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洋政府18天收回外蒙治权纪实
直到清末，外蒙古仍在中国的疆域范围之内，其北端与俄国贝加尔省相接壤，共立有中俄国界标牌九十六处。辛亥革命后不久，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受沙俄政府的唆使，才宣布外蒙古独立，其后便一切听命于沙俄。
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坚决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为了解决这一分歧，中国、俄国、外蒙古三方进行了多轮曲折复杂的谈判，最终签订“中俄蒙协约”。根据协约，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协约又规定外蒙古对内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这就意味着外蒙古仍未脱离俄国的势力范围，中俄两国在外蒙古也都分别驻扎着军队。
从那时候起，中国政府一直在为外蒙古撤治准备条件。最大的障碍仍是俄国，然而十月革命的爆发却自动为中国消除了这一障碍--原驻外蒙古的沙俄军队陆续撤回国内，闹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又因忙于内战而无力兼顾外蒙古。
随着俄国在外蒙古的统治暂时陷入真空，一部分外蒙古王公担心日本乘虚而入，便联系陈毅，表示愿意撤治(撤销自治)，重新回归中国。
徐树铮
就在徐树铮厉兵秣马、积极准备之际，外蒙古的撤治问题也有了新的进展。经过多次谈判，1919年8月4日，王公们在库伦召开大会，与陈毅商定了撤治的两条原则，即“恢复前清旧制”以及由王公总揽政权。
陈毅随后将交涉情形电告北京政府。龚心湛内阁讨论后，对达成的两条原则无意见，但提出应该走一下程序，也就是先让外蒙古王公以全体人员的名义呈请恢复前清旧制，然后再由政府与之具体磋商条件。
接到北京的训令，陈毅却没有照办，只是敷衍说，外蒙古希望先以非正式协商的方式谈妥各项条件，否则便不能安心撤治。
外蒙古高层由王公和喇嘛共同构成，但在撤治过程中，陈毅一直是与王公打交道，从未与喇嘛直接接触。自库伦大会起，撤治的商谈过程以及达成的条款均系秘密进行，俄国及喇嘛都毫不知情。
对于喇嘛，陈毅的想法比较一厢情愿，他是希望让王公去说服喇嘛，再通过喇嘛去说服活佛。王公们答应去对喇嘛进行说服，对于说服的结果，他们提供给陈毅的信息也非常乐观。陈毅信以为真，他给北京政府发去电报：“至于喇嘛方面，王公既愿，彼必无词。且活佛亦久向中央，殊无可虑。”
9月26日，他再电北京：“喇嘛方面，经王公竭力疏通，亦全体通过，册封一事……复经回禀活佛，亦奉允许。”
10月1日，陈毅派秘书黄成垿将与王公磋商好的条件草案送往北京，这就是“外蒙古善后条例”，共六十三条款，也可简称“六十三条”。
陈毅没有想到，王公们给他提供的有关疏通喇嘛成功的消息居然全是假消息。就在他派黄成垿进京的同一天，活佛哲布尊丹巴给徐世昌写了一封亲笔信，对“六十三条”表示明确反对。
10月23日，徐树铮由北京启程，急赴库伦。
出发前一天，他去谒见徐世昌，谈到自己还没有见过撤治的条件草案。徐世昌马上让他去向国务院秘书厅调卷，这一调来的卷宗正是陈毅派黄成垿送来的“六十三条”，上面还有外交部所加的签注。在徐世昌的允许下，徐树铮得以携带此卷北行。
