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刘亚楼：他是唯一敢断林彪家务事的人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9期
“开国上将刘亚楼旧居遭强拆！”近日，来自哈尔滨市双城区的这则消息成为舆论关注焦点。8月28日，哈尔滨市双城区政府表示，将对“开国上将刘亚楼旧居”等7处被人为破坏的不可移动文物实施原址重建。
刘亚楼是我军首任空军司令员、人民空军创始人、著名开国上将。1965年5月7日病逝，年仅55岁。
刘亚楼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刘亚楼性烈如火，有绰号曰“雷公爷”，在空军中可谓“热度”非凡：“苦不怕，死不怕，就怕刘司令来训话。”毛泽东说他“战功卓著”，林彪说他是“天生的军事家”。他自己说：“坐在蒸笼上也要保持中国军人的风度。”
他是我军历史上屈指可数啃过苏联“洋面包”的高级指挥员，是极富现代军事素养的名将。他注重仪表的整洁，皮鞋总是擦得锃亮。他的严厉闻名全军，甚至有人称之为“雷公爷”。他又是一位叱咤风云，称得上“常胜将军”的上将。长征路上，许多硬仗、恶仗几乎都有他的精彩之笔。解放战争中，他在东北、华北协助林彪、聂荣臻运筹帷幄。平津之战，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在他的指挥下仅29小时即被攻克。
刘亚楼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生第二天母亲去世。父亲无力抚养他，后由一位叫刘德香的铁匠抱养，取名刘振东。养父见小振东天资聪颖，宁可委屈自己的孩子不上学，也节衣缩食地把小振东送去读书。小振东于1922年毕业于崇德初等小学，进入湘店高等小学，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学。由于交不起昂贵的学费，加上时局动乱，刘振东被迫辍学回乡，崇德小学聘请他当了教师。校长刘克模是个共产党员，他对这个正直上进的青年十分赏识，刻意培养，邀他参加了家乡反抗恶霸的组织“铁血团”。
不久，刘克模又介绍刘振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刘振东为自己改名刘亚楼，他说：“为了革命更上一层楼，为了中国更上一层楼。”
刘亚楼在武北汀南有“神枪王”的美名，能文能武的他开始崭露头角。1929年12月下旬，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召开著名的古田会议，同时创办红四军随营学校。刘亚楼光荣地为会议站岗放哨，还被送入红校学习。1930年3月，经过严格的分级考试，他以门门优秀获得连长资格。之后，他在红军队伍中一步一个台阶地晋升，到1932年10月任红二师政治委员，时年23岁。从连长到师首长，他只用了两年半时间。
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期间，刘亚楼屡建奇功。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期间，他出色地贯彻“诱敌深入”的计策，率35团一路上故意丢弃一些包袱、马灯，造成溃败假象，将张辉瓒部诱至龙冈九菜岭下，然后率部返身杀“回马枪”围歼张部，为毛泽东书写“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的传奇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经毛泽东特批，张辉瓒的手表作为战利品奖给了刘亚楼。第三次反“围剿”，他率部勇猛冲锋，在石城一战身负重伤，被装殓入棺，幸而张赤男发现他一息尚存，经抢救脱险。第四次反“围剿”猛攻南丰失利时，刘亚楼向朱德、周恩来建议撤围南丰，之后率11师参加黄陂伏击战，全歼敌52师，活捉国民党师长李明，斩获甚丰。长征路上，刘亚楼任红一军团红二师政委，红二师作为中央红军开路先锋，一路斩关夺隘，突破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率先翻越夹金山，为全军踏开雪路……毛泽东在哈达铺赞扬他说：“你刘亚楼一路敢打敢冲，战功卓著嘛！”
1938年1月28日，刘亚楼升任抗大教育长(1937年红大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不久后搬到凤凰山下的窑洞居住，与毛泽东为邻。罗瑞卿副校长特别交待，除抗大的工作外，要帮毛泽东整理文件资料。刘亚楼欣然从命。
1938年4月初，毛泽东决定派爱将刘亚楼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显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深感刘亚楼将才难得，并经过多年战争洗礼和教育工作锻炼，可堪造就。
