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大地震后中国朝野大救援，日本却以怨报德残杀华人
93年前，即1923年的9月1日，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
之前饱受日本欺凌的中国人民，立即以不计前嫌的博大胸襟，发起了遍及全国的对日赈灾募捐活动。
而与此同时，震中的日本却把屠刀挥向了在日华人，约有六七百名华人遇害。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里氏7.9级大地震，造成99331人死亡，43476人下落不明，103733人受伤，200多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达300亿美元 。在这场灾难面前，当时由封建走向共和，处于激烈动荡、贫穷落后的中国，对日本人民给予的真诚援助和折射出的华夏人性光辉。
这是邹翰飞（晚清著名文人，曾任《苏报》主编）和俞凤宾（曾任中华医学会第三届会长)于民国十二年（1923）9月4日联合撰写的标题为《日本天灾之急宜筹赈》的一篇文章，约有近千字。文章首先简述了“亘古未有”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较一八五六年十万人陷于地震之役为尤巨，今四十四万余户惨遭焚毁矣，十六亿之财产忽已损失矣,无家可归者达二十余万人。东京之死伤者有十六万。横滨之死伤者十万以上，起火之地有八十余处之多，银行、报馆，以及教育机关、政府公署、内务省、京畿警署均在烬中，如此巨灾，亘古未有。”
据载，当时中国新闻界几乎一致呼吁民众，为日本地震灾区尽己所能献出爱心。如著名的上海《晨报》、《民国日报》和《申报》在9月3日都分别发表了题为《日本大震灾》、《吊日本地震惨灾》和《悲日本地震大火灾》的社论。
媒体如此，政府、社会名流、民间团体更是踊跃。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到中国时，中国政府迅速行动，展现出极其罕见的高效率。大地震次日（9月2日），政府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9月3日，内阁召集会议，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组织赈灾救济委员会，并支出库银20万元（当时1元钱能买40斤大米）用于救灾；还下令暂免食品、服装、药品、卫生材料等出口日本的关税。9月3日由上海总商会购办的一万包面粉、三千包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乘“新铭”号驶往日本，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也成为与美国军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时在广州的孙文“大元帅”也致电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即日后的裕仁天皇）表示“中国人民的深切慰问”；时已下台避居天津的段祺瑞，也成立了“救灾同志会”，通电北京中央政府、南方孙文、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号召“广为劝募”，赈济日灾；正在天津的梁启超于9月3日发出通电：“救灾恤邻，责无旁贷，迅派军舰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驰往急赈”；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举行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大洋。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率领的医疗队携物资，9月8日即乘日轮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这是民国十二年（1923）9月5日北京华侨实业协进总会关于召开“日本奇灾急赈大会”向各界发出的邀请函。是该会套红的专用信笺，下面注明该会地址在“北京辟才胡同南太常寺街六号”。
召开“日本奇灾急赈大会”，募集财物援助日本大地震，不仅只是北京华侨实业协进总会一家的行为，而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行动。当时不仅红十字会、慈善团体，包括银行、新闻、商会、军警、机关各行各业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会议和募捐活动。据记载，地震当天的9月2日晚上，上海二十余家慈善团体为此相约讨论援助问题；9月4日，上海总商会特开“临时会董会”，号召“各业各帮踊跃劝募”，通告全国商会对于募捐救灾事宜“务希协力进行”，并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一并交由上海招商局新铭轮号载往日本，各会董事当场“认垫捐款”共计大洋六万一千元；9月6日，30多个团体召开各公团、各善团联席大会，商讨为日本震灾援助事宜，会上成立了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并集款六万五千元。与此同时，北京各界于9月5日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集会，仅北京银行公会就捐助十万元，购买米面三万石；北京教育界成立了日本震灾急拯会，预支借垫资金、粮食先行救济，此后开展了募捐活动。北京华侨实业协进总会拟于9日发起的日本震灾“急赈”大会亦是这样的活动。此外，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全国各大城市也组织为日本地震募赈活动，香港总商会发起成立日灾筹赈委员会，香港汇丰银行赈捐五万元。仅捐款，从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在9至12月的鸣谢公告和天津《大公报》9至12月另行刊登的“救灾同志会段祺瑞等谨启”的捐款实收公告看，仅此三项的捐款总额就高达44万元大洋以上。
