政收入的富庶政府，必然具备足够的社会保障能力，而它的惟一方式，就是放弃以延迟退休和提高缴纳养老金额度来转嫁危机的策略，履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承诺，建立完善健康的社会福利体系，以修复政府诚信体系，让恐惧从民众的眼神里彻底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