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哭~复旦教授出车祸去世！是他为上海种下唯一的红树林！

神童、学霸、恩师、科学家、教育家、科普大师、红树林的养育者、最大程度“拥抱”青藏高原的人······认识他的人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他，但无论是哪一个，都那样令人不舍。尽管小编不认识他，但依旧被他感动。

2017年9月25日，上海被这个时节少见的连绵而又滂沱的大雨包围，千里之外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著名植物学家、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钟扬教授遭遇车祸，不幸英年早逝，享年53岁。

在此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没关系，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一起感谢他为上海、为国家做的一切。

钟扬，1964年出生，1979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84年毕业于该校无线电电子学系。日本国立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生物系统科学博士。1984-1999年在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1996年起任研究员），其间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和密西根州立大学合作研究4年。2000年起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进化生物学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植物分子进化和生物信息学研究。2009年被教育部批准为长江计划特聘教授（西藏大学），中组部第六批援藏干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网站】

15岁就考上大学，钟扬这位被称为“神童”的少年大学生，更让人难忘的是他一生一心一意只做一件事：收集种子。

上海的生物资源十分贫乏，排在前列的是云南、西藏，钟扬将西藏当作研究植物的天然研究室，为此，他入藏工作了16个年头。

尽管跟西藏接触的时间很长了，但是高原生活遇到的种种困难永远存在，他说：“刚到西藏的时候，我用了整整5年来克服高原反应。后来体检时发现高原环境还是对心肺功能造成了损伤。”但是他每年还要进藏大工作150天以上，后来，他已经能做到抵达目的地当天就能开展工作的地步。有人问钟扬还要在西藏待多久，他坚定地说：“不拿到藏大的植物学博士点，我绝不离开。”

他不光自己研究西藏的一草一木，他还培养人才。他曾介绍说：“除了研究植物，我们还对西藏大学进行了支援。这些年里，我们实验室培养出了第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西藏大学也拿到了第一个生物学自然科学基金。”

扎西次仁，钟扬在复旦指导的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生，在确定了“西藏巨柏保护的遗传学研究”博士论文课题后，师徒俩用三年时间在藏东南地区沿雅鲁藏布江两岸调查巨柏的分布与生存状况，直至将现存的3万余棵西藏巨柏登记在册，并对其野生种群一一标记分析。

德吉，一位80后藏族女生，为了研究山岭麻黄基因组对环境的适应机制，几次攀上世界屋脊，采集生长5000多米高的山岭麻黄，在极端环境下进行科学实验。今年6月，德吉获得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学位，成为复旦生科院第一位藏族女博士。牵线人便是钟扬教授。

钟扬做的这一切不为别的，就为了一个践行自己的一个想法。

2000年，钟扬到上海执教。作为一名植物学家，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上海的海滨“光秃秃”的呢？钟扬说，尽管位于东海之滨，上海很少被人以“海滨城市”来描绘，“因为上海的海边，没有美丽的沙滩，也没有茂密的红树林”。

红树林，是一种生长在热带、亚热带特有的海岸带植物群落。它是至今世界上少数几个物种最多样化的生态系之一。红树林不仅能带来丰富的生物资源，还有重要的生态效益。它具有防风消浪、促淤保滩、固岸护堤、净化海水和空气的功能，被誉为“海岸卫士”。有红树林存在的海域，几乎从未发生过赤潮。

“只要稍微热一点的海边都有红树林，为什么上海不能有呢？”在上海的海边种红树林，是钟扬十多年前就有的想法。

100多年前，人们将欧洲的悬铃木（法国梧桐）引入上海，一度成为十里洋场街道的象征。钟扬认为，红树也能像法国梧桐一样，在上海生根。可是，刚开始，人们普遍怀疑：上海的天气条件，红树林能种活吗？在此之前，在中国，人工栽种的红树林，最北的在温州（北纬27°03′-28°36′）。位于北纬30°40′-31°53′的上海种红树，能否抗过冬天的低温？

