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相媒体，律师的职业伦理与执业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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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利祥  天津市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天津张盈律师事务所

伦理与道德总是纠缠在一起，尤其在律师执业过程中。道德体现在踏实做好“良心活”，践行“工匠精神”，不试图触碰公众底线招致群起攻之，毕竟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法律的高标，口碑成了律师有回头客的金字招牌，一定程度上成了衡量道德的指标。伦理则更多的需要权衡利弊，并非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明哲保身，涉及委托人权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安全名誉等出现冲突时如何抉择，没有固定的答案。

法律圈本不该是个名利场，却又不能免俗。是当事人有名，是律师有名，是律师想借当事人打官司出名，还是当事人想借律师打官司出名？双赢和俱伤的例子均不在少数。无论谁贴了谁，律师的职业伦理都遭到了挑战。

“没有职业伦理，律师就如同裸奔”。中国政法大学许身健教授如是说。

未成年人“李某某强奸案”中，暴露出大量的律师不当执业行为，比如泄露当事人隐私、不当披露案件信息、不当发表贬损同行的言论，这些涉及律师的保密义务、言论界限等问题。如律师声明“媒体等有义务遵守法律，有义务爱护和保护未成年人，有义务爱护和保护大半生为人民群众带来歌声和欢笑的老艺术家们”，颇具黑色幽默，掀起舆论哗然。尚处法庭调查阶段，控辩双方尚未完成全部举证质证，律师就将辩护词主动曝光上网。律师发微博不仅透露未成年被告人真实姓名，还详细点出本案其他四位辩护人的辩护思路，说出案发地点酒吧全名。还有律师将盖有“犯罪记录封存，不得提供他人”醒目红色印章的一审判决书发布在个人微博，大量转发引爆舆论沸腾。律师亮相媒体不当，既有悖职业伦理，也违背执业纪律,应当引以为戒。

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容易混为一谈，这是翻译的毛病。职业与执业也有人分不清楚，那是同音字的问题。基于职业伦理，充分权衡，才能制定执业纪律，指引律师执业；反之，执业纪律充分体现职业伦理，并确保职业伦理得以协调和维系。

就律师亮相媒体，笔者认为，职业伦理是底线，执业纪律是红线。职业伦理是“道”，执业纪律是规矩。自由是律师的灵魂和魅力所在，亦是行业的闪光点。但不是有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个人与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的关系是自由但有约束。

人性、教养与个人职业道德水准紧密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对于执业纪律遵守敬畏的程度，以及面对职业伦理的认知和抉择。“李某某强奸案”像一面镜子，聚光灯下各色人物悉数登台亮相，这是在全媒体时代才能看到的，又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相比而言，笔者认识的优秀律师从不印名片，资深律师从不出去找活做，他们认为口碑最重要。而“收案拍胸脯、开庭拍脑门、败诉拍大腿”的“三拍律师”和“不签委托合同，不出委托书，不开发票，不办事”的“四不律师”则你方唱罢我登场。提及职业伦理，他们的反驳理由更强烈，引用电视剧《潜伏》中谢若林撺掇余则成盗取情报做交易时说过的一句话：“现在放这两根金条，你能告诉我哪根儿是高尚的，哪根儿是龌龊的？”“独善其身，尚能饭否？”

在职业伦理遭受挑战和质疑的个案之中，要完善执业纪律以指导律师行动。亮相媒体，老问题由来已久，新问题层出不穷。全媒体时代，新老媒体交织，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与职业伦理的碰撞更多，需及时反馈给制定规则的部门，或高或低具体地调整规则。

归根到底，律师是精英化的职业，面向市场，自由出入，必须优胜劣汰。青年律师更应抵御各种诱惑，而不应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作为执业理念和人生信条。

律师亮相全媒体时代，应当珍惜社会和媒体给予律师公共参与的机遇，同时积极开拓表达平台，通过来之不易的话语权，传播法治理念，扩大正面影响，树立行业良好形象。久之，律师以独立的视角、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理性的分析、可信赖的良心，成为民众需求冷暖的知心人；亮相媒体与公共场合，为推动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成为沟通官方决策与民众呼声的桥梁，联结行政权力与民间力量的纽带。

律师与媒体都应遵守规矩，贯彻彼此的职业伦理与执业纪律，把握好相处的度，说话的度，亮相的度。以共同体的思维，相互协作，齐头并进，展现最佳形象，抒发时代强音。

（本文载于《中国律师》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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