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于向国先生追忆自己母亲的一篇文章，虽然写的是自己的母亲，但反映的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群体——“戈壁母亲”；虽然写的是自己的家庭，但也是那个时代许多家庭的缩影！谨以此文献给
新疆兵团所有的戈壁母亲
2021年农历大年初一，我们从北京去上海看望我母亲。母亲的精神状态不错，能把家里人的名字都叫出来，让我们感到很欣慰，毕竟母亲处于病重状态已经好几个月了。牛年的春节，母亲在儿孙们的陪伴下过得很开心，她时不时还能把我们逗得开怀大笑。虽然我母亲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但也是一个生命力比较顽强的人，这可能和她这辈子的经历有关吧。
参军
1933年，我母亲于永先出生在山东青岛郊外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山东农村重男轻女，不让女孩上学，她十几岁就进青岛的纺织厂当了童工，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未成年的农民工。1950年代初期，王震将军为了能让新疆十万多官兵安心屯垦戍边，在内地征招了大批女兵派往新疆，其中在山东就招了两万左右名女兵。据说当时新疆军区的干部们在山东征招女兵并不容易，去新疆？那可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也不知道招兵干部们都用了什么诱人的说法说服山东大妞们报名参军远赴西域？也许招兵干部们反复对她们强调：新疆是个好地方！我母亲一听说能参军，能远离农村，部队上男女平等，还能上部队的夜校学文化，就毅然决然报了名。她担心如果再不离开农村，她父母肯定会用包办婚姻的方式把她嫁人了。
母亲的军装是1950年代初的，发型是什么年代的？
1952年，她穿上军装，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到西安后又换乘军用卡车。据母亲回忆，上百辆坐满了山东女兵的卡车浩浩荡荡向西挺进，到了夜里，车灯宛如一条长龙，前后不见头尾。由于沿途经常有土匪出没，卡车的顶部都架着机枪。山东女兵们在路上颠簸一个月左右才抵达廸化市，现在的乌鲁木齐市。然后，女兵们就被分配到天山南北的各个部队中去了。她们一到新疆就被戈壁荒漠吓傻了，白天飞沙走石，夜晚豺狼出没。不是住帐篷，就是住地窝子。招兵干部只说新疆是个好地方，为什么不说新疆还有戈壁荒漠？不少女兵哭着闹着要回山东老家。
进疆后，山东女兵们收到的第一封家书……
我听过一个传说：山东女兵到了部队驻地后，看到那么恶劣的环境，放声大哭不肯下车。部队官兵怎么劝都不行。最后有人拿出大葱，山东女兵看到山东大葱后马上不哭了，都下车了。这个传说是否真实？我不知道，但是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女兵们刚到戈壁荒漠的场景。我母亲也被吓着了，但是她没有闹着回老家，她觉得在部队总比在农村强。每次我们问母亲为什么要参军进疆？她总是说：为了离开农村！她的动机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理想信念之类的大道理。
戈壁
1950年代初，来自山东和湖南的几万女兵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进了新疆戈壁荒漠，她们的任务是屯垦戍边，保家卫国。
吃这样的风餐她们还能笑？
“52年我们刚到新疆的时候……”是母亲的口头禅。1952年的新疆是什么样？我们兄弟三人都没有见过，但是听母亲讲了无数遍。她讲的故事和我后来见到的历史照片很一致：1952年的新疆戈壁荒漠不适合人类居住。
只有把天山的雪水引到戈壁荒漠人类才能生存
山东女兵们没有见过戈壁荒漠，不知道戈壁的气候有多么恶劣。这群刚刚摆脱了农村习俗约束的女兵们在部队冲的很猛，谁都不愿落后，干起活来不要命，经常赤着脚往水里跳。刺骨的天山雪水对女兵们的伤害极大，给不少人埋下了一生的病根。
住这么差的地窝子她们还能乐？
新疆的冬天让女兵们 领教到了冷的滋味，零下二三十度是常事，偶尔还会有零下四十度的极寒天气。出门羊皮大衣，毡筒，皮帽都不能少。母亲每次谈到新疆寒冬的时候，面部表情都很痛苦。
穿这么肥大的军装她们能开心吗？