钟扬决定试一试。他在科研论文中查到，上海曾有过红树林，二十几万年前的化石就是证据。在中科院时，他还了解到原产于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的凤眼莲引种到中国并广泛传播的过程。植物对环境有强适应性，钟扬相信，红树林能在上海落地生根。

8年时间里，红树林遭遇过无数否定和不可抗的天灾。2008年的冬天，罕见的冰雪冷冻灾害席卷整个中国南方，上海1月至2月的平均温度比往年同期低2℃。钟扬的红树林试验田刚刚经营第一年，就遭遇灭顶之灾。此外，出没的野兔时常啃食这批红树。“第一年栽的时候很痛心，好不容易长出来的苗子还被兔子吃了。”

钟扬没有放弃。第二年，新种的红树全部活了下来。更惊喜的是，第一年貌似死去的红树，竟然又“复活”了。那些红树尽管叶子都掉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可是根还在生长。钟扬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寓意，人和树都要坚持下去。”

去年1月24日晨，浦东临港附近一片荒滩，温度计显示－8℃。天寒地冻的海边有片红树林，由多个热带植物组成——无瓣海桑、秋茄、桐花树等，它们在寒风中傲立，没有丝毫热带植物的娇气。“红树林度过了极寒的考验，它更证明上海能够生长红树林。”钟扬兴奋不已。他告诉记者，红树林是“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可能这一代人未必看得见，但可以造福200年后的人。

上海的红树何时能像海南等地的红树林一样茂盛？钟扬定下的期限是200年，不过，这是他最保守的估计。他更希望50年就能实现，“毕竟温州的红树引种只用了30多年”。

现在去上海的海边，看到的只是空荡而广阔的灰黑色滩涂，希望很多年以后，当人们再在这里拍照时，滩涂上能长满茂密繁盛、绵延不绝的红树，那时的上海，一定能被人们赞为“迷人的海滨城市”。

科学要进步、发展，就不应该被束之高阁，不应该是几个人的游戏或者梦想，不应该只靠几人之力，科学需要被了解、被关注，科学也可以是全民的狂欢。也许钟扬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乐于科普，善于科普，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就会走到民众中去，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想法——

“人类和流感病毒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军备竞赛，人类虽然无法彻底战胜流感病毒，但这个劲敌也在不断促进科学发展，不远的将来，人类或许可以用大数据来预测流感暴发……”

“进化论在很多人脑海中留下的仅仅是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关系，但其实，全面来看，进化没有那么‘火爆’的‘脾气’，它也懂中庸之道。从分子水平来看，没有所谓优秀的和落后的、好的和坏的性状之分，不好不坏的才是大多数。关键词是适合度，或者叫适应性，看谁更适应。它们之间没有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

“做好专业的科普志愿者，一要看从事专业的科技工作者有没有当志愿者的心，二是对于把志愿者作为事业的人来讲，能不能专业水平再提高一点。不要在科普这个‘第二课堂’里，把学校第一课堂里的老故事一遍遍重讲。科普志愿者们要学会用事实去解说科学，而不是单纯地灌输观点。”

钟扬是植物学家，所以他说的话往往被当做绝对正确的权威来看，但是他说：“我说的不一定对，你说的也未必错。”

他眼中的科学并不是绝对正确的：“科学研究必须是严谨的。就好比，转基因研究发展至今，没有哪个真正的科学家会向你保证今后是绝对无害的，对一杯普通的水也是如此，无法保证，因为这种100%的保证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但是，大多数老百姓无法读懂这种‘不能保证’的真正含义。这就是科学和普通百姓间的‘最后一公里’。”

他眼中的人生也没有绝对：“人生没有绝对，不必等到临终才来回首自己的人生，只要把每个年龄段该干的事都干了，就能不负人生。”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会的。一定会的。

不过，天堂里可能没有种子，要不要再回来一趟？

整理自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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