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重磅专访：王英津详论统一前景
到不了的地方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世界都叫做家乡，我一直向往的却是比远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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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5是昂贵的第五代战机（网络图）
中国人民大学王英津教授就日前当前围绕两岸关系与台湾局势的若干理论、历史与现实问题接受了中评社记者专访。王英津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国家统一及其模式研究，先后出版过《国家统一模式研究》、《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研究》等著作。
在专访中，王英津教授着重向中评社分析了当前两岸关系中的深层矛盾及未来统一前景等问题，他认为，从“小两岸”来看，两岸统一的前景似乎并不乐观，但结合国际环境与中美力量对比，再从“大两岸”来看，就应该对两岸统一充满信心。他指出，“融合发展”对推动两岸统一至关重要。此外，王英津教授还就“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台湾地区的民主政治、理论创新对于两岸定位及未来统一的意义等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
专访全文如下：
我们发现，这些年来，台湾民众认同一个中国的人数日益减少，他们通常借打“民主牌”来抗拒统一，您如何看待台湾民主制度给两岸统一带来的影响？
王英津：我认为，这里要区分两个问题：一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二是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从逻辑思路上说，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在先，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在后。由于台湾方面对第一个问题抱有幻想，所以在第二个问题上采取要么回避抵制、要么漫天要价的态度。
从
大陆的角度来看，
立场和态度是非常坚定、清晰的，那就是：在第一个问题上，两岸没有商量的余地，两岸必须统一，无非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在第二个问题上，也就是统一的方式和模式上，双方可以协商。
我总结了一下，目前台湾部分民众在要不要跟大陆统一这个问题上之所以抱有幻想，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我认为，台湾方面的这种想法过于简单。这个问题的深层，涉及到两岸政治价值观的差异。台湾经过这么多年民主实践，价值理念已基本西化，崇尚人权、自由、民主等西式政治理念，把这些价值理念看得至高无上，在跟大陆的政治博弈中认为抓住了这些东西似乎就占领了道德制高点，永远“政治正确”，事实上，这些价值理念对大陆并不产生多少效果，因为在大陆14亿人的文化理念中，自由、人权、民主固然是很重要的价值要素，但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是更重要的价值要素。为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可以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自蔡英文上台以来，大陆网民主张“武统”的声音甚嚣尘上，其实就是这种理念的一种反应。在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观念中，缺乏自由民主理念的基因。现在的大陆尽管也看重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要素，但没有西方国家那么看重，一旦这些价值要素与主权观念发生碰撞，他们更看重主权。在这一点上，大陆不同于西方国家。譬如，加拿大在魁北克“公投”问题上，之所以会同意魁北克就“独立”问题进行公投，原因固然是多元而复杂的，但其中之一就是它过分看重民主、自由等这些价值理念，所以当“魁独”利用民主、自由等旗号来要求就“独立”问题进行公投时，加拿大政府就难以做出回拒的决定。英国同意苏格兰公投也有类似的原因掺杂其中。然而，大陆却不然。所以，台湾人试图拿着西式自由民主的这些理念和价值来压制中国大陆的做法，是很难凑效的。
在您看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国家统一是什么关系？有人说，大陆“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提出，隐含着给两岸统一划出了一个时间表，您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王英津：我注意到了这个说法。这仅仅学者们的说法，而不是大陆官方的说法。但学者们的这个说法，有其符合逻辑推理的成分。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大陆陆续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并将其具体锁定为“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国家统一战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必须服从并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战略的次战略。基于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上述关系，很多学者认为，虽然目前两岸没有一个具体的统一时间表，但上述大战略事实上已确定了一个“不是时间表的时间表”。因为很难想象，未来在实现了中国梦的时候，中国还处于分裂状态。倘若那样，中国的国际尊严就无从树立，也将无法称得上是真正实现了民族复兴。
