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苏联总理曾致电毛泽东竟被话务员挂断 还遭怒骂
在苏联领导人中，除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外，最为我们所熟知的，恐怕要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了。而最受世人瞩目并载入史册的是，为了缓和中苏之间剑拔弩张的战争气氛，柯西金不远万里专程飞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史无前例的“机场会见”，并达成两国“总理谅解”。
1969年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资料图）
在苏联领导人中，柯西金与我国领导人直接交往较多，而且态度相对温和，与周恩来总理还有私交。在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他们仍以“同志”相称。
1965年2月11日，毛泽东会见访问越南途经北京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商讨国际共运问题。
1964年苏联领导人更迭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以期改善两国关系。在与苏联新领导会谈中，苏方声称，在苏中关系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丝毫的差别。周恩来严辞以对：既然你们之间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呢？访问结束，柯西金到机场送行，在途中他向周恩来解释说：我们与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其职务呢？他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会晤。
据俄罗斯解密档案（会议原始记录稿）记载：在1965年1月14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柯西金力主向中国派党政代表团，商谈改善苏中关系问题，但遭到了米高扬、苏斯洛夫等人的反对，波德戈尔内甚至声称，不能靠“损害我们的威信”来改善对华关系，强调苏共的路线不只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我们也都有份”。勃列日涅夫做出裁决，可以寻求改善对华关系，但要谨慎，不以“让步”为代价；不派党政代表团，但柯西金访问越南途中可在北京停留。最后，柯西金依然表示，派党政代表团访华的问题“还没有完”，苏中之间存有分歧，但他不认为进行谈判就是让步。对赫鲁晓夫所搞的一切似乎都不能动、不能变，他不能同意，实际上“这一切都在发生变化”。
1965年2月，周恩来在机场迎接柯西金一行。
1965年2月，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其主要使命是劝说中国领导人同意停止公开争论。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主动邀请柯西金上他的专车。在开往宾馆的路上，他们两人进行了单独谈话。据苏方陪同人员说，柯西金对这次谈话以及之后举行的正式会谈都很满意，而且对周恩来这位政治家的人品给予极高的评价。第二天早上，柯西金突然提出，要契尔沃年科大使在使馆为周总理举行午宴。使馆厨师匆忙准备了基辅鸡排和奶渣饼两道热菜，大使对上奶渣不太满意，担心中国人吃不惯。没想到，周总理品尝后赞不绝口，说一生中从未吃过这样“稀罕”的美味。从上述细节的侧面也不难看出，两国总理已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
当柯西金从河内回国途中又经停北京时，毛泽东主席会见了他。柯西金提出，希望停止苏中两党之间的公开争论，恢复两国友好关系。毛泽东表示，除非苏联领导承认错误，否则，双方的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柯西金问：要争论多久？毛泽东答：1万年。柯西金说：太长了吧？毛泽东诙谐地说：看在你的面子上，减少1000年。
据陪同会见的苏方官员回忆，会见结束后，受到“刺激”的柯西金回到使馆一言不发，独自一个人关在“白厅”内呆了半个小时。此后，他意识到：那时的苏中关系是多么的复杂，而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花费多大的努力啊！回到莫斯科后，他在对外谈话中强调，苏中两国在相互关系中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即考虑对方历史发展的特点及民族独立性，相互尊重并考虑民族利益的差异，不要将表达不同意见者视为仇敌。
1966年，中苏两党关系中断，随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为了“打倒苏修”，首都造反派冲击苏联驻华大使馆，闯入院内搞暴力抗议活动。在千钧一发之际，柯西金直接给周恩来打电话，请求帮助予以制止。周恩来回答说：“好，我将尽力而为。”在周总理的紧急干预下，这场严重外交事件被制止。
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发生过一艘苏联船只在大连港被扣事件，也是应柯西金个人请求，周恩来出面得以妥善处理。
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后，中苏两国关系空前紧张，在克里姆林宫的柯西金心急如焚，他想直接与毛泽东主席通电话，谈他对目前苏中关系的看法。出乎意料的是，中南海的女话务员竟把政府专线电话挂断，而且骂了他一通，说“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
有意思的是，最近不少中国网民对此事进行了热议。许多人都对这位女话务员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说她太“牛”了，应该受到“处分”。我饶有兴趣地浏览了搜狐网友对《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一书中叙述的这段插曲的评论，对年轻人提出的某些疑问深表理解。对于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那时中苏关系的敌对情绪，确实“匪夷所思”。
珍宝岛事件后，学校组织到苏联驻华使馆门前游行抗议。当时我正在北大读书，我们一路上高喊“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的口号。我清楚地记得，在使馆门前的“反修路”两旁，张贴着“绞死勃列日涅夫”、“油炸柯西金”的醒目标语，而且名字上都打了大红叉。这就是当时的实情。不管怎样，作为一名接线员，未经请示就擅自拒接电话是不对的。正因如此，毛泽东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
关于柯西金与毛泽东通话遭拒的某些细节，俄罗斯方面也有类似披露。时任柯西金翻译的顾达寿在其回忆录《我在中国的生涯》中这样写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让他接通北京的电话，说要直接与毛泽东通话。莫斯科与北京的专线电话接通后，中方接线员小姐生硬地说了一句“我不能给你接通这样的电话”，就将电话挂断了。应柯西金的要求，他接连拨了四次电话，都被挂断，而且很不礼貌地说：“我们的毛主席坚决不与苏修坏蛋柯西金通话”。
顾达寿称，他清楚地听见了对方说“坏蛋”——这个中国人用来骂人的词，但他没有如实向柯西金翻译。看得出来，当时柯西金显得“非常懊恼”。