伏龙芝军事学院是苏联的高等军事学府、研究诸兵种合同战斗集团战役问题的科研中心。身经百战的刘亚楼却因语言障碍无法听懂这些高深的知识，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一次他在医院住院，由于语言不通，向女护士比划要两个枕头睡觉，对方误解为刘亚楼要她一起睡，十分愤怒，等到找来粗通汉语的院长了解此事后，才化解了这场误会。此事给刘亚楼的触动很大，他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一场学习俄语的战斗。俄语驾轻就熟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参考材料和军事名著，跟踪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
1941年，苏联面临法西斯德国入侵的危险，斯大林判断，德军进攻莫斯科必定沿着1812年6月拿破仑远征莫斯科的路线，即经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东进。刘亚楼认真研究了当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路线后，认为德军主攻的方向不会是这条线，因为德军的机械化装甲大军不同于拿破仑的骑兵，不能走土质松软，水网、稻田遍布的路线，而走白俄罗斯至莫斯科路线距离最短，沿途土质坚硬，适合德军装甲集团的突袭。刘亚楼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在苏联养病的林彪的认可。纳粹德国的闪击战也最终证实了这一判断。可惜在战前，刘亚楼的意见没有被苏联最高军事领导人斯大林采纳。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在长达四千余公里的广大战线上，从海陆两方面分4路进入我国东北，闪击日本关东军。刘亚楼化名王松，随苏联红军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当他正渴望为党效力时，一个军事事故险些使他冤死于苏军法庭。
在司令员麻列茨科夫元帅统领下，刘亚楼随第一远东方面军主力，从格罗迭科沃地区向穆棱、牡丹江方向快速突击，先头分队已攻占了佳木斯外围的一个制高点407高地。由于空军和地面部队联络失误，地方部队进展神速，提前占领日军阵地，却遭到了苏军飞机的一阵误炸，炸伤了占领制高点的部分苏军。当天的值班参谋是刘亚楼，指挥员以为他误了军令，当即将他逮捕起来，准备枪决。刘亚楼心中非常难过。他思前想后，花了一天时间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把自己在苏联近8年的体会、见闻和经验教训写了出来，作为临终前对党的一份贡献，末尾工工整整地写着“忠于党的刘亚楼”。后来，经过苏军调查核实，刘亚楼被无罪释放。
1945年8月，刘亚楼随苏联红军进驻大连。不久，罗荣桓来大连养病，刘亚楼闻讯十分高兴，立即去看望红军时期的老领导，并提出回部队工作的愿望。罗荣桓慧眼识英雄，力荐刘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从此，在刘亚楼戎马倥偬的历史上掀开了辉煌的一页。
刘亚楼当参谋长后，办事雷厉风行，不怕得罪人。他说：“得罪人怕什么？顶多不选我当中央委员！”某次，林彪不知何故勃然大怒，用马鞭抽叶群。叶群边哭边躲，声音传至屋外，警卫、参谋都不敢进屋劝解。刘亚楼闻讯赶来踹开房门，夺下林彪手中的马鞭。他见门外站了不少人围观，便大吼一声：“看什么，家里出了点小事，有什么看头？统统给我立正，跑步走！”唯一敢断林彪家务事的，恐怕也只有刘亚楼了。
刘亚楼就任参谋长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为东北野战军精心打造了得力的参谋队伍。东野过去打仗缺地图，参谋人才奇缺。为改变这一状况，刘亚楼亲自开办了三期参谋训练班，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学习，学习结束后充实到各级司令部机关。林彪对他的工作深为满意，赞道：“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得力的司令部。”“林罗刘”遂成为东北最佳的领导组合：林彪专管作战大事，罗荣桓分管政治工作，而刘亚楼善于落实完成。“三驾马车”拉着东北野战军驰骋关内外，无往而不利。