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您认为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为未来两岸统一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有哪些需要引以为戒的地方？如何在未来“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中更多加入“融合”的观念？
王英津：香港问题的解决以及回归后20年来“一国两制”的实践，对于我们将来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问题提供了很多经验或教训。当年中英在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时，邓小平划定了两年的谈判期限，若谈不出结果，中国单方面解决香港问题。事实表明，邓小平设定这个期限给英国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中英谈判如期完成，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未来两岸统一的谈判时，大陆会借鉴这一做法，也应给两岸谈判划定一个期限，这样可以避免政治谈判陷入“持久战”。
从香港回归后的“一国两制”实践来看，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今后解决台湾问题时加以慎重，譬如司法终审权问题、冲突协调机制问题、独立税收体系问题等等。就税收来说，当时中央政府不让香港向中央交税，完全是好意，而事实表明，香港民众不仅没有意识到中央的善意，反而还淡化了他们的公民意识。纳税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和地方政府的义务，不交税不利于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在香港出现的这些问题，今后如何在解决台湾问题时加以避免，需要好好研究。
还有一个宏观层面上的问题。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政策。所谓“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就是内地与香港“分治”，分治其实就是实行“井水不犯河水”的隔离政策。
隔离固然可以防止内地分享香港的既有资源和利益，免除了香港民众的顾虑和担心，有助于更好地保障香港民众相关权益。但是，长期的隔离会固化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差异，容易强化香港居民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认为香港就是香港人的香港。这种意识一旦遇到对中央的不满情绪时，就很容易转化为分离主义意识。这就是近些年香港出现“港独”的重要原因之一。
“存异”是必要的，但不能永久性地停留在“存异”的层面上。应该在“存异”的基础上去积极的“求同”，然后积极培育、慢慢扩大“共同”，以最终消除“差异”，这才是正确的抉择。香港在回归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央政府应该在香港与内地实行“分治”的同时，适时推动两地向“共治”方向转化；具体来说，就是中央在保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同时，应通过一些制度设计和法律框架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发展，但我们长期以来却忽视了这一过程。
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告诉我们，今后处理两岸关系时应积极地推动大陆与台湾的融合发展。从这个角度说，未来如何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进行区域整合与融合发展，应是今后大陆学界需要认真研究的新课题。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说，特区治理是未来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特色，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治理模式。
王英津：大陆领导人近些年较少提及“一国两制”，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有人据此认为大陆已经放弃了将“一国两制”作为未来两岸统一后的制度安排，或者认为大陆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的计划已经失败了，那就错了。大陆并没有放弃“一国两制”。那么，大陆领导人为什么很少在涉台场合公开提及“一国两制”了呢？这是因为目前两岸统一的时机还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陆过多地提及“一国两制”，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不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可见，大陆较少谈及“一国两制”主要是出于策略考虑，但从来没有放弃“一国两制”。
据我个人观察，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台湾模式存有重大误解，认为它跟港澳模式没有区别。事实上，大陆方面从来没有将“一国两制”台湾模式固定化，认为它与港澳模式会有很多不同，至于究竟有哪些具体不同，现在尚无从得知，大陆官方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作过原则性论述，并没有将它的内涵逐一列举。
