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技创新中心到全球城市2.0——全球城市理论认识的演进与上海的选择
屠启宇 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双聘教授；
《国际城市蓝皮书》主编；
2014年上海启动新一轮城市总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全球城市”定位。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目标定位大方向是一贯的，86版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太平洋西岸国际经济、贸易中心，01版“四个中心”以世界城市理论为支持。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世界发展格局和中国发展态势正发生质的改变，中国从韬光养晦转变为和平崛起。随着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启动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定位提出，这是一个最佳时机来重新审视城市的目标定位。进而也以上海鲜活的实践，对全球城市理论本身，提供中国实践经验，从而提出我们的全球城市2.0版的理论拓展。
1、全球城市理论溯源。
全球城市理论和全球化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全球城市是全球化在空间的投射，空间的响应。1980年代开始出现了当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全球城市1.0版的崛起遵循如下逻辑：
一是外部环境，思想准备方面，发展理念上，出现了自由市场、民主人权；发展模式上，出现了华盛顿共识，强调小政府、大市场。推动力量上，出现了对经济运行模式和社会生活方式根本性影响的科技突破，如80年代信息化（不是互联网化）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
二是在上述外部环境推动下，形成了发展主题：全球化。内部构造上，表现为80年代的跨国公司崛起，不仅是传统的国际贸易，而更是通过商品贸易，进行FDI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通过切分生产环节，在全球成本最低的地方进行生产，就形成了GPN全球生产网络，也称为全球经济大循环。表现形式上，形成了以追求规模经济和成本最低的价值取向，以自由贸易、投资活动为经济体制保证，推动全球商品、服务、要素、信息流动，最终形成“全球总部+世界工厂+全球市场”的基本构造。
三是在这一全球化主题下，城市发展中竞争力变得非常关键。相应的，城市的功能也反映在流量枢纽、控制节点两方面，需要在全球总部、世界工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每个城市内部构造上，强调集聚效应，推进CBD中央商务区，企业总部，专业服务业和产业园区建设；外部结构上，表现为城市的网络化、等级化。形成全球城市（世界城市）体系。
2、全球城市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响应。
在这个背景之下，产生了世界城市（J Friedmann1986）、全球城市（S Sessen 1991），以及国际大都市、国际城市等全球城市理论，我们认为这个不重要，没有实质性差异，都是一种作为对全球化的空间响应。Friedmann和Sessen将城市作为全球化空间响应，就是大的理论突破。之后，有信息城市（M Castells1989），提出了全球城市的实质是流量枢纽和控制节点的判断。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P Taylor 2001）提出了从单个城市到流量，推动了整个城市间流量形成联系。P Taylor做的全球城市网络研究之后， GaWC，拉夫堡大学全球城市研究组，充当全球城市的研究交流平台。
全球城市的系统性观点一经提出即引起广泛关注。从概念出现，到理论初步完善，到应用是非常快的，迅速成为全球化与城市发展领域的一门显学，引起了城市实践者的热诚响应。Neil Brenner和Roger Keil在主编的The Global Cities Reader一书中称之：诞生之刻起即成为经典之作（An Instant Classic）。其中也有不少中国城市实践活动的积极响应。
对于中国城市而言，出于自信心不足或者刻意低调等多种因素，直接打出建设“全球城市”旗帜的城市并不多，北京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远景目标，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世界级城市”。上海也只是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全球城市”目标，之前多是“国际大都市”、“国际城市”、“国际化城市”等定位标签，其实质内涵，都是定位于某一层级的全球城市的全球化经济活动流量枢纽和控制节点功能而言的。
3、全球城市理论中若干被忽视的论点
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城市理论发育形成过程中，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批评，但这些担忧往往只是被实践者作为全球城市建设中的“不良反应”、“副作用”而被忽视，而这些恰恰是全球城市2.0版的发展中需要避免的问题。我归纳为四个方面：社会影响、文化影响、驱动模式、城市性质。