虽然她们在如此恶劣的戈壁环境下靠着这么差的吃住条件生存了下来，但代价也是惊人的：戈壁荒漠让她们付出了第一轮的健康代价！
出嫁
进疆不久，女兵们就搞明白了屯垦戍边的第二层含义：在边疆戈壁成家立业。和谁成家？除了成千上万的驻疆男官兵们，还能有谁？为什么去山东招兵的干部们没有提到这层含义？
女兵们穿这么合身的军装能不开心吗？
一场可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人婚恋活动在天山南北展开了。短短几年时间里，几万女兵基本上都嫁出去了，她们和驻疆的男官兵们组建了几万个家庭，让戈壁荒漠充满了喜气！出嫁的时候，她们的父母都不在身边，部队首长就成了她们的娘家人。出嫁的时候，没有婚纱，她们穿着军装就把自己嫁出去了。出嫁的时候，没有酒席，她们摆上自己生产的水果就把喜事办了。
1953年，女兵于永先嫁给了连指导员于惠民。
母亲
我哥和我分别于1954年和1956年出生在戈壁摊上的地窝子里。1961年我弟出生在师部医院，虽然不是地窝子，但也很简陋。母亲一边工作一边养育我们，吃尽了苦头。从我记事开始母亲身体就不好，是单位上有名的老病号。
很多兵二代都是在这样的地窝子里出生的
我母亲生了三个孩子。当年在新疆兵团，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是常事。估计这三万多女兵们养育了十万左右的孩子吧？1949年王震将军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驻新疆的时候，全体官兵大约十万左右。女兵们进疆后又生产出了一个野战兵团，太劳道了！虽然生育率这么高，但我小时候没有听说过谁家的婴儿夭折了，说明我们出生后的存活率也非常高，除了戈壁母亲我们还能感恩谁呢？那个年代母亲们既没有坐过月子也没有享受过产假。母亲们一边上班一边自己带孩子，喂奶、生火、做饭、缝衣、洗衣，打扫卫生，什么都自己干，当年一位母亲可以顶现在好几位阿姨。等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送托儿所了，礼拜天才接回家。当时实行十天的大礼拜，孩子们十天才能见一次母亲。
1957年的七师托儿所，属于垦区中的高档小区
进疆后，我母亲表现突出，是团里有名的拾棉能手，立了功，入了党，成了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即使生了我哥后，她仍然有机会当干部。但是我的出生改变这一切。母亲非常希望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她还提前准备好了一个女孩名。我的出现让她有点失望，我的表现让她更加失望，我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就给她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让她焦头烂额，她那还有精力去当干部？
左边是史宏，我们都和一二三团有关系
几年前，我和同学史宏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的旧址参观。我母亲进疆后被编入七十四团，我父亲是这个团的某连指导员。史宏的父亲史骥是三五九旅的老八路，担任过这个团的政委和七师的政委，是我父母的老领导。1954年我哥哥就出生在这个团。这个团后来改为兵团七师一二三团。
虽然人物雕像有些夸张，但戈壁母亲四个字很准确
路过戈壁母亲广场的时候，我们都停下了脚步，久久不愿离去。山东女兵于永先就是在这片曾经的戈壁荒漠上成为母亲的。我非常虔诚地拍下了这张照片，那一刻，我为我母亲找到了一个最伟大的称号：戈壁母亲！虽然她们在戈壁荒漠中养育了这么多的孩子，但代价也是惊人的：为了孩子，女兵们付出了第二轮的健康代价！
家教
我不记得我青少年时期有过什么家教，只记得有家法：训，骂，揍！我小时候不喜欢学习，调皮捣蛋出了名。母亲总是恨铁不成钢地训我：“你妈妈小时候最想上学，但上不了。现在，你要是不好好上学，我就打断你的腿！”如果母亲仅仅是用这句话训我，那是轻的。如果我犯了重大错误，母亲就会对我用重罚：训，骂，揍一起上。
从小就能看出好孩子和坏孩子