在这个问题上，大陆一直主张可以通过两岸谈判来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具体内容。也就是说，“一国两制’只是未来两岸统一的一个架构，至于在这个架构下如何来处理、安排和整合两岸之间的关系，台湾方面可以参与进来一起协商和设计。当然，目前并不具备商谈的条件。未来条件成熟时，两岸学界可先行加强对话与交流，在总结现有港澳模式正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深挖“一国两制”的可供资源，同时吸收和借鉴其他各种模式的合理因素，共同完成“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建构。
两岸实力对比的变化对未来两岸统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您如何评价台湾方面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
王英津：我认为，台湾跟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越来越少。从两岸实力对比这一角度看，台湾跟大陆讨价还价的最佳时期已经过去。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是台湾在两岸关系中处于相对优越地位的时期。在经济上，台湾作为“亚洲四小龙”的余辉还存在；在政治上，成功地开启了民主化转型，在国际社会树立了一个亮丽的民主形象，一时被誉为“东亚民主的样板”，其民主的负面因子还没有开始显现；在文化科技方面，台湾的中国传统文化保存得相对完好，科学技术的国际接轨程度也较高。相反，这个时期的大陆则显得有些落后，经济上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综合实力并不强大；政治上正处于“苏东剧变”带来的社会主义“低潮”，尤其1989年“六四”之后，一直遭到西方国家的政治攻击和经济制裁；文化上，经“文革”破坏的中国传统文化尚未得到修复，科学技术的国际接轨程度也有相对较低。
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台湾在各个方面一路下滑，直到今日。就目前的两岸对比来看，在1990年，台湾的GDP一度相当于大陆的43.8%，而2016年，这个数字变成了4.5%。政治上，台湾民主的负面因子不断显现并持续发酵，主要有：社会撕裂、民粹主义、街头政治，加之台湾所采取的西式自由民主体制本身所带来的政府能力不足问题，严重影响了施政效率和民主质量。台湾的民主形象与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相比，已经大大褪色。现在台湾民主不再是先前人们所赞誉的样板，反而成为人们批判民主的“样板”。文化科技方面，早期相对于大陆的比较优势也已经丧失。就20年来两岸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言，台湾跟大陆讨价还价的筹码日益流失，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台湾手中的筹码还会越来越少。
那么，这个问题，台湾民众没有意识到吗？为何台湾任凭自己手中的筹码日益减少而不采取措施？
大家都知道，民主是达到善治的手段。台湾社会应该利用民主制度来对台湾未来战略发展进行讨论和研判。但据我观察，台湾社会对于台湾未来中长期战略发展缺乏论证、设计和规划，相反，却被周期性的选举牵引着到处跑。譬如，对于“台独”问题，是否能够行得通？如果行得通，如何去实现？什么时间可实现？如果行不通，是否能够维持所谓“不统不独”？如果维持不住，早晚不可避免要跟大陆统一的话，那么，什么时候跟大陆谈统一，自己在两岸谈判中可以要价最高，并获得最大谈判筹码？这些东西，需要组织台湾内部的精英和学者进行深入的研讨和论证。但在台湾，没有人敢组织这样的讨论。一旦组织这样的讨论，就会被政治对手抓住小辫子，带上“红帽子”，他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就结束了。
所以，“统一”在岛内是一个令人忌讳的字眼。“统者不敢言统，独者不敢言独”成为台湾社会的奇怪现象。这样，任凭台湾跟大陆谈判的筹码在不断流失，政治人物都因担心自己选票流失而不敢站出来改变这一现实。我把台湾社会出现的这一现象称为“台湾成于民主，困于民主”。
中评社记者
您说“台湾成于民主，困于民主”，您是否认为台湾民主是失败的民主？您作为政治学学者，如何评价台湾的民主？
王英津：我说“台湾成于民主，困于民主”，不是说台湾民主是失败的，而是说台湾发展尤其战略发展受困于民主，以至于使台湾丧失了很多机会而走向被动和困顿。相反，单单台湾民主本身来说，我认为它基本是成功的。譬如，在选举政治方面，选举范围不断扩大，直选成为主流选举方式；在民主要件方面，已建构起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在社会自治方面，自治程度较高，公民社会的发育较好；在政治参与方面，普遍性、平等性原则得到落实，妇女参政比例高，少数民族有参政名额保障。在公民权利方面，基本落实了权利的本源地位，应然权利、法律权利与实然权利之间的落差非常小，在实施多数决的同时，注重保护少数；等等。
但台湾在民主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譬如民粹主义、精英主义、民主工具主义、非理性主义等问题；民主运行成本高昂；缺乏基于正义的法治原则；政党活动欠缺公共政治道德；黑金政治、选举舞弊；政治派系林立；政府能力不足；等等。在这些问题当中，最大的是政府能力不足，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然，这不是台湾社会所特有的问题，而是所有实行西式自由民主国家和地区的“通病”。
总体来讲，台湾社会的民主在台湾地区是成功的，基本建立了民主的制度架构，确立了民主的理念，民主观念已经深入到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但民主制度也确实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民主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在这里，我反对两种极端的观点：