中小城市的人群结构往往由内部辐射形成，而全球城市的最大差异点首先表现在有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城市居民中的贫困阶层、城市富裕与中产阶层、脱离农村的城市流动工人、非市民的常驻商人与专业人士、短期访问者与旅游者和城市周边直接辐射区域人群。这些人群的利益诉求立场、全球化参与度、相关城市功能需求和对城市的主要关注点都迥然不同。大家的利益诉求不同，最大的难度是找到最大公约数，形成一个妥协的结果。城市规划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政治妥协。
谁的城市？社会分化、隔离与对立。
有关全球城市最初的开创性研究中（Friedmann.1986， Sassen. 1991，David Simon.1995）就警告全球城市的发育将全球化的参与者（中产以上）和被边缘化人群之间的反差在极为有限的时空里最为极端地呈现出来，从而导致全球城市的社会割裂、城市绅士化等问题。在全球城市视野中，把城市视为经济活动中心，把城市的成功等同于经济的成功，城市经营具有明显企业化的色彩。城市社群的身份、地位、收入、诉求的不同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分化不可避免，然而要避免带来更大的社会割裂和对立。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公共治理，在注重小政府，大市场的全球城市1.0里恰恰是极易被忽视的。
谁的文化？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
全球城市在最大程度便利化国际交流的同时，也成为全球化文化（GlobalCulture）与本土文化（Local Culture）的最佳交锋点。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只要是被全球化裹挟的城市，都有这个变化。整个全球城市建设中是追求千篇一律的大都市风格还是经典地方特色？文化导向问题贯穿于全球城市发育发展的全过程。连锁文化覆盖了餐饮、酒店、商业和博物馆。城市是服务于国际经理人以及创意阶层品味，还是关注社会底层大众及邻里社会的文化需求？世界创意之都赫尔辛基2012年希望引入古根海姆美术馆，在当地艺术社群的反对声中于2013年否决了这一方案，用这笔钱做了一个地方文化设计区。但此后，古格海姆博物馆还是落户了赫尔辛基。这个问题是实际存在的。
何以驱动？制造业、服务化、创新。
Sassen的研究集中于FIRE产业，就是金融、保险、地产业，提出生产性（者）服务业在全球城市培育中的重大价值，全球城市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是创造这些高水平商务服务的最高级生产场所。GaWC拉夫堡大学，延续并过度放大这一思路，把研究聚焦在生产性服务业，考察全球城市联系度，并得到了全球城市的等级。相应的，全球城市呈现出显著的去制造业化。制造业具有集群效应，它不是一个厂，而是整个制造业上下游的生态，去工业化的影响是产业基础的剥离，整个生态集群的恢复是很难的。然而，Simon（1995）指出：“单纯靠发展某一个单项的全球功能，并不是成为世界城市的充分条件”。Friedmann（1986）提出，世界城市应该同样是重要的制造业中心。SYusuf（2009）在上海提出，复杂资本制造业在成本承受力、耗能与排放水平、建筑使用要求与生产性服务业无实质差异，是可以在城市生存的。现在所提的工业4.0、智能制造、分布式生产也是这个理念。因此，全球城市的驱动力，从就业贡献、产值贡献来看，最大的一定是FIRE产业，但其他是否需要在城市中存在也值得考虑。
服务于谁：城市性质，城市决定世界。
全球城市的实践一直伴随着浓厚的离岸化发展倾向。自贸区成立之前，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提出四个功能区，一直要推动离岸金融中心。UNCTAD《世界投资报告2001》明确提出，在金融行业的区位选择，不是选择国家，而是选择城市。“一家国际银行的区位选择与其说是在英国和德国之间，不如说是在伦敦和法兰克福之间进行选择。”《国际科学杂志》马太•多甘在《四百个世界顶级巨型城市》中写道，“也许我们正在缓慢但显而易见地从民族国家的时代向世界性大都会国家的时代前进”。我们认为，一个城市可以用“超前”但不可能“超越”其腹地的发展阶段而单独获得领先于整体发展水平的目标成果。“在岸发展”代表着更为成熟的全球城市发展取向。即强调塑造全球城市的国家目标，谋求根植性(imbeddedness)的发展；强调以本土意识打造全球城市，经营好直接腹地。
1、过去30年来的上海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80年代目标：恢复自信、紧跟潮流。
1983年“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提出对于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工业基地”还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的定位问题，研究指出，上海的经济发展必须实行战略转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得非物质生产部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5%提升到2000年的12%，第三产业比重达到35%。研究提出上海的功能发展上，应当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中心”、“逐步形成金融中心”、“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和各种专业人才的中心”，以及“为生产、流通，消费提供完善服务”，“改善投资环境”的具体要求。
