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前，轰动全国的新疆女知青蒋爱珍杀人案件揭露，蒋爱珍为什么没有被判死刑？
来源：综合于网络新疆我的家
还记得1978年石河子蒋爱珍杀人案吗？
蒋爱珍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人，1972年浙江绍兴初中毕业以后，蒋爱珍便与哥哥一同来到了农八师144团支边，蒋爱珍勤奋刻苦，任劳任怨，不久便调入团部当了一名护士 ，工作表现出色， 三年后入了党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子。
医院副书记张国政是蒋爱珍的哥哥的战友，哥哥曾嘱托战友照顾自己的妹妹。张国政是一个正派的干部，把蒋爱珍当做自己的亲妹妹，无论大小小事他总能给予这个妹妹最大的关怀。
当时机关政治斗争复杂，觊觎张国政副书记位置的人很多，与张国政最为对立的有李佩华、谢世平、 钟秋三人 ，他们合谋要将张国政打倒，于是就利用张国政与蒋爱珍的“特殊关系” 大做文章。
这一年春天蒋爱珍要回家探亲，李佩华等人就设计好计谋，猜想张国政一定会在夜里找蒋爱珍，于是半夜时突然闯入蒋爱珍的家中捉奸，谁知却被蒋爱珍逮了个现场，只好谎称他们是来抓鬼的。
于是三人到处散播张国政与蒋爱珍有着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谣言，造成张国政停职，蒋爱珍被禁闭。他们买通他人作伪证 ，给张国政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遭到批斗 。
蒋爱珍蒙受着这奇耻大辱内心坍塌了，决心报复 ，当年夏天蒋爱珍利用打靶的机会，领来了一把步枪， 压满了复仇的子弹。
首先找到李佩华， 一粒子弹射穿了头颅， 紧接又找到钟秋等二人全部击毙， 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当警察抓住女知青蒋爱珍后，她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神情泰然。
女知青枪杀三人的案情十分清楚明了，证据在，杀人动机清晰，杀人犯也已归案，但当法庭审理蒋爱珍的时候，却引起了民众的广泛热议，更引起了《人民日报》的注意。
当时《人民日报》以“蒋爱珍为什么杀人”为题，专门写了一篇报道，将案情的缘由和经过，向全国人民都交了个底。
《人民日报》刊文后，许多干部群众写信撰文，对蒋爱珍表示同情、支持、声援，两万多人联名建议法庭减轻蒋爱珍的罪行，并要求严惩诽谤迫害蒋爱珍的肇事者。
此事在全国都引起了巨大反响，两万多人联名为一个杀人犯求情，实属罕见。
1984年9月，新疆石河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蒋爱珍无期徒刑，随即蒋爱珍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群众也再一次为蒋爱珍求情。
1985年1月16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处蒋爱珍有期徒刑15年，蒋爱珍在狱中积极表现，多次获得减刑机会，1991年刑满出狱。
这个案件，解放以来少有，历史上也是少有。这件事已过去多年，多少大大小小的事情被历史的滚滚浪潮淹没，在人们的记忆中谈忘了。
可是这件事却使人反复思考:
一个杀人犯，法律判以重刑，为什么人们不但不恨她，反而激起满腔同情呢?
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背道而驰呢?
