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尚武 | 同济参与上海2040空间战略研究观点聚焦（上篇）
张尚武 教授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强调“开门做规划”，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工作机制，编制一轮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总体规划。同济规划具有学科积累和国际视野的优势，组织了汇集学校、学院、规划院力量的跨学科联合团队，深入参与了前期研究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2013.9-2014.2，同济与中规院、上规院平行开展“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成果形式与技术方法体系研究”。
2014.2-2014.4，同济与中规院、上规院分别就“上海新一轮总体规划编制成果形式与技术方法体系深化研究”相关专题开展研究，同济主要负责成果体系深化研究（张尚武、孙施文等），以及5个专题研究：①上海市新一轮总体规划政策区专题研究（栾峰）；②上海市新一轮总体规划引导和控制指标体系研究（王颖等）；③上海市新一轮总体规划空间分类图示研究（梁洁）；④上海市新一轮总体规划成果形式研究（王新哲）；⑤近期建设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研究（裴新生等）。
2014.7-2014.9，战略议题研究，总计18项专题，每项均由2-3个单位平行开展，同济参与其中的11项，包括“上海大都市区空间战略研究”（张尚武、孙施文等），“上海市域城镇体系和城市发展边界研究”（赵民、张捷、裴新生等），“上海与长三角区域交通发展战略研究”（杨东援、潘海啸）等。
2014.12至今，进入总体规划纲要编制阶段，同济主要负责“大都市空间体系”方面内容。
从上海城市空间增长的特点和总体规划工作面对的挑战来看，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基本问题：
一是目标与空间的关系。上一版总体规划中提出的“四个中心”，即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更多的是基于经济目标提出的。上海未来全球城市发展目标要高度衔接国家战略要求，关注在国家工业化背景下的后工业社会转型，强化门户枢纽地位，强化全球城市区域战略，强化科技创新能力，支撑全国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转型。目标的调整也需要空间布局的调整与之适应。
二是中心与外围的关系。上海已从特大城市演变为特大城市地区，但面临比较突出的中心外围二元结构。一方面是中心服务化和外围工业化，服务业就业在中心城仍保持强大的集聚态势，而工业主导了郊区发展，分布高度分散。另一方面，外围地区发展失控，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的脱节，郊区空间破碎化，面临再城镇化要求。因此，必须重新定义大都市地区总体规划的基本架构，突破中心城区+城镇体系的规划模式，从平等的视角去审视中心城和外围地区关系，强调全市域管控和差异化发展。
三是规模与结构的关系。圈层增长使“边缘带”成为矛盾焦点地区，蔓延压力巨大。上海提出未来的发展将“锁定总量”，即严格在2020年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之内，这意味着结构优化和控制将是新一轮空间发展的基本思路。
四是规划与市场的关系。空间规划目标与实施过程 53 28630 53 15232 0 0 4024 0 0:00:07 0:00:03 0:00:04 4024结果的的偏离，其中，中心城区疏解未能实现、生态空间保护难以落实是最值得反思的现象，规划必须研究市场环境中大都市地区空间治理以及实现调控的手段和策略。
传统的总体规划体系以难以适应上海发展实际，总结上海城市规划工作面对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一是空间规划模式如何适应特大城市向特大都市地区的转变；二是针对巨型化、高密度发展趋势，如何实现有效的结构控制；三是城市治理模式如何转型适应市场化的治理模式创新，引领城市战略升级。
上海已进入了结构调整新常态，必然带来规划范式的重大转型。规划所关注的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仅仅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维度，更应体现公共管理和政策的维度。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某种意义讲应当是一个长远规划，上海已进入一轮新的发展周期，也是现在说的最多的“新常态”，对空间发展和空间规划而言，将是一种范式转型，结构性调整替代扩张型增长模式，包括两个方面的调整，即基于长远目标导向的结构优化和基于现实矛盾出发的城市更新。
空间问题的识别和空间战略的提出，必须建立起严密的分析框架，即战略目标、空间逻辑与行动路径三者之间的整体关系。因此，新一轮总体规划定位于城市行动的共同纲领和政策平台。建立两个层次，即“1+3”的内容框架，“1”是战略性层面的大都市地区空间结构规划，“3”是操作性层面的规划，包括分区规划指引、专项规划大纲、行动规划大纲。规划内容对应相应的管理和实施事权，同时考虑时间维度，不是蓝图式规划，而是强调过程控制型规划。通过年度监测与滚动维护，适应实施的动态性。也需要把不同的规划预设目标转化成可量化指标体系，是评估规划实施工具。
（本文根据张尚武教授在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同名讲座听录整理而成，并经本人同意发表。）
精彩内容仍将继续，敬请期待同济参与上海2040空间战略研究观点聚焦（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