东北内战爆发后，刘亚楼先后协助林彪、罗荣桓部署和指挥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迫使国民党转入防御作战。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夏季攻势，加上随后的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作战，歼敌22万多人，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孤城之中。刘亚楼在东北大显身手，令林彪深感满意。他赞扬说：“刘亚楼是天生的军事家！”凡在东野司令部工作过的将士也无不对刘心悦诚服，夸道：“东总的几位参谋长中，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刘亚楼。”
1948年1月，刘亚楼任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
1948年9月，毛泽东发出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林、罗、刘于10月1日发出了《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的战斗动员令。然而，10月初，林彪担心攻打锦州会遭到沈阳、锦西、葫芦岛之敌前后夹击，攻打锦州的决心发生了动摇，私自以林、罗、刘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报，提出放弃攻打锦州而返打长春。刘亚楼从战局需要出发，站在罗荣桓一边耐心劝说林彪：“我同意罗政委的看法，葫芦岛的敌军不足以影响我军战略决策的改变。”林彪终于同意攻锦，并向毛泽东重发了一封攻打锦州的电报。毛泽东当即回电：“你们决心攻打锦州，甚好甚慰。”
为保持攻打锦州的突然性，刘亚楼独具匠心，设计了大规模的战役佯动。他让东野摆出一副攻打长春的架势，抽调几个独立师，白天编成大部队，从四平附近大张旗鼓地向长春方向开进，让各级电台不断地收发电报，下达作战任务。这些部队夜间乘火车返回出发地，白天再向长春开进，如此反复，连续数日，造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向长春调动的印象。针对国民党军监听我军电台的情况，刘亚楼令参战部队的无线电大搞伪装。为对付敌军空中侦察，刘亚楼让北线部队南下采取火车运输的方式，既保密又高速。为了让部队把“戏”演得真实可信，辽沈战役这么大规模的行动，开战前竟未开会布置一下，以至纵队司令员都蒙在鼓里。结果，当东野大军将锦州之敌团团围住时，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还以为东野的主要目标在长春——此前，他特地将夫人接来锦州一起欢聚。
1948年9月25日，东野攻打锦州前夕，刘亚楼忽闻国民党将由沈阳空运四十九军增援锦州的消息，于是急令封锁锦州机场。次日，八纵回电请示：“锦州敌机场有二，一在锦州东面金屯附近，一在锦州西面小岭附近。金屯附近机场已几年未用，敌机起降均在小岭机场。不知封锁哪个机场？”刘亚楼阅罢电报，大怒，打电话骂道：“你们两个饭桶，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封锁哪个，还用请示吗？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骂毕，刘亚楼迅速采取补救措施，急调九纵和炮纵火速赶到机场，狂轰正在空运的敌运输机，敌机被迫中断空中对锦州的支援。9月30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表扬九纵控制机场：“毁机5架，甚慰。望传令嘉奖。”
10月10日，国民党军陆海空联合向无险可守的东野塔山阵地发起凶猛的攻势，塔山九易其手，终被我夺回。当四纵吴克华司令员报告塔山守军损失过半时，刘亚楼在作战室里吼道：“101说了，不要你们的伤亡数字，只要塔山。”攻打锦州时，刘亚楼对苏静说：“四纵那里将有一场恶战，你一定要协助吴克华司令员、莫文骅政委指挥部队死守塔山，哪怕血流成河，也不能叫敌人前进一步。你告诉他们，塔山丢了，提着脑袋来见。” 四纵被激励得热血沸腾，拒绝了刘亚楼派一纵支援的提议，整整六昼夜，抗住了不下10万发炮弹和难以计数的子弹，硬是把这个低小的山丘打成了一座名山。四纵死死地钉在塔山，使侯镜如东进兵团无法驰援锦州。14日起，在“林罗刘”的现场指挥下，仅31小时锦州便落入东野手中。
辽沈战役后，刘亚楼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津、唐、塘等处之敌”的命令，立即筹划东北野战军分路迅速入关的各项工作，接着协助林罗率百万东北部队秘密入关。
1949年1月，刘亚楼向林彪、聂荣臻主动请缨，要单独指挥天津战役，得到了林、聂的大力支持，担任了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兼天津前线总指挥，指挥天津攻坚战役。
对于平津战役的津、塘方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原计划先攻塘沽，后打天津。后经刘亚楼调查，塘沽东面靠海，其他三面为水渠盐池，不能对敌形成包围，也不便大部队展开。而且北平、天津国民党军有突围的危险，因此他建议以少数兵力监视塘沽，集中兵力先打天津。毛泽东批准了这一建议。