在决定自己入蒙的同时，徐树铮命令西北军第三混成旅由宣化徒步前往多伦，然后再在那里乘汽车前往库伦--自出任西北筹边使以来，他就未雨绸缪，购买了80辆大型卡车，作为日后运兵之用。与之相应，西北军里校、尉一级军官都有一个与其他军队不同的技能要求，即必须学会开汽车、火车以及掌握车辆调度等知识。
从多伦至库伦约有两千里路，途中多沙碛，尽管徐树铮事先已在路途上设立交通站、开凿水井，但仍时时会遇到缺乏饮水的困难。这样的话，就算以汽车输送，预计也得五到六天。为了保持军容的整肃，徐树铮又特别多加了一天，规定七日之内到达，他自己的座车则与先头部队一道前行。
10月29日，徐树铮一行到达叨林，此地距库伦尚有140里。他忽然下令停车，并通过电话，与驻库伦的日本武官松井中佐的办事处取得了联系。
徐树铮早在留学日本期间就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与日本人对话用不着翻译。当松井本人亲自接电话时，徐树铮先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和使命，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根据我派驻库伦的办事人员报称，贵国派驻库伦的武装部队多达两千余人，请问是否真有此事？”
日本在库伦的驻兵是100余人，徐树铮也已经侦察到了这一情报。他故意夸大其词，只是想诈一诈松井，让他自己承认日本有驻兵在库伦。
松井不知是计，果然急忙申辩道：“你这一情报是不确实的，我这里实在仅驻了120人的武装部队呀！”
徐树铮听罢哈哈大笑，“我并非准备与你们对垒作战，你们的驻军数目多少都与我无关！我所要问的是，你依据中日两国何项条约，公然在中国领土内的库伦驻军？”
松井这才明白徐树铮说话的用意所在，可要否认也来不及了，他支吾半天，才为自己找到理由：“这是我国政府因为库伦地方不靖，怕外交人员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派来少数军队，以策万全，并无其他用意。”
松井“鲁班面前弄斧头”，真是越辩越乱，越乱漏洞越多。两国之间，即便派再少的军队到对方国去，也必须根据事实，征得对方国的同意才行。松井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已经明显越轨。
徐树铮见状也不再跟他客气，遂严正告知松井：“你们现在驻军库伦，既无条约依据，又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显然是违法行为。”
他要求松井必须在三小时之内，将驻兵的武器送缴中方驻库伦的办事处，“倘若超过了时限，则我所率的部队进入库伦时，如双方发生冲突，其一切责任须由阁下负之。”
不到半个小时，库伦办事处的电话来了：“日本武官松井已将驻库伦军队120人的武器，全部缴来。”徐树铮这才下令车队继续向库伦开进。
吓退日本人之后，接下来还得对蒙古人进行心理战。在挥军开入库伦之前，徐树铮做了特别的布置，他要求每一辆卡车限载二十名官兵，每名士兵都将所携武器尽量显露在外，以此给人造成器械鲜明、军容甚盛的印象。
卡车进入库伦市区后，又特意绕着几条繁华街巷徐徐前行，接着才开往库伦西郊的红城军营。
进入军营，士兵一律不下车，而是在军官的监视下，俯伏于车厢之内，加上车身以巨幅帆布覆盖，车外根本看不到车内有人。这些车子在营房内稍事停留，即开到离库伦不远的地方，重新混入新来的兵车行列之内，一同进入库伦市区。
如此来来往往，把库伦城的外蒙古人看得眼花缭乱，不知道西北军究竟来了多少人马。