我犯的重错有两种，一是损坏学校的公物，比如用自制的弹弓打鸟，没有打中鸟却把窗户玻璃打破了，或者爬树摘沙枣吃，把树枝压断了，学校老师就会上门找我母亲告状，还要让我母亲付罚款。二是打架，如果打架中我吃亏了，我就忍着，回家什么也不说。如果别人吃亏了，别人的家长就会上门找我母亲告状。遇到上述情况，母亲肯定就会对我动用重法。她一般情况下都是训的重，骂的狠，揍的轻。我哥比我大两岁，他在家里是劳动模范，在学校是优秀学生。1965年贺龙元帅访问兵团七师的时候，学校挑选我哥给元帅献花。我弟比我小五岁，是我母亲的近卫军。我夹在中间，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所以我一天到晚往外跑，吃饭睡觉才回家。
当年流行搞忆苦思甜教育，我对此很抵触，旧社会的苦我没吃过，新社会的甜我也没尝到。有一次母亲按学校的要求在家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几分钟后我就开始掉眼泪了。母亲对我哥说：“你看你弟都流泪了，你为什么不流泪？你有没有阶级感情？” 然后她对我说：“你可以去玩了。” 我悄悄对我哥眨了眨眼，拔腿就跑出来玩了，留下我哥继续受忆苦思甜的教育。这事我哥记了一辈子：老二太滑头了。当年毛主席给抗大提的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母亲给我们家庭树的家风是：团结，紧张，严肃，严厉。我们家的气氛一贯都是活泼不足，严厉有余，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无论是当年我父母家，还是后来我自己的家，都不打麻将，我至今都没摸过麻将，是一个不好赌的人。如果我们在家里看书学习，母亲的情绪就比较好，她也不打扰我们。她不喜欢我们带小伙伴们来家里玩，认为是浪费时间，所以我找各种理由跑出去找小伙伴们玩。我父亲担任过七师设计大队的大队长，领导了不少工程师和设计师。这些知识分子来我家时，母亲总是笑脸相迎。客人走后，她总要评头论足地说谁谁有学问，谁谁有本事。当那些有学问的人再来我家坐客的时候，我们兄弟们都喜欢旁听或者偷听。这些被母亲称为有学问和有本事的人中间有几个右派分子，我当时很疑惑：右派分子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
瞧我小时候的样子，脏懒馋滑全占了
母亲不爱讲大道理，只关心我们的健康和安全。所谓健康就是温饱，所谓安全就是不能学坏，她认为这是父母的基本责任。她用勤俭持家的方式保证了我们的温饱，她靠传统的家法管束我们，防止我们在外面学坏。母亲干活有条理，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很讲逻辑。比如，她做饭的时候总是先把水烧上然后再去弄别的，节省了时间，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会管理时间。我很早就观察到母亲这个习惯，为我后来的几十年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比如，我在上车前看到来电和微信都不回，车开动后我再一一回复。这个简单的逻辑不是她主动教我的，否则我肯定不学。“你要是不好好上学，我就打断你的腿”是母亲对上学的基本态度，对我的震慑作用很大，让我没有从“问题少年”堕落成“失足青年”。我青少年时期最怕的人就是我母亲。后来经常听大家争论什么是好家教？我总觉得很多家教理论都过于复杂。我的亲身体会是：白家教黑家教，害怕母亲的家教才是好家教！
委屈
1967年我父亲被打倒了，我母亲从光荣的山东女兵变成了“三反分子”的老婆，我们兄弟也从好人的儿子变成了坏人的儿子。家里没有什么访客了，母亲什么活动都没有资格参加，她一下班就回家，哪里也不去，同时还要紧盯着我，生怕我又出去闯祸。父亲被关进“牛棚”后，母亲经常自言自语的说：“幸亏我没当官，否则也会被打倒。” 从那之后，在当官这件事情上，她再也不怪我了。