这主要表明了人们对诽谤诬陷者的切齿痛恨。
在现实生活中，诽谤者、诬陷者，实在不少，贴上一张邮票的诬陷信就可以压得人抬不起头来，甚至误人终身，而害人者可以不负什么责任，不受任何处罚。
这个案件也给管理学、心理学提出一些新课题，发生内部矛盾激化而形成杀人行凶事件需要引发注意，人在蒙受重大冤屈或思想严重不通时会产生一种应激心理，如果处理不当，应激心理，就会产生偏差行为，许多恶性事件由此而生。
《民主与法制》杂志“中国刑法30年”系列报道中，蒋爱珍杀人案被列为典型案件之一。该杂志在点评此案时说：民意对司法适度而合理的介入，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民众表达意见与诉求以及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有效的助推力量。
此案成为“法理关乎人情”的著名判例，放在法制已经逐步健全的今天，仍然有警示和启迪作用。
附录：
蒋爱珍为什么杀人？
她名叫蒋爱珍，是浙江绍兴人，一九七二年初中毕业后，随哥哥到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先在农场劳动，后被推荐到一四四团医院当护士。她一贯工作积极，思想进步。一九七三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七六年入党。同年被选为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
蒋爱珍的哥哥同一四四团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政，过去是一个部队的老战友。蒋到医院后，她哥哥嘱托张国政，要像亲兄妹一样关心蒋爱珍。张国政热心帮助蒋爱珍进步。加上工作上的原因，两人关系因此比较密切。
一四四团派性严重，李佩华、谢世平和医院个别领导，同张国政早有矛盾，想抓把柄把他整下去。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蒋爱珍被批准回浙江探亲。十七日晚，张国政和另一个人曾一道到蒋爱珍卧室（外科值班室），嘱咐她路上应注意的事情，然后即告别回家。
李佩华，谢世平妄断这天夜里张国政要和蒋爱珍发生关系，就在副院长粟某的支持下，行动起来。半夜两点多钟，谢世平叫了钟秋等六七个人，把外科值班室的门窗、周围过道以及张国政家（紧挨医院）的大门，处处把住。然后哄使一个护士，诡称要纱布抢救病人，叫开了蒋爱珍的门。谢世平闯进蒋的卧室，四处搜查，不见张国政。蒋爱珍陪护士在另一处取了纱布，回来时发现谢世平。打过招呼后，三人一同走出值班室。
在门外，蒋爱珍发现在黑暗处李佩华躲藏不迭，立即引起怀疑。因卧室里放着九百元钱，她害怕这些人偷钱，决定向支部反映。支部书记家离医院远，她就去找张国政。张从家里来到值班室，正查问情况，李、谢突然闯入。
张国政问：“你们干什么？”李佩华回答：“我们来抓鬼？”张国政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就差人去把支部书记和支委都叫来，说明刚才发生的情况。支部问了有关人员，又查看了蒋爱珍的卧室，未发现异常痕迹。问李佩华、谢世平时，他们支支吾吾，只说“我们失败了！”
十八日清晨，谢世平去团党委，捏造事实，诬说张国政昨晚在蒋爱珍房里干了不可告人的事。
早晨一上班，钟秋就到各房间游串，散布昨夜张国政在蒋爱珍房里鬼混。与此同时，医院外面的商店、学校等处纷纷传出：昨夜抓住了，两三天后，李佩华、谢世平等几个人又传出：十七日夜半有人看见张国政从蒋爱珍的卧室出来；有人看见他闪进自家的门，等等。谎话陆续补充，越来越圆全，以后成为领导上逼蒋爱珍承认“三．一七”事件的主要“证据”。
会计傅冬勤对李、谢等的做法不理解，找李佩华谈。李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干成啥样就啥样。弄不倒也要弄个臭！
三月十八日，蒋爱珍没有起床，气得直哭，也不回家探亲了，还要求组织上给她澄清事实。绝食三天，最后她哥哥来劝了才复食。她从床上起来以后，勉强工作，跟谁也不说话。
一天下午，谢世平、钟秋两人在走廊里大骂张国政，诬蔑他乱搞男女关系。蒋爱珍穿着白大褂，站在值班室门口呆呆地望着，一语不发。
晚上，蒋爱珍独自在值班室里。突然，哇的一声，跑出去了。大家又哄又拉，总算把她弄回医院。两三个人按着她。她哭喊：“冤枉啊！冤枉啊！——为什么不让我去接妈啊！——冤枉啊！”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在场的人很多都淌下眼泪。经过医生诊断，确定是精神分裂症，收入病房。