红城军营乃袁世凯当政时下令修建的驻军区域。这座军营规模很大，能够容得下足足五个师。徐树铮只带来了一个旅，虽然西北军混成旅的编制名额比一般部队要多，但也只有八千多人，无法住满营房。徐树铮的设计是，每个连应入住容纳一个团的营房，即便营房内人不多，但营房门口必须布满哨兵，并严禁当地人接近营区。
外蒙古人不知真相，看到后以为每座营房都住满了人。这样粗略估计下来，进入库伦的西北军至少不下五万人，与进城时的气派完全对应。
此时日本驻兵的缴械事件已经传遍全城，令一般外蒙古人对徐树铮更是奉若神明。
外蒙古人其实并不好骗，徐树铮抵达库伦后，就发现他们的性格中有多疑的一面。这让徐树铮想到，如果今后在谈判交涉时使用翻译，不但会失去原意，还很容易导致误会。为此，他在到库伦的第三天就请来一名蒙古语翻译，向对方学习蒙古语。他还特地关照左右：“在我学习蒙古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事故，概不会客。”
徐树铮在京时就对蒙古语有所留意，加上他天资极高，所以仅花了两周时间“恶补”，就已经能大致掌握蒙古语。后来与外蒙古高层的谈判交涉，他都是自己说蒙古语，而不用翻译。
除了学说蒙古语外，徐树铮还对外蒙古高层的情况做了详细了解。
外蒙古有自己独特的官僚政治体制，其高层分为两派，其中王公称为黑派，喇嘛称为格鲁派。在前清时，外蒙古实行政教分离，黑派王公治政，格鲁派喇嘛管教，各有所司。自宣布独立起，活佛哲布尊丹巴成为政教合一的领袖。哲布尊丹巴信赖喇嘛，于是在沙俄的支持下，格鲁派喇嘛便得以全面把持政权，黑派王公则受到了排斥。
概而言之，王公一派提出撤治，其真正目的并不是要归附中央，而是想趁着俄国内乱，无力兼顾外蒙古之机，摧毁喇嘛秉政的政治法律依据，以夺回他们手中失去的权力。
在掌握这些内幕后，徐树铮认为陈毅抛开喇嘛，只以王公为唯一交涉对象的做法是不对的。道理很简单，撤治是王公的一致意愿，没必要再做什么工作，现在的阻力全部来自喇嘛，他们为了维护既得权位，对王公所提出的撤治倡议必然抱有本能的敌意。
格鲁派喇嘛不可忽视，除了他们实际把持政权外，还在于宗教对于外蒙古的政治和世俗生活有着无可替代的影响力。在这里，即便是王公，若不借宗教之力，也“不能行其权”。
徐树铮得出结论，外蒙古撤治之关键不在王公，而在喇嘛。他明确表示：“活佛强制之力尚在，纵全数王公迫请，而活佛不应，终无如何。故喇嘛一流人物，未可过于抛荒。”
接着，徐树铮又发现，陈毅自鸣得意的“六十三条”也存在很大问题。
陈毅非常希望达成撤治，以建成不世之功，但他却不知道要巧妙地利用王公与喇嘛之间的矛盾，以达成政治上收回外蒙古主权的目的，而只是很呆板地和王公代表商讨办法，结果导致“六十三条”简直就是他在帮蒙古王公向北京政府“争取”自治，而不是“撤销”自治。
在前往库伦的路途中，徐树铮一路上对“六十三条”进行研究，已经弄清了其中的利弊所在。一到库伦，他就找陈毅商量此事，但陈毅把徐树铮招来库伦，不过是想借重一下西北军的声威，其实根本不想让徐树铮插手自己一手经营的撤治交涉。
自此以后，只要徐树铮一谈到与撤治有关的事，陈毅就刻意回避，其态度和黄成垿类似。另一方面，他又继续钻牛角尖，在哲布尊丹巴已经公开表明反对意见后，索性和王公们抛开喇嘛、活佛，单独实施撤治行动。10月底，王公具名递送了一件请求撤治的呈文，由陈毅电达北京。
在格鲁派喇嘛看来，王公们一意孤行地向北京递送撤治呈文，无异于在自治政府内部发动政变，他们岂能容忍。于是，格鲁派的态度变得比黑派还要强硬，双方剑拔弩张，气氛十分紧张。
与此同时，哲布尊丹巴又特派地位仅次于他的嘉亨尊活佛前往北京，送来他致徐世昌的第二封亲笔信，继续表态不承认“六十三条”。嘉亨尊莅京后，为了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还“意欲请美使援助”。俄、法等国闻讯后，也闻风而动，分别就喇嘛入京一事向中方提出了问讯。
