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鹏、陈建斌的乌鲁木齐时光
来源：博客天下—陈雨
陈建斌和李亚鹏认出家乡乌鲁木齐的方式出奇一致—空气。
“你一下飞机就能感受到空气里水分特别少，有一种清冽、甘洌的味道。”陈建斌告诉《博客天下》，而李亚鹏的说法是“干燥、清爽”。从迈出飞机舱门的那一刻，置身于这样的空气中，他们才能确定，到家了。
陈建斌生于1970年，李亚鹏比他小一岁。二十多年前，当两人离开乌鲁木齐的时候，等待他们的是火车上漫长的时光。
“在我上大学的4年中，每个寒假和暑假都会回家，每次坐3天4夜，一个来回就是一个星期，一年当中我有两个星期是在火车上，4年当中就有8个星期，也就是说我上了4年大学，但是有两个月的时间是在火车上。”陈建斌说。
而对于14岁离开乌鲁木齐去往合肥读书的李亚鹏来说，火车的记忆更加深切。“我每年会回去，每个暑假、寒假，一次三千多公里，一年4次，就是12000公里，4年就是4万多公里，围绕地球都有一圈了。我在安徽念书4年多时间，几乎有50天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当火车上的日子离他们远去，乌鲁木齐对于他们，仍非漫长时间和距离之外的简单存在。他们与新疆一道经历苏醒的80年代，城市建设热火朝天的90年代。去北京，对那时的他们是一种难以抵挡的吸引。那是个得天独厚的理想年代，在内地流行起来的，大多也在新疆受到追捧，谈起童年时代的记忆，总能与在内地长大的孩子找到共鸣。
陈建斌上一次回家是2013年6月，他的44岁生日，那时北京已经热得必须要开空调。到达乌鲁木齐的第一天，夜里的空气有点凉，他开着窗户，盖着被子，躺在家里的床上，闭着眼睛认出了儿时熟悉的感觉。
陈建斌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他的曾祖父从陕西泾阳来到新疆，此后全家便扎根于此。18岁之前，陈建斌没有离开过乌鲁木齐，这座西域省会城市承载了他全部的青少年时光。80年代的乌鲁木齐没有高楼，全部是矮房子，“最高的楼也就五六层。我记得原来有一条路叫光明路，光明路是很宽的，在那里走，一抬头，博格达峰带雪的山头就在天边，很近，随时都可以看到”。
在后来的岁月中，有着低矮红砖楼的伦敦，能看见玉龙雪山的丽江，都会让他想起家乡。
李亚鹏和陈建斌不同，关于家庭，他曾在博客中写道：“爸、妈都是15岁时分别从内地来新疆的，并不是响应号召，而是出身不好，遭人歧视，索性打起行李四海为家，后来两个人在新疆相遇，倍觉亲切，便结为夫妇。父亲成为了机电工程师，母亲成为了一名儿科大夫……”
他父母工作的地方，就叫一号立井煤矿，这也是李亚鹏微博名字的由来。80年代，许多之前来到新疆的知青相继返乡，而李亚鹏一家却从未想过重回内地。“我想他们在各自的家乡留下的记忆可能也不是那么美好吧，新疆就是我的故乡，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家乡呢？”李亚鹏说道。
陈建斌在乌鲁木齐市体委大院长大，他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运动员，参加过第一、二届全运会的摩托车比赛，退役后在乌鲁木齐市体委竞赛科负责全疆的体育比赛工作。
每到夏天，乌鲁木齐的各个单位都会派大卡车去吐鲁番拉葡萄，拉回來后，体委大院的就拉到操场上、篮球场上。各家把成箱的葡萄拉回家，根本吃不完。“吃不完就要把那葡萄晾起来，挂一根绳在家里，一进家门，”陈建斌做了个掀门帘的动作，“每家挂的都是葡萄。”
整个大院住的都是陈建斌父亲的同事，所有的小孩，无论汉族、回族、维吾尔族还是俄罗斯族，无论“大小孩”、“中小孩”还是“小小孩”都玩在一起，“都跟着大小孩，大小孩玩什么，小小孩、中小孩也玩什么，很乱，几十个人在一起，每天放学以后，院子里就乱作一团，一直玩到天黑了，各自的妈妈在那喊‘回家吃饭了’，我们才回去”。
那时乌鲁木齐年轻人中流行穿军装，一种绿色，一种蓝色。绿色的是解放军的军装，因为裆肥而被叫做“黄大裆”。蓝色的是警察制服，陈建斌和李亚鹏穿的都是这一款。后来在看王朔的小说，以及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时，陈建斌找到了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说起大院生活，给他留下印象很深的是灯光球场。几乎每个80年代的夏夜，灯光球场都会举行各个单位之间的篮球比赛。每到傍晚，篮球场周围坐着站着全都是人，球场旁边有电线杆子，人们把电线拽过去，在球场上方拉起灯，看各个单位的篮球高手打篮球。陈建斌到现在还觉得，当时观战的激动程度不亚于现在看NBA。