国民党傅作义集团的陈长捷率13万人防守天津。陈为防御作了苦心经营，他在市内各主要马路中心、胡同巷口，赶筑380多座巨大碉堡，在一些高大坚固建筑物上修建强火力据点。为扫清防御射界，造就天津城外l0公里宽的真空地带，还在这一带布了4万颗地雷。为了阻滞解放军攻城，他不惜动用10多万民工环城开挖宽10米、深3米的护城河，每天派人穿河砸冰。有这些防御工事为后盾，陈长捷十分自信，妄图“创造战史的奇迹”。他夸下海口：“天津这样坚强的设堡阵地，充足的弹药器材，比起傅总司令当年依靠一个师守涿州城，不知要优越多少倍。涿州守3个月创下奇迹，我们守半年绝没问题。”
为“以打促和”，尽快促成傅作义放下武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3天内攻下天津。天津战役总前委书记林彪只限定48小时。刘亚楼表态时却出人意料，他不需要那么多时间：“辽沈战役打锦州，我们只用了31个小时。现在我有1300多门大炮和坦克装甲部队，再加上34万钢铁战士，30个小时内保证把陈长捷吹嘘的‘天津大堡垒’打个稀巴烂！”
刘亚楼之所以敢于立下30小时内解决天津的军令状，是有科学依据的。他当时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攻津兵力共22个师34万人，配备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装甲车40余辆，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兵器；再加上以乔星北为首的出色的中共谍报人员，从不同渠道设法弄到了陈长捷的城防工事部署详图，刘亚楼对天津的布防了如指掌，可以从容如庖丁解牛般消解敌军的堡垒。
依据林、罗首长的意图，经过周密的侦察和思考，刘亚楼提出了“东西对打，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思路。1月4日，他召开攻津部队各部队高级将领开会，定下作战方针：“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1月13日，兵临天津城下。此前，刘亚楼敦促陈长捷仿效长春的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陈长捷派出天津市参议会的4名议员出城，声言与解放军和谈。刘亚楼一看即知敌军企图借机探听虚实，拖延时间。他决定将计就计，在做了一番布置之后，故意在城北接见敌人谈判代表，以造成我军攻城指挥部设在城北的假象。
陈长捷无意放下武器，谈判无果而终。刘亚楼为加深敌人的错觉，又说道：“我看咱们再加加温，从城北放它几炮，让陈长捷坚信我们从城北进攻。”刘亚楼声东击西的计策果然迷惑了对手。陈长捷把主力151师从城中心调往城北，加强了城北的兵力。
14日上午10时，刘亚楼下达总攻命令。总攻发起后仅十几分钟，突击部队就打开了突破口，迅速在东西南三面9个地段突破城防，仅29小时，即全歼天津13万守敌。陈长捷被俘时如梦初醒，大叹上了刘亚楼的当。
打下天津城的时间，与刘亚楼的预计仅相差1个小时，足见他在大规模战役中的运筹水平之高、计算之精确。天津战役创造了“天津方式”，并成为我军历史上最为干净、利落、精确的城市攻坚战。
平津战役结束后不久，刘亚楼被任命为十四兵团司令。正当他准备南下大显身手时，毛泽东找他谈话，决定让他出任空军司令，负责人民空军。对刘亚楼的调任，林彪十分不舍得，他甚至对刘亚楼说：“盼你不要去担任航空方面的工作。”还给毛泽东发去电报：“我们建议亚楼仍来前方指挥作战……如亚楼留中央不来，则我们前线指挥甚感困难。”
但刘亚楼深知建立人民空军意义重大，欣然赴任，从此开始了白手起家、艰难创建空军的工作。他向军委提出了以十四兵团机关和军委航空局人员为基础组成空军机关的方案，得到了军委批准。8月，刘亚楼赴苏进行购买飞机、派遣专家及援建航校的谈判。苏联同意帮助建立6所航校，卖给中国400多架飞机，并派出部分专家帮助中国建设空军，但是要照价付给苏联经费。10月25日，刘亚楼被中央军委正式任命为空军司令员。回国后，为筹办好第一批航校，他精心规划，雷厉风行，6所航校于1949年12月1日奇迹般地开学。
1950年4月1日，鉴于筹建空军战斗部队的条件已经成熟，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提出从陆军各野战军选调建制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部队领导机构的建议，得到批准。6月，第一支人民空军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不久，又成立了空军第3、第4师。航空兵部队建立后，在协同陆军解放海岛和保卫领空作战中显示了威力，宣告了国民党军空军在大陆上空横行霸道的历史结束。
