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出一窝贪官以后 这些地方现在咋样了？

　　近年来，伴随着这场席卷全国的反腐大潮，众多“老虎”“苍蝇”应声落马，“前腐后继”“小官巨腐”“塌方式腐败”等一些反腐名词走红，也有一些地方因为曾经腐败问题严重而被打上了“腐败重灾区”的标签。

　　截至2017年2月份，全国地方党委政府的换届工作已基本完成，对于履新的党政领导而言，发展地方经济、建设区域民生必然是其今后5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对于某些“特殊”的地方而言，“政治生态重建”则是摆在当地党政领导面前的首要问题。

1聚光灯下的尴尬

　　“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一度成为描述山西官场生态的开篇词。据统计，山西的省管干部曾一度出现三百多人的空缺，而形成大规模空缺的原因则是“问题干部”太多。而在2014年8月23日，短短2分钟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接连公布聂春玉和陈川平两名时任山西省委常委被调查。

　　在山西一个涉腐重灾区的市，为寻找县委书记的人选，省委组织部在该市与622人进行直接谈话，据此拟成名单。然而排第二位的官员，在半个多月时间内就被牵扯进去了。还有一位县长符合条件，毛遂自荐，主动向组织提出参加县委书记的选拔，面对组织谈话，拍胸脯、打包票称自己各方面都没有问题，推荐他的人也不在少数，结果一个月内也进去了。县委书记没当上，反被从县长岗位上撸下来了。

　　在这种形势下，“空降”一度成为山西官场的“热词”。2014年8月，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王儒林“空降”山西救火，一个月后时任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的黄晓微奉调入晋担任省纪委书记。

　　2016年6月，时任青海省委书记的骆惠宁“接棒”王儒林出任山西省委书记，至此，骆惠宁成为山西政治生态重建的第一责任人。

　　而在骆惠宁入晋之前，中央已从全国各地抽调大批“晋外官员”为山西官场“换血”，用这种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改良了当地政治生态格局，但要重建一个健康良性的生态圈，必然还需要长时间的不懈努力。

　　与山西一样，衡阳也面临同样的困境。2012年发生在衡阳的破坏选举案曾一度引发全国关注。随后，伴随着童名谦、李亿龙案的爆发，衡阳再次被置于聚光灯下。

　　2016年4月，时任湖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的周农临危受命，主政衡阳。与骆惠宁一样，周农同样面临着地方政治生态重建这一无可回避的问题。

　　与山西和衡阳“同病相怜”的还有辽宁。发生在2016年的辽宁贿选案，至少6名副省级以上官员牵涉其中，多名厅处级干部涉案，对当地政治生态造成不小冲击。截至2017年1月，辽宁省委书记李希仍表示：“政治生态遭严重破坏，彻底扭转需时日。”

2知耻而后勇

　　“接盘”山西的骆惠宁在就任之初就明确提出：“当下，关键是要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构建良好政治生态，这一手要硬；关键是要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多策破解经济下行压力，着力推动经济稳步向好，这一手也要硬。”吏治和发展经济是骆惠宁提出的关键词，而吏治被摆在了首位，所谓吏治，正是政治生态的重建。

　　据本刊记者了解，面对塌方式腐败，山西省委没有急于选人用人，而是从清理两支队伍着手，整顿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一支是组织干部队伍，一支是纪检干部队伍。仅2015年山西全省组织系统排查处理问题干部305人，纪检系统排查处理问题干部534人。

　　在整顿这两支队伍的同时，山西坚持先立规矩后选人，先后出台6个文件，主要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对干部选任工作当中的一些敏感环节、模糊地带都做了明确规定。还在全省深入实施“三个一批”，而且不搞政治运动，不搞人人过关。主要采取“六查”的办法来甄别识别干部，对7万多名干部进行甄别，核查处理有问题的干部5122人。

　　据山西一位党员干部介绍，山西省委还曾立下一条铁律：凡是没有经过“六查”的干部，一律不动，动议之后无论在哪个环节、哪个阶段发现问题的，都放下，先查清问题。“对于重塑官场生态而言，只有把好干部放在关键位置，才是长远有效的办法。”该党员干部说。