此时靳云鹏已继龚心湛组阁。意识到外蒙古局势不断恶化，徐树铮直接致电新任国务总理靳云鹏，一针见血地指出，“六十三条”有“七不可”，若完全依据该条例行事，即便撤治成功，外蒙古也将由王公总揽政权，中央无法行使完全主权，撤治云云不过是徒托空言而已。他同时要求待他召集筹边会议研究后，再决定下一步策略。
徐树铮不上书还好，这一上书，事情却变得更复杂了。
1919年11月10日，当徐树铮再次找陈毅谈“六十三条”时，陈毅还是吞吞吐吐，顾左右而言其他。这使得徐树铮意识到，陈毅已经被自己制造的假象困住，走不出去了。如果这时候他撒手不管，不但撤治一事必将成为镜中花、水中月，中国政府在外交、政治上也将面临非常棘手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
对于徐树铮而言，撒手不管其实是最轻松也最安全的，不单政府那里完全可以卸责，也不会造成与陈毅的关系紧张。可是，“听取国家损威失重，非树铮所忍出也”。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徐树铮不顾政府明令，毅然决然地从陈毅手中抢过了交涉权，他同时向国务院立下军令状，誓言他将不用一刀一枪，在三五天之内就完成交涉。假如不能成功，甘愿“息影南归”，待陈毅办结之日，再去负荆请罪。
11月11日，徐树铮召集筹边会议，对撤治事宜进行磋商。会上，针对陈毅交涉失败的症结所在，他提出了两条新的交涉原则：主权原则，撤治后政权应收归政府，不能政府收其名，王公收其实；策略原则，交涉对象以王公为主改为以喇嘛为主。
自抵达库伦以来，徐树铮一直在观察喇嘛高层的态度。喇嘛高层共有四位显要，徐树铮经过接触发现，担任外蒙古自治政府总理兼内务总长的巴特玛多尔济乃掌握政府实权的核心人物。他由此认定巴特玛多尔济是一个必须极力争取的突破口，“撤治之事多向此人身上加工，定可得手”。
拿定了主意，徐树铮便主攻巴特玛多尔济，对其“结之以信，感之以情”，同时又对症下药，尽量满足对方个人的要求。
外蒙古宣布独立后，活佛拥有王爵册封权，结果造成了封王过多、册封不公的弊端。在喇嘛高层的四位显要中，巴特玛多尔济年纪最大、权位最重，可是其他三人都封了亲王，而他偏偏只有王衔，没有实际被封。他对此耿耿于怀，在与徐树铮的交谈中，他答应会去劝活佛撤治，同时提出希望事成之后，中央能够册封他为亲王。
徐树铮听后，当即向他许诺，表示一旦撤治完成，马上由中央加封他为亲王，“王衔立可册真，并其弟皆双俸”。
与巴特玛多尔济谈话的第二天清晨，徐树铮一个人独坐默思，考虑如果得不到他想要的答复，应该怎么办。
西北军到达库伦后，陈毅曾向徐树铮建议应对喇嘛一派示威。徐树铮不同意，他认为边事与兵事的道理相通，不外“恩威并施”四字，若一味示威炫武，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并不足取。
在徐树铮看来，外蒙古人性格多疑，初期不能太过示威，过威则不易近，所以一定要先结之以恩，也就是采取怀柔政策。结恩之后，时间一长，可能又会被蒙人轻视，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威以折之”。徐树铮料定，蒙古人无实力，必然因惧而就范。接着再待之以恩，以结其心。
现在“恩”已经施给了巴特玛多尔济，假如活佛一时劝说不了，巴特玛多尔济又因此产生了畏难情绪，徐树铮就打算示“威”了--自然活佛是不能动的，但包括巴特玛多尔济在内的四位喇嘛高层都能动，到时可以给四人定个“不能善辅活佛”的罪名，假装予以拘禁，以逼迫他们再对活佛施压。
