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妇骂"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被判死 因何获救?
本文摘自《毛泽东的81个第一次》 唐春元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面对群众，毛泽东总是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热情，即便有的群众有些过激的言行，他仍然要求党和政府的干部，多从自身查找原因。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历过两次挨老百姓的“骂”，但他总是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这样，使党的威信与日俱增。毛泽东第一次“挨骂”发生在1941年6月。
当时，为了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开支的需要，陕甘宁边区在自力更生的同时，也加大了公粮的征收，因而引起了部分群众的不满。
6月3日这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正在开会时，原本天气晴朗，却突然电闪雷鸣，暴雨骤降。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被雷劈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也被雷电击死了。
雷电劈死人本来是很偶然的自然现象，但这些事传开以后，却引得传言四起，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老天对人间的惩罚，是报应，大难就要来临了。”这时候，一位到延安赶集的农民却说了一句让人震惊的话：“老天爷为什么不开眼，响雷怎么只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这还了得，怎么当众骂毛主席？延安保卫部门闻讯后，立即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要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惩处，杀一儆百。同时，保卫部门及时把这件事上报到了党中央。这件事也从警卫员和身边工作人员口中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几个工作人员气愤地说：“怎么这么胆大包天，敢骂主席，要保卫部门把他抓起来，看家是不是地主富农。”有的说：“不仅仅是抓起来，应该枪毙，看谁今后还敢不敢发泄对党和政府的不满。”
毛泽东听后，却不这样认为，他淡淡一笑，说：“群众‘敢’骂我毛泽东，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或者是边区政府的一些政策引起群众的不满，应该很好地调查一下，不能急于抓人，这会影响我们与群众的关系的。”
同时，毛泽东也做了一些调查，向当地群众了解了这个农民骂“毛泽东”的原因。具体原因基本搞清楚后，毛泽东立即找来延安保卫部门的同志，耐心地对他们说：“同志们哪，群众发牢骚，骂我毛泽东，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点，政策需要调整和完善。我们必须多从自身找原因，并加以认真解决。要允许人家说话，就是讲错了也不要紧。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这次‘骂人’事件还是事出有因的，我已经做了大概的调查，起因是我们的救国公粮任务太重。这是的确存在的情况，从1940年以来，边区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所以，群众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但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说明群众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只是对我们的工作作风有意见嘛！明天，我找有关部门来研究一下，先派人到下面去调查调查，看我们对农民的负担应该在什么样的程度，不能压得太重，太重会压垮人的。所以，对那位骂我的农民，只能做解释工作，切不可给任何处理。”
不久，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天老爷怎么不劈死毛泽东”，等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立即把伍兰花抓起来，并拘押到延安，由中央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这件事后，立即严肃地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也不是专门抓人和处理人的，而是要解决我们队伍的纯洁性的问题，是为了壮大我们的队伍。如果像你们这样，不做调查研究，不分析原因，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吗？这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又有什么两样呢？据我了解的情况，人家骂我们，骂我毛泽东，是事出有因，而且我认为人家骂得也有些道理呀！”
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他找人叫来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聊天拉家常话。伍兰花告诉毛泽东：她家共六口人，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才10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却变了，干部不仅多要公粮，而且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当时，心里很难过，就骂了共产党和政府，骂了您，请您处分我吧！但是，毛主席，我求您了，别关我，别杀我，我一大家子人，都靠我一人干活呢！
说完，伍兰花就在毛泽东面前跪了下来。毛泽东赶忙扶起伍兰花，真诚地对她说：不会的，我们不会对你做任何处理的！而且你刚才提出的问题，我们也要做专题研究，并尽快拿出解决办法的。
说完，毛泽东又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说：“把这位叫伍兰花的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绝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兰花回村以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讲了毛泽东对她讲的那些肺腑之言。村民们听了后都说：“古人讲，‘宰相肚里撑大船，将军头上跑快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个不怕雷打、不怕鬼诈的大人物！”
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并举一反三，下决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例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深入调查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所以，在1941年11月6日开幕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当开明绅士李鼎铭等11人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时，毛泽东立即予以采纳，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11月18日，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后来，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面对当时十分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在1942年12月又明确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根据这一总方针，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各界，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毛泽东还把大生产运动与1942年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在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节。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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