1982年风靡全国的电影《少林寺》几乎影响了每一个男孩，远在新疆的李亚鹏和陈建斌也不例外。看完电影的暑假，李亚鹏从乌鲁木齐出发，去了一趟少林寺，当时的心情他记不清了，但一张全家在少林寺塔林前的合影现在还在家里摆着。陈建斌没去少林寺，他参加了大院里新办的拳击班。《少林寺》播完后，体委大院里多了很多武术班和拳击班，一到下午，操场上全都是打拳、练武的人。
“我们是内部人员，没有交钱。我混进去练了两天，打了两次实战，打得鼻青脸肿的，再不去了，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陈建斌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忍不住哈哈大笑。
那时候，体委大院的孩子为了上体育学院而努力学习理科知识（体院是理科院校），不善“拳脚功夫”的陈建斌可能还不知道，除了在运动场上挥洒热汗之外，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文艺时代即将到来，并将持续地影响他，直到今天。
1982年，陈建斌在乌鲁木齐八中开始了他的初中生活。他那时的同桌是一个漂亮的锡伯族姑娘。当时有一种雪糕，叫娃娃头，他的同桌因为长得像个大眼睛娃娃，也得到了这个和雪糕名字一样的绰号。
和总考100分而转学到稍好学校的李亚鹏不同，“只差10分”没考上重点中学的陈建斌的成绩实在令人担心。
“我初中三年上得很糟糕，”他将原因归结为那时全国轰轰烈烈的录像带热潮，“各个电影院都开始放录像，香港的武打片什么的，那个对我冲击太大了，诱惑太大了。”从体委大院去八中的路上，陈建斌会经过人民电影院、胜利电影院、儿童电影院和新中剧院。那段时间乌鲁木齐的电影院实行抽查制度，进电影院后只有几个人会被抽中检票，这让陈建斌再也没好好上过学。
“我经常是背着书包去上学，路上直接就进了电影院，就在那看，看到中午差不多了，回家吃饭，下午接着去看。我变成了一个职业影迷，天天坐那看录像。上课的时候也是，上着上着我们几个男生一约，就走了，就去看录像去了。”陈建斌说。
同样风靡的还有电子游戏魂斗罗，这是李亚鹏玩过的唯一一款游戏，被问到战绩如何，他耸肩笑了一声：“一般，没兴趣，不是太喜欢玩游戏。”但陈建斌一玩可以玩一晚上。他从同学家借来卡机，插上游戏卡，把当时仅有的两个游戏—魂斗罗和双截龙，都玩了个遍。
高中时，陈建斌换到了离家更近的乌鲁木齐二中，从家到学校只有不到10分钟的路程，这一次，路上没有电影院了。
但那时，家里有了第一台录音机，陈建斌的姐姐买了一盘叫《音乐博览会》的磁带，里面全是中国人翻唱的外国歌，他听得如饥似渴，觉得好听到必须在学校课间休息的时候跑回家，听20分钟再跑回去，否则完全“忍受不了”。
不仅如此，在去二中的路上，陈建斌会经过全新疆最大的贸易中心，他断断续续在那里买了两大抽屉磁带，其中有几十盒保留至今。“那时候听的都是流行歌曲，张蔷的、费翔的、周峰的，我要是那会儿听点巴赫、舒伯特的，说不定现在音乐素养更高。”他说。
陈建斌一直喜欢文学，但在初中前，他没有看过中篇小说。为他完成启蒙的，是一本扔在病床上的《中篇小说选刊》。他一口气看完了路遥的《人生》，而且“发现很好看”。
那是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也是陈建斌的黄金时代。从那天起，他的阅读体验突破了篇幅的限制。家里没有订《中篇小说选刊》，他就紧盯同学家的邮箱，一旦杂志送到，就第一时间借走，“‘唰唰’地看完”。
80年代乌鲁木齐丰富的文艺生活彻底分了陈建斌的心，高中毕业后，18岁的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我一来，就爱上了北京，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城市我喜欢，我想在这儿生活。那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陈建斌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之前他从未离开过乌鲁木齐，对他来说，那里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甚至就是世界本身。