一是扩大台湾民主的负面，
将台湾民主说得一无是处的观点。我们不能因为某些“台独”人士利用民主来搞“台独”，就把近30年来台湾民主建设的成就说得一塌糊涂。
另一方面，也反对扩大台湾民主的积极面，
将台湾民主说成什么“东方社会的民主灯塔”、“中国大陆的民主样板”等，甚至还有的借机向大陆实施“颜色革命”之类的企图和做法。与大陆不同，台湾社会的城乡差别、南北差别、东西差别、地域差别相对较小，人均教育素质较高，台湾民主化是建立在均衡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但大陆的发展却是建立在非均衡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譬如南北差距、东西差距、城乡差距均很大，这些都决定了台湾的民主经验对大陆是非常有限的。
在马英九八年期间，两岸交流虽然有所扩大，但岛内民众越来越不认同一个中国，大陆甚至出现“武统”的不耐烦的声音。您认为未来两岸如何由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大陆是否找到了新路径？
王英津：在如何由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问题上，大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日臻成熟的过程。2008年马英九上台主政后，两岸关系进入了和平发展新阶段，大陆期待通过扩大和深化交流来推动两岸从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但事实表明，单单依靠交流来推动两岸由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是不现实的，最有力的佐证便是，随着交流的扩大，一个中国在岛内的认同率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必须寻找推动两岸从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的新动力、新路径。两岸融合发展就是习近平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新思路。
“融合发展”是相对于“交流发展”而言的。二者的不同在于：在交流阶段，“台湾的是台湾的，大陆的是大陆的”。到了融合阶段，本来是“台湾的也是大陆的，大陆的也是台湾的”；但由于台湾方面不配合，暂时只能呈现单方面的融合样态，即“台湾的还是台湾的，但大陆的也是台湾的”。
从时间上说，不仅在统一前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在统一后仍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香港回归20年来的实践从反面告诉我们，即便两岸统一之后，也需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香港目前出现的政治不认同（甚至“港独”）现象，均与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推动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发展有直接关系。因此，我们在处理两岸关系时，只有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才能聚同化异，形成共同利益，一个中国认同才具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从统一方式上说，不论未来采取和平统一，还是武力统一，在统一之后都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在和平发展阶段，通过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拉近两岸的距离，增进两岸共同利益连结，为未来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即便未来出现大陆武统台湾的情形，武统之后更需推动两岸融合发展，以弥补武统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武统之后，一定对台湾实行短暂的紧急状态，台湾岛内的社会流动和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让台湾同胞到大陆就业、生活和学习就成为一个新选择，因此，武统后的两岸融合发展更有必要。
需要说明的是，融合发展可以为两岸由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但并不能保证两岸必然沿循这一道路走向统一。若推动两岸走向和平统一，还必须要有其他配套设计。至于有哪些配套设计，我们还需要再研究。
您曾积极就两岸政治关系问题展开理论探索，并出版了一系列学术理论成果。众所周知，两岸政治问题存在一个个难解的结，理论创新就尤为重要。那么，您认为理论创新对于两岸定位及未来统一有哪些意义？
王英津：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两岸的未来统一不可能照搬任何一种现有的统一模式，必须立足于我国现行的单一制，同时又借鉴联邦制等政治形式的有益成分，进行制度创新，使统一架构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我们知道，要进行制度创新首先要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先导和基础。可以说，单靠目前的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解决两岸关系问题，必须建构一套混合型的新理论。