我被搞得莫名其妙，面目表情也没有配合好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母亲的一个同事来我家，很友好地通知我母亲，晚上和单位的同事们一起去机关礼堂，观看宣传队的演出。因为很久没有参加组织活动了，她匆匆忙忙吃完晚饭就去礼堂了。我一听是部队的演出，也早早地混进了礼堂。演出开始前，照例是广大群众在台下喊口号和唱歌。喊完口号唱完歌，演出即将开始，这时突然有人站起来挥臂高声领喊：把“三反分子”于惠民的臭老婆于永先从礼堂轰出去！我一下子愣住了，怀疑是不是听错了？紧接着一大群人跟着高喊同样的口号，我没听错，是冲着我母亲喊的，领喊的人正是傍晚来我家的那个人。很显然，这是事先安排好的圈套，母亲上当了，被当众羞辱了。我的小伙伴们惊讶的看着我，我趁他们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就匆匆逃离了现场。那天晚上，我在外面转了很久都不愿意回家，我实在不忍心看到母亲难过的样子。我一个人在黑夜里苦苦的思索：母亲进疆十几年来，听组织的话，干公家的事，付出了两轮的健康代价，落下一身的病，从来没有给社会和别人添过麻烦，那个人为什么要用那种诱骗的方式羞辱我母亲？从那之后，母亲变得沉默寡言了，经常深夜一个人悄悄地哭泣。我也变了，不再给她闯祸了，一夜之间我就长大了。
老家
1970年底，父亲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了。一年后，我哥也从中苏边境的一个兵团连队调了回来。我们全家五口人终于团聚了。可能是因为那几年的苦难，母亲开始思念山东老家了。1972年初，她决定带我们兄弟三人回山东老家探亲。我快十六岁了，从来没有走出过新疆，连火车都没有见过，我高兴极了，比初恋的感觉还棒。母亲用新疆兵团生产的优质棉花做了几床棉被带回老家。我们兄弟三人每人背着一个很大的棉被卷，跟着母亲千里迢迢奔向黄海之滨。
边疆少年在青岛
青岛是我到过的第一座城市，街边有很多德国建筑，街头有很多美女帅哥，还能看到英姿飒爽的海军女兵，是一个很洋气的海滨城市。母亲领着我们兄弟三人背着棉被卷走在青岛大街上时，不少人会好奇的看着我们。如今，当我在北京街头看到背着棉被卷的农民工兄弟们的时候，就会想起当年我们兄弟们在青岛街头的场景，都不容易。老家的农民没有什么现金来源。父母在兵团拿工资，住房也是公家的。母亲经常给老家寄钱，母亲从新疆寄来的钱成了山东老家困难时期唯一的现金来源。我姥姥经常给我们唠叨：“困难时期老家的人吃不饱肚子，你娘把我和你姥爷接到新疆，救了我们。”母亲很孝敬自己的父母，但是她很不喜欢老家的习俗。老家重男轻女，吃饭的时候男人们在炕桌上吃，女人们在灶台上忙。男人们吃完了，女人们才围着灶台吃。怪不得母亲当年义无返顾地离开农村。1972年春，我是从老家村头的大喇叭里听到尼克松访华的报道。在炕头上，农民们有声有色的讲着很多关于尼克松的民间传闻，有鼻子有眼的，我听的津津有味，母亲却告诉我：“别听他们瞎扯！”如今经常在网络上看到网民们有声有色的讲着各种网络传闻，有鼻子有眼的，我总会联想到老家炕头上的农民，农民和网民都好这一口，科技也无法改变。返回新疆的时候我们要在西安转车，需要停留六七个小时。车站小偷很多，母亲没有带我们进候车厅，而是坐在车站广场中间人少的地方，她认为：防小偷的关键是保持社交距离。占据好有利地形后，母亲给我两元钱，让我先去吃饭，然后回来换我哥和我弟。我吃饱后就把母亲的话忘了，买了张公共汽车票去兴庆宫公园。公园关门了，我就溜进了公园对门的交通大学，我第一次见到大学，印象非常深刻。
1970年代的西安交通大学校门
等我回到车站后，母亲很生气，大声训我：“你为什么跑出去这么长时间，你哥和你弟都等着你回来换班吃饭呢，你怎么那么不让我省心啊！” 我跑了一大圈，收获颇丰，回来挨母亲一顿训也值了。我在西安交大校园里转悠的时候心里开始琢磨：我是不是也应该上大学啊？那一刻，我又不怀疑人生了……1972年我们的老家之行，往返路上就要花掉两周左右的时间，很辛苦，但是很值得。母亲离家二十年后带着三个儿子回乡，很风光。我们跟着母亲从西到东横穿中国几千公里，很开眼。
老大是工人，老二是高中生，老三是小学生
高中
1972年的山东之行让我变化很大，回到新疆后我开始喜欢学习了，特别是喜欢数学和物理。母亲注意到了我的变化，她对我说：“你喜欢上学，我就放心了。” 但是她并不知道学校里除了学习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在体育方面，我进了校足球队和田径队，在文艺方面，我认识了不少擅长歌舞的女同学。“你要是不好好上学，我就打断你的腿”这句话，从我们家彻底消失了。1972年的春天，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改善了。1972年的春天，我访问山东老家，母子关系改善了。1973年的春天，学校里的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老师们爱教，学生们爱学，我们中学甚至还搞起了数学竞赛。