1969年9月2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获悉中国周恩来总理将赴河内参加葬礼，柯西金也决定前往，希望届时能与周恩来见面，谈两国关系问题。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时，得知周恩来9月4日已到过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于是，柯西金通过第三方转告，他拟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停留两三个小时，并同周恩来总理会见，希望9日前得到答复。但那位负责转达这一重要信息的官员，因工作繁忙紧张而忘了此事。直到9日下午，他才想了起来，赶紧通知我驻越使馆并做了“检讨”。
周总理得知消息后，马上指示使馆，中方同意11日在北京机场进行会见。10日上午，当使馆收到国内答复时，柯西金已飞离河内。而柯西金要求专机前往中亚塔什干，也是有意在那儿等待中方的答复。10日下午，柯西金飞抵塔什干时，收到从莫斯科转来的中方同意安排会见的信息。这样，双方终于如愿举行了这次来之不易的“机场会见”。
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才到北京。会晤结束时，周恩来对柯西金说：你这次主动要来，我们得到消息晚了，但我们的答复是快的。虽然你走了一段弯路，总还是起到了一点儿效果。中国有个成语叫做“不虚此行”。柯西金解释了为何走弯路的原因，并表示，他并不遗憾，很高兴到这里来。
两国总理还就会谈的消息稿内容达成一致，即：1969年9月11日，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越南回莫斯科途中，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举行了会晤。这次会晤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蹊跷的是，11日晚，柯西金刚飞离北京不久，中方电话通知苏联驻华使馆称：次日发表的会晤消息稿须做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一句。苏方以两国总理已达成一致为由没有同意。最后，消息稿各发各的。后来，陪同参加会谈的苏联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就此事向乔冠华副外长询问缘由，乔冠华只是“用手向上一指”，而未具体说明。
柯西金在返回莫斯科的专机上，征求翻译对这次会见的看法后表示：“现在我国有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总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政治。其实，中国领导人的政治观点不是我们一时能够看透的，但我对周恩来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遗憾的是，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对两国总理在北京达成的一些谅解并不赞同，认为柯西金由于不了解情况，上了周恩来的当。
20世纪70年代，当中苏边界谈判陷入僵局时，柯西金建议再度与周恩来会晤，以推动谈判。鉴于当时的形势，中方没有同意。此后，柯西金再也没有机会与中国领导人有什么接触了。
柯西金1904年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15岁时自愿参加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纺织学院。曾在当地纺织厂工作，1938年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委会主席，1939年被调到莫斯科任职。
苏共十八大上，柯西金当选为中央委员。1940年出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议（1946年改为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年成为政治局委员。柯西金对财政问题及各种数据烂熟于胸，被称为斯大林的“计算器”。斯大林逝世后，他一度被贬为轻工业部部长，1957年重新进政治局。1960年出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主席一职由赫鲁晓夫兼任），实际主持政府工作。
1964年赫鲁晓夫被解职后，柯西金晋升为部长会议主席。据认为，他并未参与勃列日涅夫、米高扬等人策划的“宫廷政变”，而是作为经济管理专家进入“三驾马车”班子。1965年开始，柯西金领导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但遭到了“党内领导层的抵制”。
柯西金从政数十载，曾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起共事，担任政府首脑长达16年之久，这在苏联及沙俄的历史上都是创纪录的。有人解释说，作为“三朝元老”，主要得益于其“务实和没有政治野心的人品”。
众所周知，柯西金与勃列日涅夫之间一直存有“政见分歧”。1968年讨论武力干预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时，他也因主张和平解决而受到政治局内“鹰派”的抨击。最终，柯西金极力倡导的经济改革半途而废，他本人也被解职“退休”。对于苏联出兵阿富汗，他持反对意见。据俄罗斯解密历史档案披露，在1979年12月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出兵决议上，他一个人拒绝签字。柯西金的助理索科洛夫斯基回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柯西金在医院里对他说：“我不能再做什么了，他们什么意见都不想听……”
柯西金自称，“我不是政治家，而是工程师”。奧泽尔曼院士对柯西金这样评价道：“他不是搞政治的人，而是只想搞经济。他不喜欢赫鲁晓夫，很不喜欢勃列日涅夫。”有一次，奧泽尔曼问柯西金：“20年进入共产主义的目标写入苏共党纲是怎么回事？”他答道：“这与我无关，我没有参与此事。”“那么，这些数字从何而来？”柯西金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指向天花板。许多认识柯西金的人都说，他是一位“实干家”，为人正直、低调，不喜欢在镜头面前摆弄姿势。
柯西金荣获过两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六枚列宁勋章、一枚十月革命勋章、一枚红旗勋章和六枚其他奖章。但他平时从不佩戴，还因此受到过“勋章迷”总书记的批评。他对自己的亲友说：我一生中，只为在卫国战争期间获得的一枚战斗红旗勋章而感到自豪。
1980年12月18日，柯西金病逝。由于第二天刚好是勃列日涅夫的生日，关于他去世的消息过了三天之后才得以公布。当时，我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还特地驾车上街了解苏联民众对这位已故领导人的反映。
我发现，许多中老年人都自发地排长队前往吊唁大厅，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待悼念柯西金。从他们的悲伤神情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对这个曾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实干家的深切怀念。我没有进去吊唁，只是在街旁默默地向这位曾为改善中苏关系而殚精竭虑的政治家表达了个人的最后崇高敬意！
从中苏两国总理“机场会见”至今，已过去40多年，然而，双方达成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的“谅解”，不仅对指导两国彻底消除边界争议隐患具有历史性作用，而且对探讨解决当今国际上的领土纠纷也不无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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