　　辽宁面对拉票贿选案带来的严重后果和沉痛教训，也在深刻反思。为重塑辽宁的政治生态，作为省委书记的李希在辽宁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一连提出了十大要点，其殷切之心可见一斑。

　　据一位知情者介绍，辽宁省政府甚至曾专门以“深刻汲取辽宁拉票贿选案沉痛教训”为主题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省长陈求发在会上做了深刻的主题发言，认真剖析问题，并对重建辽宁政治生态提出构想。

　　在衡阳，经历接连变故后，当地官风政风正悄然发生变化。一位衡阳的纪检干部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甚至给记者留下“知耻而后勇”的印象。

　　“不怕破，不破不立。”一位衡阳的党员干部对本刊记者坦言。这就像一记耳光，打醒了衡阳。“经历了这样的阵痛，促进我们去反思、去改变，对于未来的衡阳我们有信心。”

　　据衡阳市纪委消息，2016年，衡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59起，处分1722人，同比增长12.66%和14.8%；市纪委监察机关共立案64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2人，涉及县处级干部57人，同比增长36.7%、118%、120%。

3“阵痛”后的改变

　　2月15日下午，衡阳市委书记周农专程前往衡阳市纪委监察局机关，专题听取和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工作。

　　会后，一位参加会议的正处级干部对本刊记者分析称：“这类会议，按常理市委书记可以不必亲自参加，但周书记亲自参加了，这其实是在释放一种信号，是在告诉大家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正是重建衡阳政治生态的关键步骤。

　　与周农一样身体力行的还有衡阳市纪委书记包昌林，作为衡阳监督责任第一人，包昌林同样在地区政治生态重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衡阳市纪委一位正科级干部向本刊记者透露，自去年衡阳换届选举工作开始，作为市纪委书记的包昌林无论是市一级还是区县一级的换届工作会议，场场必到。“衡阳在选举问题上不能再出现任何问题了。”该正科级干部分析说，“包书记这么做，一方面是感觉到自己肩膀上沉甸甸的责任；另一方面是要让衡阳的广大党员干部也要感觉到肩膀上的责任。”

　　骆惠宁肩上的责任同样不轻，山西这个以盛产煤炭闻名全国的省份，也因煤炭抹黑了当地政治生态圈。如今，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煤炭价格下滑，山西的经济形势遭受一定冲击，近两年山西的经济增速排名不是垫底就是倒数第二。突破当前山西的经济困境对于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系的骆惠宁来说，虽然“专业对口”，但也绝非易事。然而，要突破经济困境，首先必须突破政治困境，而这一困境正是当前亟待改善的山西政治生态。

　　与衡阳一样，山西在经历短时间“阵痛”后，也在改变。尤其是在此次换届之后，官场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此，有媒体对当前山西官风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过去流连于各大海鲜酒楼的“赶海”干部回到了食堂，周二上班、周五便不见人影的“二五”干部开始深入基层，热衷于穿戴名牌的干部也不再追求低级趣味。

　　一位太原市直机关干部向本刊记者介绍：“现在党员干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在去奢从简。以用手机为例，以前新手机刚上市，就像统一发的一样，人人都换，价值上万元的手机比比皆是，现在大都用千元左右的智能机。”

　　山西省看守所政委吴恺还发起了一个200余人的青莲读书会，成员中有不少是公务员，他们平常除了分享一些读书心得，还会对法律等各方面知识进行探讨。

　　在辽宁，有人提出，政治生态关乎党风政风民风，关乎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号召烧旺“大熔炉”，淬炼“真本色”，不断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环境。

　　与山西、衡阳、辽宁一样，全国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也在这场反腐大潮的涤荡下露出了“丑态”，政治生态系统遭受破坏。但随着新鲜“血液”的输入，良性的因子替换不良因子，曾经被破坏的政治生态系统必将得到修复和改良。

（来源：微信公号“清风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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