一天夜里，病房里突然不见她了。
初春的戈壁滩上，寒风凛冽，蒋爱珍穿着一身单衣单裤，在旷野里转游了一夜。第二天朦朦亮，她哥哥和医院的几个人开着一辆卡车寻到一个高坡边，发现蒋爱珍直直地站在那里，两眼直瞪瞪，头发上几片枯草叶，脸上几道划破的血痕。哥哥喊她，没有反应，过了一会儿，她才微微地吐出一句：“妈妈……”。
这么一段经历，后来被李佩华等诬蔑为“装疯卖傻”，一次一次地要她在会上“说清楚”。
三月三十日，一四四团党委派工作组到医院，专门调查“三．一七”事件。组长杨铭三是一四四团的副参谋长，主管医疗卫生工作。在以往的工作中，张国政曾几次同他大吵大闹过。这次他带领工作组到医院，一开始就偏袒李佩华、谢世平一方。因此，三月十七日的事情越查越复杂。
四月六日，团长亲自到医院动员，号召开展全面揭批查，集中揭发张国政的问题。调查“三．一七”事件的工作组改为领导运动的工作组。“三．一七”事件放在运动中一起搞。
运动中，李佩华、谢世平等又提出了许多所谓张国政、蒋爱珍“男女关系”的疑点，扬铭三要蒋爱珍一个一个说清楚。几个月内，关于“三．一七”事件和所谓张国政、蒋爱珍“男女关系”问题的大字报，从医院各处到团部招待所等地方到处张贴。许多漫画污秽不堪。
对“三．一七”事件，医院很多人持否定或怀疑态度。工作组一来，这些人都成了保守派。全院因这个问题受到打击或歧视的共有三四十人。
党支部根据最初掌握的材料，对“三．一七”事件倾向于否定。工作组把支委们看作“保张派”。运动中全体支委都靠边站。
文教干事苏天艳贴了一张《呼吁医院广大群众为受害知识青年蒋爱珍伸冤》的大标语，运动没有搞完，就被调离医院。医生牛素玲，仅仅听蒋爱珍诉说了一次冤情，安慰了她几句，被杨铭三一次一次追逼，不仅要她写书面检查，还叫她在全院大会上作检查。医院有个青年医生，同蒋爱珍谈过恋爱，一天，杨铭三走到他家，当着他爸爸的面警告说：“我以领导的名义、长辈的身份告诉你：现在蒋爱珍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不能跟她谈了。”
蒋爱珍的行动受到监视，人们都不敢接近她。后来，她发觉自己的信也被李佩华等人拆看，感到在工作组的压力下，医院里再没有人敢出来为她说真话了。
工作组初进医院时，蒋爱珍满怀希望。她很早就去找杨铭三，想诉说三月十七日的事。不料，杨铭三冷冷地叫她回去，并说：“三月十七日的事，没有，要给你搞清楚；有的话，就改，改了就好。”
蒋爱珍虽然对杨铭三的话有气，但她坚信：只有依靠组织才能解决好问题。于是，她写了一份详细材料交给工作组，等着杨铭三来找她谈话。一个月、两个月…… 四个月过去了。直到八月一日，杨铭三才找蒋爱珍。不过不是谈心，而是通知她第二天在群众代表会上“老实交代”三月十七日的事情。
八月五日，在全院群众大会上，工作组宣读了对张国政的审查材料，其中对三月十七日的事情作了肯定性的介绍。蒋爱珍有气，找机会顶了杨铭三一句。杨铭三说：“你也要检查！就是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光凭你同张国政的接触，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蒋爱珍对杨铭三和工作组失望了，八月六日晚上，去找团长诉说冤情。团长哼哼哈哈，一个问题也不回答，只是说：“你要相信组织。”蒋爱珍又找了石河子地区派往一四四团的工作团团长。工作团团长也是冷冰冰地把她推了出来。蒋爱珍曾想到乌鲁木齐去告状，但是又想：自治区领导那么忙，不可能直接下来处理问题，最后还是要落到杨铭三他们的手里。她对“相信组织”这一条，终于绝望了。
党支部整党进行了一个月，在要不要再开蒋爱珍的会的问题上，工作组内产生了分歧。有的同志主张不要开了，杨铭三和另一个工作组成员坚持要开。
杨铭三还亲自通知本来不参加整党会的钟秋等三四个“有关”的人出席会议。九月二十五日下午，支部书记徐进义同志劝告杨铭三：“蒋爱珍的会不要开了，更不能让钟秋等人参加。这样搞下去越搞越乱，工作组会上当的。”杨铭三不听劝告，照样布置开会。
二十六日下午开会。蒋爱珍根据杨铭三出的题目，对“三．一七”事件、“装疯卖傻”、同张国政等上山打猎等问题说了一遍。李佩华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说：“你装疯卖傻！你为什么不去死？为什么不跳水库？”最后，拿出一份他和谢世平署名的报告宣读，要求团党委对蒋爱珍作妇科检查（过去已向团党委交过一份）。读完，将报告交给了杨铭三。粟副院长在发言中说：“你害怕检查？真金不怕火烧嘛！”会上，好几个人对蒋爱珍说了一些侮辱的话。钟秋还指手画脚地嘲笑、挖苦她。