徐树铮正在一个人想着心思，巴特玛多尔济忽然匆匆前来。据他说，昨晚分别后，他连夜拜见活佛哲布尊丹巴，劝其取消自治，并痛陈利害，为此还哭了鼻子。在他反复劝说下，哲布尊丹巴已口头同意撤治。
在此之前，徐树铮已在活佛身上下了不少功夫。筹边使署总务厅厅长王荫泰是徐树铮身边的红人，同时还是个美少年。他和一位活跃于库伦社交场的蒙古贵妇好上了，二人传出了罗曼史，而这位贵妇其实是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弟媳妇，由于她能常常接近活佛，所以在政治上很有力量。
徐树铮得知后，就让王荫泰施展“美男计”，通过活佛的弟媳妇对活佛进行游说。活佛最后能够同意撤治，据说主要还是来自这位弟媳妇的劝告。
活佛同意，还不能够一锤定音，因为秉政的是格鲁派喇嘛。涉及他们的权利，必须还要讨价还价，且不说时间会拖得很长，就算最终达成协议，也极可能是一个喇嘛版的“六十三条”。
巴特玛多尔济是个城府极深的老狐狸，他能这么爽快地把消息告诉徐树铮，本身也有施缓兵之计的目的。徐树铮将计就计，对巴特玛多尔济说今晚就和他一起去与活佛面商撤治的办法。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徐树铮还担保这一定会是一个春风拂面似的谈话过程，“决不令活佛有失体面，或喇嘛王公有何不均”。
1919年11月14日，徐树铮风风火火地闯入巴特玛多尔济的寓所，要对方履行约定，和他一道去敦促活佛率众请求撤治，并且要求把具体撤治的条例完全简化，一切详细办法待撤治完成后再另行商定。
徐树铮的这一说法与“春风拂面”已经完全不同，就是一个霸王硬上弓的做派。巴特玛多尔济见势不好，只得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加以推诿。
徐树铮顿时变了脸，他声色俱厉，放出了“祸蒙之罪，不在活佛而在喇嘛”这样的狠话，接着又恶狠狠地表示他可以将撤治的日期再宽限一天，但事情必须在第二天晚上解决，否则就不用谈了--他会马上逮捕活佛，巴特玛多尔济本人也别想跑，“执事虽老，亦当随行”。
巴特玛多尔济哪里料得到白天态度还温婉亲切、彬彬有礼的这位汉家大将会突然变脸，而且变得如此彻底冷酷，当场被惊得目瞪口呆。在徐树铮的逼迫下，第二天他赶紧召集喇嘛王公全体会议，决定先由自治政府的各部部长在自请撤治的呈文上签名盖印，然后再让活佛率众向北京政府送上呈文。
徐树铮对外蒙古人的“狂暴”举动令陈毅都不太适应，觉得太过分，还是应该采用怀柔政策为好。徐树铮给他的回答是：只有非常之人，才能立非常之功，也才能做出非常之举。
陈毅听后颇不以为然，但交涉权既然已经被徐树铮夺了过去，他觉得多说也无益。
11月16日晚，徐树铮邀陈毅小聚。二人放量痛饮，徐树铮的酒量很厉害，把陈毅灌得酩酊大醉，昏昏睡去。一觉醒来，徐树铮告诉他，活佛哲布尊丹巴已经在给中央政府的呈文上签了字。
陈毅听了大吃一惊。原来徐树铮唯恐夜长梦多，等不及让活佛再考虑考虑。就在他和陈毅举杯痛饮的同一时间，他办了一桌“鸿门宴”，令参谋将哲布尊丹巴等人请来吃饭，席间就有言在先：活佛不在呈文上签字，今晚谁也不能走！
11月17日，外蒙古自治政府将自愿撤治的呈文分别送交都护使陈毅、筹边使徐树铮，请求代转呈送北京政府。北京政府收到呈文后，徐世昌即以大总统身份发布明令，宣布取消外蒙古自治，同时废除相应的中俄条约。
(本文选自于《民国总理段祺瑞》，现代出版社出版，2016年，作者关河五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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