从当今世界看，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单一制与联邦制、总统制与内阁制、以及三权分立架构下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无不在向着相互借鉴、相互交融的方向发展。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两岸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未来解决两岸关系的理论一定是混合理论。实际上，“一国两制”理论就是一种混合理论。只有混合理论及体制才能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因为它具有更大的弹性和更宽松的架构，只有这样，才能包容两岸双方的差异。
理论创新对于研究两岸关系很重要，但创新并非没有边际，一方面它必须基于一个中国原则；另一方面，它必须能解决两岸存在的分歧和争议。诚然，要设计出一个既与一个中国原则不冲突、又不偏离两岸的政治现实，同时还能被两岸中国人都能接受的定位和统一方案，确实不容易。
所以，两岸学界应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并以创新思路去设计出能为两岸同胞共同接受的定位方案，乃至未来统一方案。方案设计既要尊重历史，也要正视现实；既坚持历史连续性，也要坚持现实变化性。在这样的策略指导下，双方应秉持现实主义态度和互谅互让精神，来处理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遇到的棘手问题。对于大陆方面来说，不能简单地将台湾当局视为地方当局；对于台湾方面来说，必须接受一中框架，并看到两岸之间大小有别，尽管两岸双方法律人格平等，但在现实实力政治法则面前，也不可能达到事实上的完全平等。
从宏观上看，您认为目前时代大背景、国际大环境和岛内小环境对未来两岸统一有怎样的影响？
王英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二战结束以来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大环境等因素对于我们完成两岸统一，并不是十分有利。主要有三个方面：
☺ 一是我们所处的大背景是一个“由合到分”的时代，这不同于17、18世纪欧洲“由分到合”的时代背景。回顾17、18世纪，封建邦国林立，这种状况不适应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需要，于是这些封建邦国主动联合或被迫统一为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就是一个由分到合的过程。但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化后，目前时代正处于一个由分到合的时代，二战后以后，主权国家数量从50多个不断增生至目前190多个就是例证。我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完成统一，难度会相应增大，这就需要我们在两岸统一问题上付出更大的努力。
☺ 二是和平解决有关争端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我们两岸是一家人，大陆不会轻易对台使用武力，这是大陆一贯宣称的政策。台湾方面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拒统”问题上“有恃无恐”。目前的时代不同于二战以前，现代国际法主张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有关争端。尽管两岸统一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受国际法调整，也不容他国干涉，但我们仍不难想象，假如大陆主动对台湾采取武力统一的方式，必定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热议。所以，大陆一直在竭力争取和平统一，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使用武力手段。但是，武力手段不能轻易使用不等于不能使用。一旦出现了《反分裂国家法》规定的动武情形，大陆也只好使用武力。对于大陆来说，武力手段不是最佳选项，但历来也是选项之一。
☺ 三是美日对台湾的安全保护。这个问题，大家很清楚，不展开分析了。
从台湾社会来看，岛内小环境也非常不利于两岸统一。因素有很多，我把它们概括为四个字：“主权”和“制度”。
☻ 关于“主权”，主要是指这些年台湾因存在“主权诉求”而使得两岸统一问题无从谈起。随着“台独”思潮在岛内的蔓延和“台独”活动的加剧，统一问题不仅在岛内被完全搁置在一边，而且还变成了一个令人忌讳的话题。这个问题，不用展开了，大家很熟悉。下面我谈谈“制度”问题。
☻ 自1987年台湾开启政治革新以来，台湾开始转向实行西式自由民主体制。台湾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已经习惯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西式自由民主体制下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他们的政治理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已经基本格式化。台湾民众信奉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理念，自以为是先进的东西。在我看来，尽管台湾民众的这种认识有片面性，但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他们的这种认识影响了他们对大陆体制的客观评价，认为大陆体制是落后的、专制的，因而也就难以认同。
当然，“制度”问题有时也仅仅是一个借口，退一步说，即便大陆实行西式自由民主体制，台湾民众也未必会愿意统一。从国外来看，加拿大、英国均为民主国家，但仍存在分离主义问题。事实上，大陆的体制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也并非像台湾民众所认为的那样不好。总之，不管怎样，这确实是影响台湾民众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大陆也不会因台湾民众的“认为”就去改变现行体制，所以，两岸在这个问题上会需要一些时间来磨合。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您，鉴于目前岛内支持统一的力量日益式微，您如何展望未来两岸统一的前景？