1985年国务院批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指出：“要在1990年以前加快转上良性循环，力争到本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1986年10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在指导思想上，应当从长远考虑，高瞻远瞩，面向世界，面向21世纪，面向现代化”，“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
90年代目标：同步把握理论前沿。
1993年，启动《迈向21世纪的上海》研究，出发点就是“要把上海未来的发展放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中去把握，要研究世界大城市崛起的基本规律并借鉴正反经验，在此基础上，探索上海迈向新世纪的发展思路”。1994年形成《迈向21世纪的上海——1996-2010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该报告及时把握了20世纪90年代刚刚兴起的全球城市及其网络等级体系研究的最新成果（Sassen 1991），提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完整内涵中就包含了“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中的重要空间节点” （第36页），定位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上海应具备集散、生产、管理、服务和创新5大功能（第68页）。既同步把握了理论发展最前沿，也跳出了纯学术研究领域，成为决策咨询研究，把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
2001年5月，国务院批复并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明确指出，上海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把上海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国际大都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 2010年要基本建成框架，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
00年代实践：上海“四个中心”基本建成。
麦肯锡的流量经济研究，从港口枢纽、航空枢纽、金融枢纽、人员枢纽、数据枢纽5个维度对全球流量经济（货物、服务、人员、资金和信息）25枢纽全面考察。2个城市处于第一集团，纽约、香港在5个维度上都进入全球前25位的；6个城市处于第二集团，伦敦、东京、洛杉矶、旧金山、新加坡、迪拜分别在4个不同流量维度上进入全球前25位；7个城市处于第三集团，上海（货物、服务、资金）、北京/天津（货物、服务、信息）、吉隆坡、芝加哥、巴黎、法兰克福、华盛顿分别在3个不同流量维度上进入全球前25位。11个城市处于第四集团，分别有2个不同流量维度上进入全球前25位。
最新一期《国际经济蓝皮书》有个判断，上海四个中心基本建成，但对全球流量经济控制仍属于较低层次。北京掌握的是信息，华盛顿掌握的是人员、资金和信息。流量维度不同，含金量也不同。对上海来说，直接提升全球城市地位和进行排名替代的难度很大，容易形成国际关系风险，宜另辟蹊径，上海四个中心功能与全球城市定位的蓝海何在？
2、全球城市30年实践的挑战
全球城市内部，城市内部社会对立加剧，社会问题被忽视和放大，社会不平等、人群对立的情况在全球的世界城市塑造中一再重演。从老牌世界城市的伦敦骚乱、巴黎骚乱，席卷全球的“99%对1%”运动，新一代移民感觉不到自己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空间。全球城市发展重心指向地区，如中央商务区、高档社区，成为被边缘化公众“占领”并发泄不满的目标。而后发世界城市为贫民窟和新移民问题所困扰。
新兴市场城市崛起，带来了传统的中心-边缘等级体系的剧变。Friedmann（1986）把全球城市划分为世界核心的全球城市、半边缘的全球城市，这一分类思路几乎是所谓世界核心-半边缘-边缘三分法的世界体系思想（沃勒斯坦，1974）在城市体系中的直接延伸。然而通过研究表明，全球城市中α城市2000年到2012年，从33个增至45个，β城市从35个增至78各，γ城市从53个增至59个，世界城市格局从金字塔变城了钟型结构。增加的城市全部都是亚洲太平洋地区，3个东亚城市，1个悉尼。城市实力的重心位移和国际生产分工的空间组织都产生了新的变化。
1、幸福观、低碳观
危机加速了关于理想城市的认识变化，重新思考什么是发展、什么是竞争力。在思想界和国际组织的强势推动下，幸福观、低碳观视角下的全球发展新范式、新规则相继浮出水面，给予了“理想城市”更为丰富的思考空间。幸福城市、低碳城市概念的出现，对风行世界20年的全球城市核心理念产生了新的挑战。