我在这种良好的学习气氛中打下了一个不错的数理化基础，成了班上的学习尖子，还荣获过“白专典型”的特殊称号，很风光！1972和1973这两年非常难得，我们抓住了这个窗口期。但是好景不长，1973年底北京的一位女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 到1974年的春夏全国学校的气氛就变了，学习数理化的窗口又被关闭了。我们离开教室开始学工学农了。我们班的同学还酿出了白酒，酒出锅的时候我去看热闹，结果被同学们灌醉，很狼狈！1975年的秋天，我拿到高中毕业证书，母亲说这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高中文凭。我哥哥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就下连队当知青了。我上高中的时候，他进了工厂。我哥当车工的时候经常遇到技术问题，有些问题凭他师傅的经验能解决。但有不少问题是和几何、三角函数这样的数学知识相关的，他的师傅就没招了，他就回家问我。我用数学帮他解决问题，让他尝到了甜头，他就拜我为师。每次母亲看到二儿子给大儿子上数学课时她都很开心。吃饭的时候，我们哥俩就会发现饭桌上多了一道菜。
知青
高中毕业后，我们都下到兵团的连队当知青了。我这个知青就成了家里的扶贫对象。每次从连队回家，母亲都给我做好吃的，而且不限量。这可不是老二应有的待遇啊，我有些不习惯，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含糊。
这辆凤凰牌自行车和我戴的上海牌手表不是我自己挣的，是母亲给我提供的扶贫物资
有一次母亲做元宵，她让我先吃。元宵在当时是好东西，在新疆很少能吃上。我弟帮母亲做元宵，我哥帮母亲煮元宵，我帮母亲吃元宵。我吃了一碗又一碗，实在吃不动了才骑车回连队。我走后，母亲问我弟：“你二哥吃了多少个元宵？” 我弟答：“32个。” 母亲大吃一惊！担心我会撑坏肚子，让我哥和我弟马上去追我。32个元宵给了我极大的能量，我一路飞奔回到连队。等他俩赶到连队时，我正在打篮球。1970年代中期，我母亲就是扶贫模范了。
高考
1977年10月，我和我哥决定参加当年冬季的高考。我们哥俩在复习的时候经常回父母家吃住。母亲每天都默默地给我们做饭，而且伙食标准很高，牛奶、鸡蛋、牛羊肉都有。那段时间，母亲不允许父亲带任何人来家里吃饭，领导和亲戚都不行。1977年12月10日，高考的第一天，母亲早早就为我们做好了早饭。我们离开家门走向考场的时候，她什么也没有说。我们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她什么也不问。晚饭也是如此。两天的高考结束了，她仍然什么都不问。1978年1月中旬左右，我收到了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录取通知书。西安交大是我高考的第一志愿，这和1972年春天的故事有直接的关系。我带着录取通知书去母亲的单位，想让她先知道。结果发现她已经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了。我被全国著名重点大学录取的消息，成了那一天的“今日头条”。面对前来祝贺她的同事们，母亲显得非常淡定，一点都看不出她得意的样子。我本以为她回到家里就应该喜形于色了吧，但是她仍然很平静。我哥跑回家来祝贺我。母亲一见到他就问：“你有什么消息吗？” 二儿子被录取的事还没有开始庆祝，她就开始关心大儿子是否能被录取了？对母亲的问题，我哥笑而不答。我父亲说：“老大是陪老二高考的，能参加高考就不错了，考不上也无所谓。” 母亲瞪了我父亲一眼。
1）她最操心我，因为我当时在连队当知青。但是她最不担心我的高考成绩，因为我毕竟是高中毕业生。2）她不操心我哥，因为他已经是工人了。但是她最担心我哥的高考成绩，因为他毕竟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几天后，当我哥哥收到了新疆大学数学系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母亲哭了！她是一个很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但是那一刻，她失控了。