王英津：台湾不愿面对统一，并不意味着大陆就会放弃统一。统一问题并不因台湾回避它，它就不存在了。目前台湾方面之所以能跟大陆保持在“相持”状态，主要是它由于背后有美国的支撑。只要中美力量对比结构发生了变化，两岸关系就会出现逆转的契机。
中国大陆的目标定位是成为一个区域性大国，而不是成为世界性大国。这个目标定位决定了中国大陆只需主导或部分主导西太平洋西部地区就足以能够保障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无须去主导整个西太平洋地区。西太平洋西部地区是西太平洋的最有战略价值的部分。当然，即便中国主导，也不意味着完全排斥其他大国的利益。
目前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这场博弈，最终可能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跟很多从事国际战略研究的学者探讨过。他们多数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必然会挤压美国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区已经存在的战略空间，并挑战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的亚太格局和秩序。为此，美国必然会做出强烈的遏制反应。目前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角力就是这种博弈的反应。
目前来看，中国很难将美国从该地区排挤出去，但美国也很难遏制住中国在该地区的崛起。但多数学者对美国未来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并不看好，尤其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区，美国在遏制中国冲破第一岛链问题上日益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当未来美国不能遏制中国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区的活动，或者即便勉强遏制，但付出的代价远大于收益时，美国就会重新评估其原有战略部署的价值和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可能：一是实施战略收缩，默认中国大陆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区的战略利益存在，给中国在该地区让出一部分战略空间，中美共享在该地区的主导权；二是实施战略撤退，将西太平西部地区的主导权被迫让位于中国大陆。对于后者，多数学者认为短期内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在这场博弈中处于地缘政治的优势，美国最终会因博弈成本太高而与中国作适度妥协和让步。
当然，美国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区实施战略收缩或撤退，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美国被中国从该区域排挤了出去。事实上，中美两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犬牙交错。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可能都要作出必要的政治妥协和利益交换，很难简单地说谁输谁赢，最终结果可能是各有输赢。即便是美国从该地区实施战略收缩，中国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作为交换或补偿，中美两国都是成熟的政治大国，处理问题的手法和技巧都老道娴熟，不会让外界感觉到美国被中国排挤了出去，让美国感到难堪。届时中国会与美国达成某种默契，让美国“很体面”地从西太平洋西部地区收缩或撤退。
这时台湾对于美国的战略价值就大大下降，加上美国一贯的实用主义思维，“弃台论”就会泛起。一旦“弃台”，台湾就失去了靠山，届时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就容易得多。对于美国何时会在西太平洋西部地区实施战略收缩，学者们的预估不完全一致，但总体认为不会太遥远。不管怎样，美国在西太平洋西岸地区的收缩或撤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单从“小两岸”来看，两岸统一的前景似乎并不乐观，但从“大两岸”来看，就应该对两岸统一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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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台办主任李文辉：
每天一早起来第一个看的就是中评社的新闻，才能掌握台湾时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
中评社每次发布的消息，特别是有关两岸的都是做这种研究的学者必须每天早上要去看的去读的！
中评社每次发布的消息，特别是有关两岸的都是做这种研究的学者必须每天早上要去看的、去读的、不可或缺的！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调创新中心专家委员郑剑：
一年来我走访不少国际智库专家，他们在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时有两个东西必须看，其中一个就是香港的中评社...
台湾艺术研究院院长林富男：
中評带给我们有关两岸、华人世界的资讯实在太美满太丰富了！我每天都要读中评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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