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党掌管钱袋的红色特工：让陈果夫为中共赚钱
103岁时的杨延修
杨延修在广大华行旧照
106岁高龄的杨延修，于2017年1月1日逝世。
20世纪80年代，有部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风靡一时。红色商人杨延修与他的领导卢绪章(原国家外经贸部常务副部长)，就是主角的原型人物。他们以经商为掩护，接受周恩来单线领导，在上海、昆明、成都、重庆等地，从事秘密联络和地下经济工作，积极为党筹措经费。在这条隐蔽战线中，杨延修是中共秘密机构广大华行副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上海市第一任工商局副局长)，他以“大老板”、“财神爷”的面目，日夜周旋于朋友和“魔鬼”之间。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他肩负特殊使命，披肝沥胆地为党掌管“钱袋子”，由此出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故事。
为了筹措抗日救国经费，1933年，杨延修与卢绪章、张平、田鸣皋、郑栋林“五结义”，集资300元(当时币制)在上海成立了广大华行。
1937年至1938年间，随着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大华行也成为中共上海地下秘密联络点之一。周恩来为广大华行明确了三大秘密任务：一是交通联络工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国民党统治区往来提供方便；二是情报工作，通过国民党内部的关系搜集情报和经济资料；三是经济工作，为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等机构提供和调节经费。
周恩来亲切勉励杨延修要更好地为党的特殊战线工作：“你在白区的工作，你的工作就等于战场上一个师。你就要当好这个资本家。而且要当得很像大老板，要住得很像样。”
广大华行的资金积累与业务发展比预计的要快，为党做了许多提供与调节经费的工作。杨延修以“大老板”的身份，先后与工商界人士合办了一些企业，如昆明中和药房、贵阳广和药房、与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合办民安保险公司等。为了增加保护色彩，一些国民党军统、中统头目，包括蒋介石侍从室专员等，都被拉进来担任广大华行顾问、董事、监事，并把黄金、美钞、金圆券都存在广大华行，广大华行则给他们很高的利息。广大华行到1948年底资产达202万美元，成为有一定实力并在国内外享有信誉的企业。
1948年11月， 当解放战争胜利已成定局时，党中央指示结束广大华行，杨延修等主要干部到解放区学习，准备南下工作。广大华行将属于党外人士的股份发还给股东，而中共党员的股份、红利和奖金全部上缴党组织，所有资产全部并入华润公司。广大华行至此完成其历史使命。
抗战胜利后，杨延修以国民党上校头衔及上海市卫生局接收员身份抢先赶回上海，当时黄金差价是：重庆便宜，上海贵。杨延修凭借特殊身份频繁往来重庆与上海之间，通过买卖黄金来套汇。广大华行一下子就挣了很多钱，为党筹措了大量资金。
为了进一步奠定广大华行西药经营的基础，广大华行领导层决定创办制药厂。正好这时传来陈果夫将在上海筹设特效药研究所的消息，杨延修他们为之很振奋：如能争取到陈果夫的合作，可以“一箭双雕”：不仅使创办制药实业的计划易于落实，而且有了这个政治“靠山”，可以大大提高广大华行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抵制敌特对广大华行的侦查与破坏，更好地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真是个难得机遇。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一合作计划。
1946年深秋的一天，杨延修走进南京陈公馆的铁门。看着比自己年轻二十多岁，气度不凡的杨延修，陈果夫矜持地微微颔首。双方寒暄几句以后，杨延修从包里取出两盒刚从美国进口的链霉素说：“果公，我们卢总经理很关心您的健康，这两盒特效药刚从美国寄来，请您试用，倘有疗效，我们再送上。” 痨病缠身、求药心切的陈果夫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他在眼前这位年轻人身上感受到扎实、稳重和干练的作风，这正是他欣赏和期待的。
1948年3月8日上午10时，中心制药厂举行开业典礼。身患严重肺病的陈果夫当时正频频咯血，仍由随身医生陪同，带着备用氧气袋，以董事长身份为仪式剪彩，陈果夫为广大华行撑起了保护伞。
在昆明工作期间，杨延修的老朋友、救国会领袖之一李公朴也来到昆明，在离杨延修的办公地点不远处开了家“北门书店”。李公朴常来找杨延修聊天叙旧，还热情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杨延修生怕引起特务的注意，坏了组织机密，可又不好断然拒绝，苦恼之余，干脆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也延搁再三才出来见客，谈话时神情冷淡。李公朴不知原委，从惊诧、疑惑转为愤怒。看着昔日好友拂袖而去，杨延修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一股委屈情绪袭上心头。他只能默默告诫己：为了党的工作需要，再大的委屈也要承受。
在委屈苦闷的同时，令杨延修他们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在特殊时期，广大华行能秘密而有效地为党掌管好“钱袋子”。为了打破国民党对边区和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广大华行通过各种秘密渠道，给中共党组织调剂金融和输送经费。当时规定广大华行只能由周恩来单线领导。这些钱如何来往，都由周恩来派来的同志指导，但都绝对保密。
1947年初夏的一天晚上，杨延修儿子的家庭老师朱亦祥透露，他从那位担任警察分局副局长的大学同学嘴里得知，上海警察总局已接到南京政府密令，称广大华行在与共产党做生意，要对其主要负责人监视侦察，上海警察总局已命令各分局侦察上报。
杨延修顿觉事态严峻，立即召集其他几位负责人紧急商议。大家认为广大华行党支部内部没有发生任何差错或纰漏，敌特不可能掌握确凿证据，因此能够顶住他们的侦查。
为了消弥纷扰，及早结案，广大华行宴请了社会局长吴开先、民政局长张晓松、警察局副局长张师等人。社会局长吴开先一直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实权人物，有“上海的党皇帝”封号。后被汪伪“特工总部”(“76 号魔窟”)抓捕，开始宁死不屈，随即被瓦解，一度成为汪、蒋之间秘密“和谈”的使者。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直接任命为上海市社会局局长。
杨延修对眼前这位九死一生的“活烈士”的钦佩和赞扬，很快博得了吴开先的好感。随即向他介绍了广大华行的创业经过和经营业绩，强调自己只是埋头生意的商人。吴开先微微点头、面授机宜：“你尽快写一份报告书，详细说明广大华行的组织性质、发展历史、经营概况等报社会局，我们会送呈南京内政部、经济部，请求撤销密令。”
杨延修很快将报告书送到社会局经办此案的主任秘书手里，又托关系去南京斡旋，终于化险为夷。在南京档案馆还能查到中统有关此案的公文，上有陈果夫亲笔批示的“归档”两字。
为了在社会上“撑起”广大华行的门面和地位，杨延修他们的生活起居都按公开的社会身份安排， 隔三差五地宴请宾客，长袖善舞、八面玲珑地应付官僚、特务等各色人等。在这种灯红酒绿的奢华表象中，如何时刻铭记周恩来一再叮咛的“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保持共产党人朴实无华的本色、“拒腐蚀永不沾”，是杨延修他们必须面对的一大考验，他们为此明确了一系列“潜规则”。
公司主要负责人一般不去舞厅，出门应酬也都带夫人，不娶小老婆，没有当时其他大老板的不良习气。
卢绪章、杨延修他们的团队功成身退，丝毫没有计较个人得失，将全部公司财产“裸捐”给了党。杨延修不但和其他同志一起上缴了广大华行的股权和酬金红利，还主动把在民安、民孚等企业个人投资的股权和酬金红利共计10万元美元也全部上缴党组织。
1949年6月30日，广大华行最后一次党支部会决定：拿出40万美元退还非党群众的股份，党员负责人的股款和红利酬劳一律上缴。
（来源：北京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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