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的城市书写：我所理解的城市
陈丹燕 作家
“我觉得城市气质的保护和延续与城市中的大学是密切相关。大学和城市是匹配的，北京有北京大学，政治性、风潮性的；杭州有美院，美化和艺术化了杭州的日常生活。对于上海和同济大学的关系，我认为像上海这样从通商口岸成长起来的城市，如果没有同济大学这样一个有传承的大学，她的规划、街道、建筑遭到的破坏要大得多，所以我一直尊敬同济大学。
我希望能和大家探讨，有没有一种对城市的感受，是对Urban，不是对City，也不是对town，是一种UrbanSense的感受。我认为这种感受是做与城市相关工作的人需要的。在我的个人感受里它是什么模样。”
城市的活力感受
我出生在北京，三岁来到上海，非常幸运地住在现在的“一条永不拓宽”的街道——五原路上。现在我回娘家，还能看到我三岁时就看到的街道、房子、树木，都还在，只是人变老了。那些变老的面孔是小时候就见过的，他们看到我也说：“你现在老了。”我就是住在这样的街上，在这样的都市长大。我对它是这样的感受：这里有自己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像一个人一样；我能感受到它的喜怒哀乐，不需要交流。
很多人喜欢上海的30年代，而我似乎更喜欢上海的70年代，那是我从童年向少年过渡的时候，刚对世界张开眼睛，一切新鲜，所以清晰。
1974年 淮海中路
50年代以后，上海这个港口城市关闭了通商口岸，城市渐渐像昏睡的植物人一样，虽有呼吸，但没了动静和思维。对中国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大概这个禁锢时代是结束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意识形态和政治形态决定了时代的变迁。对我从一个少年的感受来说，上海转变的更早，这个禁锢的时代结束在1972年的1月。那一年尼克松访华，签署了《上海公报》。他访华前，所有的孩子都被学校老师告知说停课，要在家里不要出门；所有面朝马路房子不准晾衣服，不准开窗，大家很紧张。章含之在回忆录中说，尼克松飞机从上海飞走，上海立刻变成了另外一个城市。那天大太阳，由于很多天都不能晒衣服，尼克松一走，上海全城开始晒衣服，各种衣服、被子、床单翩翩飞扬，像一个节日。我妈这样的共产党官员，也突然意识到要找个老师，让我开始学习乐器和英语。她也直觉地感到，上海要重新开放了，我们要重新回到世界的版图里面了。
1972年开始，上海电台开始教日语、英语，我妈也跟着电台学日语，每晚都学。小孩子们学乐器，黄昏时分，家家开着窗，在街道上就能听到这里的小提琴声，或那里的笛声。也是这个时候，“老克勒”这一阶层浮现出来，变成了上海的亚文化。他们有文化、有坚持，即使长得不怎样，也会有很好的manner，整个人显得很华丽。我相信这就是只属于一个旧都市才会产生的亚文化，是整个城市在政治环境还没有改善的情况下，文化的先行复苏。上海这个城市醒来的前提就是向世界开放。如果是一个Town，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比如德国的魏玛（Weimar），也许就没有这么强烈的需要开放。我因此对都会城市的开放有了很强地感受，这是一种对完全打开和快速流动的渴望，是城市感的一种。
城市的空间感受
伍江教授说到过，Urban的标准是有一定的人口密度，这是形成城市感的基础。我认同这一理性的概念，但作为作家的角度是这样的——城市有了密度就有了矛盾的气质。城市能够包容多大的矛盾，就能给个人多大的空间。
少年时代，妈妈在外滩上班，暑假时带我去她办公室。我跟妈妈坐26路电车上班，领教了70年代上海公交车的拥挤。但是我对它仍有好感，因为它体现了都市的一种生存秩序和生存智慧。在拥挤的公交车里，人与人很少面对面地站着，所有人都是面向窗外，好像排队一样。所以哪怕是前胸贴后背，也和前面人的后脑勺之间有20公分的的距离，在这小小的个人空间里，对方的眼睛亦不会打扰到你。整个拥挤的26路，没有人脸贴着脸，都是前胸贴别人的后背。我一直记得这个细节。我认为这是上海市民在狭小的公共空间中，锻炼出的对于个人空间的捍卫。