刘亚楼坚决贯彻中共中央规定的“边打边建”的方针，派新中国空军投入了抗美援朝作战。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初次亮相，严重挫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涌现了王海、刘玉堤、韩德彩等一大批战斗英雄。人民空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美军惊呼：“共产党中国一夜之间有了一支空军。”
为搞好空军，刘亚楼勤学好问，孜孜不倦。他常对人说：“我没学过一天飞行，没开过一天飞机，让我当空军司令，我只好当小学生，一切从头学起！”
1961年，刘亚楼坐镇指挥，击落蒋军美制U-2高空侦察机；1963年、1964年，他亲自总结战术运筹决策，采取机动设伏，连续击落两架U-2飞机。闻此捷报，毛泽东对刘亚楼风趣地说：“美国就那么几架U-2飞机，做个计划，不够我们打的嘛！”
1964年7月7日，刘亚楼指挥空军再次击落国民党U-2型飞机后，代表中央军委、国防部和空军首脑机关专程从北京赴漳州参加祝捷大会。主持会议的是一位地方省级领导，讲话含糊不清，东拉西扯，刘亚楼当众毫不客气地夺过话筒，批道：“你不懂，就不要乱弹琴！”刘的会议作风就是要讲求效率：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茶，三不准摆水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如果有人发言不着边际，刘亚楼必定对他作出严厉批评。
刘亚楼在空军厉行节俭，学习“一厘钱”的精神，一颗螺丝钉、一滴油地实行节约。在他的带头下，空军机关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起草文件必须用废纸，油印过的纸都要翻过来重新用。信封也必须反复使用，先用钢笔写，再用毛笔写，最后翻过来糊好再用。”
在生活上，刘亚楼十分讲究仪表整洁。无论事情有多繁忙，皮鞋总是擦得锃亮。这是他在苏联伏龙芝军校上学时养成的习惯，据说该校规定不会擦皮鞋者不准毕业。此外，他的衣角、袖口、领口不容有半点污渍，军衣、便装、西服，熨烫得不见丝毫皱褶。出访古巴时他曾有句名言：“就是坐在蒸笼上也要保持中国军人的风度。”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刘亚楼的衣服其实十分简朴，他的衬衣领口和衬裤总是补了又补，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感慨：“真不会想到，一个上将、空军的司令员，却穿这样的衣服。”
1959年，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按规定，有关部门要给他换一辆“大红旗”轿车，刘亚楼谢绝了这一好意。不久，办公室主任因“吉姆”轿车大修，领回了那辆“大红旗”，不料刘亚楼毫不客气地批评他：“我已经反复向你们讲过，我最厌恶那种房子越住越想宽敞，汽车越坐越讲究，家具越换越漂亮，心思不用在工作上，而专门在享受待遇上打转的庸俗作风！”在他的严厉批评下，“大红旗”又被送了回去。
刘亚楼自己不搞特殊，也不允许对亲人搞特殊。他身为空军司令，老家的所有亲属仍继续在家务农。大儿子刘煜滨从哈军工毕业，他说：“老子在空军，儿子不能再到空军，学什么专业就搞什么工作。”坚决不给任何特殊照顾。女儿刘煜鸿在空军气象局，也仅作为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工作。
1965年，正值壮年的刘亚楼因过度劳累患上不治之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嘱咐部下：“一定要搞出条令来，放到我的墓碑前。”
刘亚楼在上海病逝，他的骨灰，从机场直接送到了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的中山堂。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超出规格的待遇，因为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骨灰才有资格停放在这里。此事不经林彪提议显然是不可能的。
刘亚楼的追悼会，除了毛主席以外的全部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齐了，林彪亲自送了花圈。追悼会结束后，林彪和刘少奇一起护送刘亚楼骨灰到八宝山。北京市10万军民在沿途送别，这样隆重的追悼，可以说是堪比国葬，是上将中绝无仅有的一例。
（来源：人民网、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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