在上一次“说清楚”会上，李佩华等也曾这样侮辱过蒋爱珍。那个下午，蒋爱珍头也没有抬，眼泪滴滴往下掉。这一次，她一反常态，一下午直直地坐着记笔记。听到荒诞、下流之处，还微微地现出蔑视的一笑。好多人为她这种反常的表情吃惊。杨铭三在会上表扬李佩华等发言积极，批评了不发言的人。最后说明三月十七日的事情还没有完。
拚命
二十六日晚上，蒋爱珍在宿舍里写了一夜申诉信。二十七、二十八日晚上，又给工作组，父母兄嫂和好友写了好几封遗书。这三天，她白天上班，晚上一个人在宿舍里，煤油灯通宵不灭。二十八日，民兵排长通知她参加第二天的打靶。晚上，她终于作出决定：“同他们拚了！拚一个算一个，拚两个赚一个……”她从箱底里翻出过去打猎、打靶留下的八颗子弹，又仔细拟定了要拚杀的对象。二十九日晨，她领到一支步枪，悄悄压上子弹。走到内科门口，对准李佩华说：“李医生！你不是要我死吗？叫你造谣！” 一扣扳机，李佩华倒下。欲打另一个医生时，门被推上，未打成。
她直奔外科走廊，见钟秋正跟人讲话，举枪便说：“叫你造谣！”话落枪响，将钟秋击倒。李佩华的爱人戴淑芝闻声出来问：“咋啦？”蒋爱珍说：“咋拉，叫你造谣！”又把戴淑芝打倒。她走出外科大门，撞见一个参与“抓鬼”的医生走来，举枪就打。这个医生慌忙奔逃，一弹未中。蒋直奔宿舍，欲找别的打击对象，被群众包围在球场上，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被逮捕了。
蒋爱珍打死人以后，一四四团立即拘留张国政，说他是蒋爱珍杀人的指使者。关押九十二天后，又把他放了。
蒋爱珍原被判死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去复查，提出判蒋爱珍无期徒刑，同时建议党委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
自治区党委根据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指示石河子地区党委慎重处理，同时做好下面的工作，统一认识。最后，石河子地区党委复议了这个案子，建议重定蒋爱珍为“死缓”，同意追究工作组长杨铭三的责任。但是，在办案人员一再提出要求处分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却把杨铭三调到河南去了。与此同时，谢世平也得到重用。
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和石河子地区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经办此案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都认为：
蒋爱珍杀人是在被诬陷、被迫害的情况下干出来的。对蒋爱珍必须依法制裁，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仅此不能平民愤，必须对酿成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特别是杨铭三）和其他严重违法乱纪者，追究法律责任。
这件事牵涉面广，应由公检法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协同处理，防止片面作决定。这一案件在石河子地区震动很大，议论很多，可以开庭审判，可以让群众公议，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经过广泛的听取群众意见和深入讨论，最后考虑到人民群众对于李佩华等人的愤慨以及出于对蒋爱珍的同情。
遂将原有判决改为15年有期徒刑，并对诬陷蒋爱珍和张国政的一干人等全都进行深入的调查。
最终免于死刑的蒋爱珍得到了一个相对公正的结局。服刑期间蒋爱珍积极改造，表现良好获得多次减刑，最终在10年后终于提前释放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如今的蒋爱珍已经在老家结婚生子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对于当年的举动蒋爱珍表示并不后悔，只是太冲动。
蒋爱珍曾经历过一个寻常姑娘难以经受的曲折和坎坷。在多少热心人的关注下，她才得以绝处逢生，重展人生的画卷。让我们为她的新生祝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