幸福是可以评价的。国家幸福总额（GNH）指标分类及全球城市的关系（WorldHappiness Report 2012）对于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可支配时间、教育、文化多远和弹性、善治、生态多元和弹性、生活水平、社区活力等方面，提出了全球城市的正负相关性。幸福作为另一种新思维，已从主观体验上升为继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类发展指数（HDI）之后又一个得到多方肯定的可测度的发展评价标杆。城市层面的幸福评价维度的引入更具颠覆性。幸福感的提出，对单存追求经济实力提出了挑战，经典世界城市理论核心就是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控制力。
低碳概念中，包含了环境保护、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思想，成为指导生产、生活的新范式。但全球城市要融合低碳概念还存在诸多矛盾，低碳城市所提倡的就近满足功能、生态当地化、消费当地化、混合布局、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当的人口规模和空间尺度等要求，对全球化流量经济以及全球城市的影响可能有抑制。伦敦、纽约先后在C40等全球的城市层面应对气候变化扮演领导者角色的动向，体现了顶级全球城市的领导责任，但对于他们为何要扮演这个角色，还应注意。
2、科技进步形成的变革
随着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对于全球运行的实质性影响，对于发展与成功评价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全球城市从1.0版走向2.0版本，观念、模式、发展动力发生了变化。1.0版强调的是自由市场、流量经济，体现在要素、商品和信息流量的指数级增长，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导者。2.0版强调的是绿色低碳、以人为本、创新创意的新理念，随着北京共识、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提出，多元发展模式成为主流。从动力来看，科技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突破，也创造了共生融合的集群跨界创新，创造了新的基本价值导向，新的产业物质基础，促进了产业融合发展，知识资本成为关键要素。从时机来看，全球治理整体趋于多样化，多层级，世界综合竞争力对比重大变化。
全球1.0和2.0的变革。跨国公司从生产成本进入了研发成本竞争，要进行全球部署下的研发外包。而小企业则进一步发育，形成了更加民主化的企业集群，和微创新集成后的重大产业突破。如人类基因组研究就类似微创型，中国承担了人类基因组测序1%。新型制造强调产业深度融合，个性化定制以及生产分散化、就地化。全球生产网络变为GIN全球创新网络，全球公司研发外包，从原来的低成本普通劳动力，转化为低成本的全球知识劳动力。设计研发工厂化规模化。较GPN更加复杂的知识交流。强调垂直一体化，控制全价值链。之前是生产分工越细分越好，只抓住一个环节。现在的考虑是全价值链，平台经济出现。平台经济就是经济决策分散化，平台服务商高度的正外部性，也就是集聚越多效果越好，没有排斥性。规则制定、供求撮合。宏观表现上全球化+当地化。小微企业借助电商平台实现跨国经营、国际生产。制造业回归发达经济。全球经济活动规则改变了，全球城市本身是否发生变化。
3、创新城市的崛起，挑战伟大城市的认知。
创新城市理论不是完整的。2000年7月，《连线》杂志提出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Global hubs of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概念，并评出硅谷（旧金山）、波士顿等46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并在2001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进一步深化为“技术成长中心”（technology growth hubs）的概念。 21世纪创新城市研究与实践迅速蔓延。代表性研究包括：R Florida的创意阶层与创新环境评价指数（波西米亚指数）；C Landry的创新城市阶段划分（萌芽、启动、扩散、活跃、形成创新与可持续循环）与创新城市塑造策略；2thinknow的全球创新尝试排名；森城市战略研究所关于全球实力城市GPCI评价中基于研究者视角方法，也就是从用户角度的评价，与其他方式不同。相关研究包括区域创新体系；全球创新网络；创新生态系统。
伟大城市或者说中心城市比如纽约、伦敦、巴黎，有没有创新的一面呢？我认为有被忽视的一面，之前过分强调了金融资本控制、流量枢纽。实际上创新的汇聚和策源一直是1000年商业文明中心的崛起规律，只是在过去的金融文明中被忽视了。
4、全球城市理论的动态变迁：从1.0向2.0全面升级。
城市终极目标发生变化。从竞争力回归到科特金的安全、繁荣、神圣。竞争力仅仅对应了繁荣。现在的终极目标是伟大城市、幸福城市。
功能角色方面，在追求流量枢纽、控制节点的同时，强调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平台。相应的延伸出需求，新一代基础设施要求、智慧城市。作为高端需求的集聚地崛起。高端需求有物质性的也有非物质性的。宜居家园，创新中心。相应的延伸出低碳清洁智能制造是否回归城市。也就是说整个功能远比1.0版本丰富。
内部结构方面，原来是CBD，企业决策总部集中，专业服务业集中。现在是去中心化、多中心城市。相应创新城市的内部结构，网络化，CAZ（2040总规提出的中央活力区）。