我父亲除了笑还是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哥和我拿到77级大学录取通知书后的合影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的话特别多，停不下来。从当年她在山东老家上不了学讲起，讲到在新疆吃的那么多苦，讲到为了养育三个儿子放弃了文化进修和当干部的机会，讲到那几年受到的委屈等等。我们没有打断她，这才是真正的忆苦思甜，这一次我听得很认真，没有耍滑头。我和我哥同时考上大学，在戈壁重镇奎屯引起了轰动，大家议论的重点不是大学生，而是大学生的母亲。很多人都认为于永先的二儿子考上大学并不奇怪，她的大儿子也能考上大学有些不可思议，真是一个奇迹！1978年的春天，她把两个儿子送进了大学。1978年的秋天，她把第三个儿子送进了大学。1978年是戈壁母亲于永先一生中的最高点！1978年，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我家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年。我们兄弟三人上大学后，很多熟人登门请教她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事，她从来都不接这个话题，更不要说请她出门去介绍经验了。母亲不喜欢说教别人，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山东女兵，淡定是她的本质。
晚年
父母退休后仍然生活在新疆。尽管我们兄弟三人早己定居在京沪两地了，但是父母都不愿意离开新疆，兵团是他们的家。直到我父亲在新疆去世后，我母亲才搬到上海我弟弟家。母亲很大的遗憾之一是自己没有生过女儿。我们兄弟三人给她带来了一个孙子和四个孙女，她的两个孙女是在她身边长大，让她很开心。
1952年建成的兵团老建筑，现在是军垦博物馆
2016年我大女儿从美国回来看我。我先带她去上海看她奶奶，一位山东女兵。然后又带她去新疆看她姥姥，一位湖南女兵。在新疆石河子市，我中学同学陈冀南带我走进军垦博物馆。冀南的母亲也是一位湖南女兵，比我母亲早一年进疆。我们认真仔细地看了军垦博物馆中所有的历史文物，其中有很多女兵们的老照片。走出博物馆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写一篇纪念戈壁母亲的文章。看着女兵们当年的老照片，看着一天天老去的母亲，我很想知道那些还健在的山东女兵们的情况，她们在哪？她们身体好吗？
著名军旅笑星高建新为山东女兵们主持了一场聚会
2020年6月，我中学同学高建新专程去兵团十师看望部分健在的山东女兵。他知道我母亲是山东女兵，所以专门给我发来了视频和照片。高建新的父亲是三五九旅的老红军，跟着王震将军一起进驻新疆。他中学毕业不久就在新疆入伍当兵了，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军旅笑星。
非常感谢高建新同学看望我母亲的战友们
这些老阿姨都是我母亲的老乡，都是1952一起入伍进疆的战友。新疆戈壁荒漠中成百上千个绿洲就是她们亲手建的。我看到她们的照片后，写一篇纪念戈壁母亲的文章想法更强了。母亲晚年最喜欢接来自新疆的电话，一聊就没完没了。后来她的听力下降了，很难听清电话那头的人在说什么了，但是她仍然喋喋不休地问新疆的人和事，基本上就是在电话上自言自语。我们问过她很多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从来都不问她：您后悔去新疆吗？母亲在新疆渡过了五十二个春秋，把她的青春年华全部都贡献给了戈壁荒漠。母亲辛苦了一辈子，终于在上海享受了十几年的清福。
2018年的春节，我们和母亲在上海
2021年2月23号早上，我母亲平静的离开了我们，享年88岁。
后记
母亲去世后我开始动笔写这篇文章。一下笔，记忆的阀门就被打开了，当年的画面排山倒海般地向我涌来，一切都好像是昨天的事情，印象太深了，永远忘不了。我没有把文章的重点放在女兵们的丰功伟绩和光辉形象上，而是基于自己的深刻记忆努力去还原那段历史。我写的是一位普通山东女兵在新疆兵团的普通经历，以此来纪念我母亲和新疆兵团的全体戈壁母亲。这是一篇我花心血最多的文章，完稿后仍然觉得还缺些什么，戈壁母亲的故事需要更多的兵二代和疆二代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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