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曾潜心研究宫廷权术并得到了什么秘诀？

　　本文节选自《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徐焰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林彪

　　1962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开幕当天，毛泽东在发言中突然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并把赫鲁晓夫现象同阶级问题联系起来，特别强调反对修正主义。随后，他一再批评了刘少奇等一线的领导人，而对林彪的信任和欣赏，与林彪肉麻的吹捧和恭维的发展又形成了正比。

　　1963年至1964年间，正是毛泽东亲自组织的“反修大战”进入高潮时，为了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特别着意培养接班人。此时对林彪的称赞，又越来越多。

　　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提出：“自从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军队的军事、政治工作都有一个新的发展。”翌年2月又提出“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后来公开发表这条语录时，将二者合在一起，前后顺序也改变了)。接着毛泽东又说：“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这些话的含义，已经很清楚，林彪此时已经被选定为接班人。

　　然而毛泽东毫不知情的是，此时的林彪明里革命调子比谁唱得都高，暗里却终日研究腐朽的封建权术。从1960年至1964年，林彪和叶群花了大量时间潜心研究宫廷权术。他们请了专家学者，前来讲解历代更替兴衰的过程，特别是开国皇帝、奸雄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注意研究宫廷政变的方式、方法和规律。林彪甚至颇有心得地在家中私下总结：

　　一个权字，一个快字，这是政变的两字诀窍。现代政变，可以在一个早晨把权拿到手。搞政变，夺权的代价要最小最小最小，收获要最大最大最大，时间要最快最快最快，可是要找专诸这样的刺客也是最难最难最难。

　　当然，除研究权术之外，林彪也注意研究一些政治理论书籍，“批林批孔”中说他一贯不看书，不看报，这是违反实际的，当年在林办工作的人员认为那是“四人帮的说法”。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从平时看，他还是一个爱学习爱看书的人，到上海、大连、广州时经常上街逛书市，看到喜欢的书就买。有时新华书店印行的单行本，一次就买三四本。回来以后他认为重要的片段或警句，就用笔划上道道，让内勤剪下来贴在大本上或制成卡片。另外，叶群也注意积累资料卡片，为林彪讲话的需要服务。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写的回忆录《毛家湾纪事》，也记述了林彪讲话一般不要别人代笔，而是自己“拉条子”，诸多耸人听闻的怪论也是他本人的创造。虽然后来看起来荒谬，当时还迷惑了不少人，说明至少还是有些歪才的。

　　正是由于平时有大量的历史知识积累(尽管有不少是阴暗的内容)，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林彪突然跳出来，于5月18日发表了一篇当时有名的讲话。

　　这篇讲话，首先是大搞个人崇拜，用极端的语言说什么：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接着，林彪又大讲了一番“政变经”，说什么“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他在通篇还如数家珍一般地讲了许多古今中外如何搞政变的例子，如何父子相残、兄弟相杀，如何能密谋得逞。

　　此篇“五一八”讲话，可谓党的历史文件中的一篇奇文，会议参加者听了大都惊讶万分，甚至为之心惊。林彪的这篇讲话，遭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内心抵制。因毛泽东不到会，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等其实并不赞同向党内传达这篇奇特的讲话，不过考虑到林彪此时已有特殊地位，因此请示在南方的毛泽东定夺。

　　向不向全党传达林彪“五一八”讲话？毛泽东也有犹豫。不过在当时，这篇“五一八”讲话迎合了长居于外地不回北京的毛泽东警惕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心理，在拖了50多天后，毛泽东尽管也很犹豫，经过考虑还是下定决心，将此讲话批发全党。不过同年7月8日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中，便说读此讲话后有些不安，并说：“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

　　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终日研究古今政变，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比林彪更熟悉历史的毛泽东，对此不能不产生一些隐隐约约的“不安”。不过此时政治上需要林彪，信任占主导地位，毛泽东还是选择他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助手，自然也将他定为自己的副手和接班人。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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