外部构造方面，城市群区域的崛起代替单个城市的崛起。全球城市体系的区域化，等级扁平化。创新研发活动的全球构造是基于GIN的全球城市体系。现在讨论的全球城市体系是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围绕环金融服务的。但伟大城市、优秀城市的新标准是创新城市，需要的是全球创新网络的构架。拉夫堡大学做的世界城市网络评分，全球过去10年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城市包括旧金山、西雅图、阿姆斯特丹，其实是创新意义上非常强的城市。
5、全球创新网络与全球城市体系2.0。
全球城市网络2.0 是对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创新网络叠加格局的空间响应。而全球创新网络远复杂于全球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只有一个主导，跨国公司主导、决定在哪里设定总部、生产车间、物流中心。全球创新网络从重要性，历史发育阶段来看，会有三个层次。
全球知识创新网络：以高校科研院所为主体，，以科学论文、专利获得、学术会议、人员访学、合作研究为载体的知识流动层。
全球创新创业网络：创业者为主体的，依托各类创新创业载体（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等）的高竞争、高淘汰的技术开发层。具有高度全球化背景的各类创新创业融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众筹募资等）作为关键润滑剂，使得这一层也具备松散的全球网络化架构。
全球研发产业化网络：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由全球生产网络升级而来的，以企业研发中心全球布局及其研发服务外包为主要介质的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层。
理论上，还没有形成对于全球城市2.0的完整梳理。实践上，还没有城市主动设计与全面实施全球城市2.0。上海站在21世纪10年代向21世纪中叶进行战略思考，其设计与建设必然是超越1990年代认识的升级版。上海有没有可能做出历史贡献？我认为上海完全有可能为世界贡献一个关于升级版全球城市的完整理论构想和实施方案，这个构想和方案体现很有可能是上海的2040总规。
1、理念：竞争力+和谐幸福+低碳可持续。
有竞争力的上海：国际竞争力仍是核心，构成可以由硬实力向软实力、巧实力（Smart Power）延伸。
有幸福感的上海：全球城市发展，应当把保持包容性与社会和谐作为与形成城市国际竞争力同样重要的追求，把社会和谐内化为全球城市的基本要求。相应地城市发展重心也转向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的多重开发，以此来弥补或者防止社会分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创造一个既有竞争又充满关爱和自信的城市氛围。
有责任感的上海：在全球国家层面仍难以达成低碳发展全面合作的背景下，全球城市在可持续发展上担负关键责任。全球城市2.0的发展方式应着力提供解决方案，消除对全球化1.0版的高碳运行疑虑与批评。
2、功能：枢纽+策源，码头+源头
上海要成为流量枢纽、控制节点，也要成为创新汇聚地、策源地。
作为码头的上海：流量枢纽、控制节点的核心使命未变，但是关键流量的认识在扩展。目前的认识水平是物流、人流、资金流、服务流、信息流。物流全球1位，资金流全球10位左右。但是人流和信息流方面薄弱。
作为源头的上海：仅仅说科技创新太狭隘，而是作为广义创新（创意设计、技术与管理、科学知识、人文思想，逐步难度加强）的汇聚地（规模化传播、应用平台）和策源地。我认为“汇聚地”的功能可能更为重要。
3、形态：区域+网络。
全球城市不是一个城市，而是全球城市区域，空间组织更倾向于网络化而非等级化。等级体系中下位城市难以绕过上位城市，但网络体系中沟通呈现多渠道，枢纽地位的达成是基于便利性。无效率的节点城市随时可以被绕过、抛弃。如重庆跨越式的把hp的全球结算中心直接从新加坡搬到了重庆，就是跨越了传统的沿海中心城市的新格局。GaWC的研究表明21世纪第一个10年间，全球范围扮演流量枢纽和控制节点的各级全球城市数量由121个增长到182个。
4、辐射：连接“北方”+“南方”，一个特殊使命
全球化1.0理论出发点是基于西方（传统认知的“北方”世界）中心史观。过去30年，上海建设全球城市首先是同“北方”世界的全面衔接。但“一带一路”提出之后，中国重要的地缘战略中心是对“南方”世界的全面辐射，即发展中国家，新型市场世界。 “南方”世界的城市网络尚不完善，全球化的融入程度仍有限，需要大力投入予以开辟。中国连接亚非欧洋的“一带一路”战略恰恰是要开辟这块新的地缘战略拓展空间，其影响力将在未来数十年间逐渐释放。
我们必须转变思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必须以中国地缘战略转变为核心，明晰自身担当国家战略的职责，以“一路一带”首位城市为自身定位，开辟全球城市网络的“南方”，重新审视自身的影响力方向与功能组织，输出我们的资金、经验、技术、管理，形成世界影响力。这就是上海发展全球城市的“蓝海”。
上海2040规划尤其需要考虑，如何成为“一带一路”新丝路城市网络的策源地与枢纽节点，塑造全球城市的上海模式和上海经验。
以上文字根据屠启宇教授在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讲座听录整理而成，并经本人同意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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