亲戚在王府井逛街的时候，陈建斌独自一人从南往北走到了人艺，走到了美术馆，在那里买了一套谢冕主编的《新浪潮诗集》，一直保存到现在。“买的诗集、在人艺看的画，这才是我想要的，我想生活在这里，我想干这个，我一见如故。”形容起那时的感受，陈建斌微微有些激动。
两年后，李亚鹏、陈建斌、王学兵，还有其他14名新疆同学一起坐上了那趟开往北京的3天4夜的火车，这就是著名的中戏90级新疆班。
中戏生活对一直渴望从事文艺工作的陈建斌来说如鱼得水，而误打误撞学了表演的李亚鹏却在干着些“不务正业”的事。
1992年，李亚鹏将眼镜蛇乐队和唐朝乐队带回乌鲁木齐，办了当地第一场摇滚乐演出。“当我接触到这样的音乐，我就希望让我家乡更多的人接触这样的文化。”李亚鹏那个单纯的愿望，可能为之后新疆的文化生活多多少少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
从1994年毕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多年，李亞鹏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坐火车回家时的感受。经过一夜的火车轰鸣后，他会站在两节车厢接轨处的窗前等待进入新疆的第一个黎明，每一年都是如此。“为什么我说新疆给我的印象是蓝天、雪山和广饶的大地，因为你窗外的景色跟前一天截然不同，你是在那里出生和长大的，只有回到那样一片土地上，你才有一种回到了你的根、回到了能量的源泉的感觉。”他说。
但现在陈建斌每年回乌鲁木齐时，会开始迷路了。
在他长大的体委大院中，曾有一座苏联式的老体育馆，夏天无事时，陈建斌和大院里的孩子会一起去里面玩耍。体育馆的墙体厚重，窗户很小，特别凉快。宽大的木地板擦得锃亮，他们躺在地板上，看阳光从天顶上的小窗户中一束一束地打在地面上，他直到现在还能记起那些光柱。但在90年代城市新生建筑拔地而起时，这座体育馆未能幸免于难。
“我看过很多人的回忆录，物是人非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让它永远停留在那里行不行？这肯定不行。但在我的记忆当中，乌鲁木齐始终是一个很单纯、很质朴的地方，所以我每次到了类似的地方，其实样子不像，只是感觉特亲切，就会勾起我的很多回忆。”
同样的，乌鲁木齐也赋予了陈建斌、李亚鹏、王学兵这些从新疆走出的男孩更为单纯、质朴、直接、简单的个性。作家王蒙在谈起新疆时，提到过维吾尔人的一句谚语：“人生在世，除了死亡以外，其他都是塔玛霞儿！”这句话，李亚鹏也曾在微博上发过。对他来说，这同样也是新疆带给他的改变，“其实除了生死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
从新疆走出的摄影师张新民在博客写过，“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新疆接纳了很多来谋生的内地人，他们最终都变成了新疆人。”在陈建斌看来，这样的包容性，不仅过去的新疆有，现在的新疆依然有。
“有一句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新疆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很大很美，有待更多的人去发现，去了解。它本身的美是给人震撼的，不是谁想改变它就能改变得了的。”坐在记者面前，陈建斌直了直身子，双手不断张开再握拳，“它本身就在那里，它那么大，那么辽阔，什么东西它都能装得下。大海里面的水有那么多，浑浊的浪花算得了什么呢？我不觉得现在这些事会改变新疆什么。”
在那年4月的一档综艺节目上，陈建斌唱起了一首自己写的诗：“二环路上明月光/照在钟鼓楼上就像是霜/抬头望着像是被人踩过的月亮/低头想起我的小村庄/叮叮当当铁匠房/我舅爷在钉马掌/蝴蝶穿过啤酒花停留在/我爷纳凉的床/因为有个很远的地方/所以世界上才会有故乡/所以秋天的时候大雁才会排成行/因为你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才会离开故乡/所以春天的时候小鸟才会去飞翔/乌鲁木齐/你的名字就是美丽的牧场/望着天上下的雪/它比不上我家乡的大/这里的酒也比不上我家乡的烈……”
唱着唱着，台上的他忍不住落下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