这是1923年底《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协赈日灾报告书的底稿》，记录了该会协赈日灾所做的相关事宜，特别是详细记载了在北京举办“游园会”卖票助赈的详情，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原始文献。 从中可知，自十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的十天里，在北京的北海、景山、三殿、天坛、地坛、中山公园等六处组织了游园会。因售票为了募捐，所以游园票价不低，“总券”每张大洋五角（相当于20斤大米的钱）。
这种采取刊登广告进行宣传和募捐的形式，恐怕是华洋义赈会这种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向西方学习的产物，在民国也是个新事物，而刊登广告的媒体也十分踊跃，《报告》具体列举了《京报》、《晓报》、《晨报》等20家“刊登广告之报馆”，几乎囊括了北京当时最主要的报纸，可见媒体对赈灾的支持。除此，《报告》也指出，“在开会期内，承军警各机关遣派干员分莅各会场协助维持秩序者，有京师警察厅保安队、消防队、步军统领衙门、宪兵司令部、军警督察处、护军管理处、神武门守卫军、第九师军械库等；在园内售品助赈者有南洋烟草公司、太芳照相馆等，此均其功不容湮灭。本会所感激无已者也”。
经统计，十天的游园会“共售出游园券总券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三张，合洋五千六百二十六元五角；分券一万一千六百六十四张，合洋二千三百三十二元八角；马戏场头、二等座位券五百五十三张，合洋六百三十元；车辆入门券七百五十一张，合洋五十六元，总共收入大洋八千四百四十五元三角”。
在援助日本大地震的赈灾中，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赈灾团体，华洋义赈会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组织并不被今人普遍所知。它是1949年以前中国最负盛名的民间救灾组织，成立于1921年，是由中外人士组成的社会救济团体，闻名于二三十年代，没落于1938年，解散于1949年。在它存续的三十年间，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为中国的赈灾防灾、兴修水利、复员救济以及农村合作事业等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民国十二年10月26日致天津《益世报》信函，和《益世报》10月23日发表的时评《以怨报德之日本人》的存档抄件。 该文约有四百来字，纸张虽早已发黄，字迹却依然十分清晰。“……我人本救灾恤邻之德义，表人类互助之精神，对于日灾之热心救济可谓仁至义尽，出诸水火，登诸衽席，日人而稍有人心，自当感愧不遑矣。乃近据东京报告，日本受我救济之后，竟有杀害我大批侨日工商学生之事（详载昨今本报），言之痛心，闻而发指，其凶狠毒戾较前益甚。我华之对日如此，而日人对我如彼，世间之以怨报德未有逾于是者，可见上天虽降儆而日犹毫无觉悟，岂真性与人殊，而别具肺肠者耶？然而我国人虽因善举反遭惨报，而对于彼国救济之诚依然不减其热度。”
该“时评”为何人所写，不得而知。文章在对比报道华洋义赈会又在本报刊载募赈传单的义举后，对日本以怨报德之行为做了揭露和批判，但最终依然又表达了中国对日“救济之诚依然不减其热度”的“民德之敦厚”，再现中国人其心之善，其心之仁，其心之诚。而读到此时，却不禁让人立刻想起了在此八年后，日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种种无理和之后六年后“卢沟桥事变”全面侵略的残酷无情。
据记载，在地震后的混乱中，日本散布 “朝鲜人要举行暴乱”的流言，军队、警察和市民的屠杀使6000多名朝鲜人丧生。在屠杀朝鲜人的同时，他们还把屠刀伸向了在日华人(一称他们被误以为朝鲜人)。经事后统计，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华人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伤重死去）。在这些遇难者中，来自浙江温州、处州的共658人，死605人、伤53人。遇难者中包括“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中国工人领袖王希天（1975年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当年在龟户地区执勤的野战重炮兵第一联队六中队一等兵久保野茂次的日记才得以揭开其遇难真相）。日本在大地震后屠杀华人的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各界的极大愤怒，民众纷纷发文、集会抗议，北京政府也曾派出调查组赴日调查，但最终一切都无果而终。
中国无私援助日本关东大地震以及遭遇日本以怨报德的历史旧事，至今仍被一些日本友人念念不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了深入详细地调查，先后撰写并出版了《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民遭虐杀》、《大地震时对中国人民大屠杀—中国工人和王希天为何被杀》等著述，让更多的人能通过史实了解历史事件的真相。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4年9月1日C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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