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霸气外漏”背后是什么：寡廉鲜耻、骄奢淫逸

　　11日，中纪委旗下《中国纪检监察报》以“哪里还有一丝为民之心”为题刊发了辽宁锦州凌河区委原书记邓为民严重违纪问题剖析和邓为民的忏悔书。

　　有评论称，邓为民，违纪违法手段之多、涉案数额之巨、行为之恶劣，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锦州市查处的头号违纪者。辖区群众戏谑道：“他的名字就是个笑话——‘为民’吗？分明是害民！”

　　邓为民寡廉鲜耻、贪欲无度、骄奢淫逸，“六项纪律”一个不落全部违反，跟他平日里的“霸气冲天”有关。邓为民我行我素惯了，班子集体就成了他眼中的摆设，“这事就这么定了”“这事必须整”，凡事由他一个人说了算。2011年至2013年间，区政府想征用某处农用地，找到锦州某拆迁安置公司。该公司为拆迁工作共投入1.2亿元。而邓为民在没有经过集体研究和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以2.1亿余元的价格与该公司签下了协议。只此一项，就造成国家经济损失9000余万元。其“霸气”冲天的情状，从中可见一斑。

　　邓为民很“霸气”，其意在彰显自己的所谓权威——“我是老大，我说了算”之外，又何尝不是向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有事找我，真搞定；找别人，白搭！然而，“有事找我”，给办好了，给搞定了，其实事情还没有完。世上哪来免费的午餐，给办了事，总得意思意思才行。换言之，在邓为民这里，当是事照办、钱照拿的。难怪有人说，大部分因贪腐落马的官员都有被“围猎”的经历，而在邓为民这里，商人老板则成了他“猎食”的对象。比如说，2011年锦州某公司与韩国某公司签约的一个项目落户在凌河区，邓为民给予该项目各种“关照”，事成之后，1000万元“好处费”就被揣进了他的腰包。

　　“霸气”与腐败之间的内在逻辑，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就像邓为民这样，“在没有经过集体研究和履行合法程序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并签下协议”。这一举动太具代表性了，不能不让人怀疑，在邓为民脑子里，除了权和钱，已经没有什么党纪国法、组织原则和合法程序了。利令智昏、刚愎自用，为所欲为、无所不为，用权如此任性，邓为民给那些愿干事、能干事、想干事而又不愿同流合污的干部造成多大伤害，如何危害凌河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态，都可想而知。

　　邓为民的“霸气”，还表现在“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也不一定办事”上。邓为民有一位校友在区里任副局长，想调整到正职岗位，先后2次共送给邓为民50万元，但直到邓为民被免职，事也没办、钱也没退。当调查人员问及原因时，邓为民答道：“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校友，我得避嫌，另外这个人品质有问题。”或许，邓为民的回答让人觉得迂腐可笑，然而，透过这个荒谬滑稽的回答，何尝不能窥见另一种“霸气”？他真是想咋就咋、敢做敢担——不给你办事但钱照拿不退，你又能如之奈何？

　　领导干部可以也应该有权威，但不可以也不应该有“霸气”。领导干部的权威，固然会有权力因素的作用，但并非全部。领导干部的真正权威来自于他的自然威望、自然威信。自然威望、自然威信，则来自于领导干部的精神境界、为民情怀、人格魅力，所谓“公生明，廉生威”是也。而“霸气”则不同，“霸气”往往是领导干部凌驾于组织领导、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的霸道行为，他们追求的是权力带来的快乐，追求的是自我私欲的膨胀。说到底，“霸气”的行为是与党性的要求、人民的期待格格不入的。因此，这样的“霸气”注定不仅不能给领导干部带来任何一丝权威，反而只会助推“霸气”者深陷犯罪的泥淖而不能自拔。

　　“霸气”也许一时能显现奇效，但终究难以一直有市场。清人所编的《啸亭杂录》，其中有这样一则记载：年羹尧镇守西安的时候，广泛搜罗天下有才学的人才。有个叫蒋衡的孝廉慕名前去，年羹尧欣赏其才华，将他留在了幕府中。有一回，蒋衡与年羹尧谈论时，表达出想要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的愿望。年羹尧对蒋衡说：“下科头名状元应该归你。”蒋衡听罢，不免为之震惊，因为他从年羹尧这句话中看到了擅用权力的“霸气”。联想到如此下去年羹尧必有灾难，自己也会受到牵连，于是，他假借生病而向年羹尧告辞回家。不久，年羹尧果然招来杀身之祸。后人敬佩蒋衡的明智，是因为他对“霸气”与腐败之间内在联系的超前洞见。

　　“有志不在年高，有理不在声高”，领导干部的权威和魄力与“霸气”无关，与“霸道”无缘。领导干部的权威和魄力来自于端正“三观”、保持“初心”、牢记宗旨、接受监督。思想境界提高了，服务意识增强了，自律观念强化了，“霸气”和“霸道”必然烟消云散，权威和魄力定然悄然而至。

（来源：上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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