我住过几年南昌路，走出来就是淮海中路热闹的地段。在那一段看人走路，就能看出他是不是上海人。在淮海路最拥挤的路段上，上海人走路，手肘会夹起来，尽量缩紧自己，减少碰撞。而外来的人通常都是手肘往外，这样走一定走不快，会被人碰的。下雨天的时候，用伞敲敲前面的伞的大多是上海人，这是觉得别人走的慢了。
这是都市生活的细节，因为这里密度太大，个人空间太紧张，所以需要对个人空间有保护。这是在城市里培养出来的感受，和曼哈顿、银座很像。所以我想对个人空间的本能的捍卫，应该是城市感中的第二种。
城市里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是罐头化的，就如同板式的房屋打开来看，每家人都会在差不多的地方放相同的家具，这便构成了罐头化的生活细节。
我这一代人长大的过程中，有不少睡沙发的，因为住房拥挤，没有自己的独立空间。而下一代的很多人住公寓，次卧，单人床，靠窗有写字桌。所以同时代的人会有相似的城市生活记忆。但同时，都市里也保护着一些特异的生活方式，这些拥有特殊生活方式的人在小城市很难生存，却可以“大隐隐于市”，因为这里有容纳奇怪生活方式的空间。这种疏离又密切，互相拥挤、互相侵犯、又互相之间划出冷漠界限的感受，我想是第二种城市感的另一面。
城市的历史文化感受
第三种城市感是我揣测出来的。城市和荒野最不一样的是，城市是人造的，人造的地方会有很多纪念地、纪念碑。这些对人类经历过的大事件的纪念，就是所谓的历史文化感。我一直觉得这种历史文化感会散发出独特的气场，如果你有城市本能感受，虽然不一定会知道这么多，但你会感受到一种特殊气氛。和自然一样，伟大的自然会有一种可以打动你的动物性的力量，比如北极。历史文化纪念地也会有一种独特的气氛，一个保护的很好的街区也会有一种特殊的气氛，如果硬要形容，那是一种如泣如诉。
我举个例子，巴黎有很多线路可以让人做不同主题旅行，时尚的、历史的、移民混种文化的……我做过一个巴黎大革命的主题，到可以感受到大革命整个发生至消亡的过程。从巴士底广场开始到步行到拉雪兹神父公墓，经过歌剧院、经过大革命酝酿时代的咖啡馆和丹东咖啡馆。普罗科普咖啡馆里有很多革命者遗迹，现在仍然提供革命者套餐，套餐吃得很好，有招牌鹅肝、大份牛排、招牌洋葱汤。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公社社员被最后打死。我去看公社社员墙的时候发现，和我一起去的大都是有革命、社会主义背景的人，来自东德的德国人，而他们看到我问，中国人？有一种昔日你我曾同源的感觉。这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本能感受，犹如狗闻着气味走那样。顺着这条线旅行的人，有一种特殊的对历史文化的感受，美国人可能不干这个，而波兰人、捷克人、中国人、越南人、古巴人会干这个，我们有小时候相同的文化回忆，那是我们独特的巴黎教育。因此，对历史文化的感应力也是城市感的一种。
城市的消费感受
我感觉城市感有个奇怪的地方，它对历史文化、城市性格、城市矛盾的接受容纳程度，比小城镇更大，但包容往往通过消费方式表现出来，让消费来决定谁强谁弱。举个例子，外滩改造把大楼空出来卖奢侈品、做餐厅，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消费这种历史在此曾沧海桑田的文化感受。坐在外滩5号，看东方明珠，我觉得它是很丑的，因为太丑了，所以反而在外滩整体的陪衬下成为了一个异数，显得不一样了，其实在这个背景下它就有了被消费的可能，或者说是资本。把文化包装一下，很快变成消费品，是城市本能的动作。这种动作不只有在中国这个爆发时代存在，这个“可恶”的方式是世界的城市潮流，每个地方都这么干。
我热爱柏林，柏林有政治性、文化性、先锋性，气氛自由，每个人都活得自在。我印象最深的第一次去柏林，看到一个男孩子，穿着中国廉价的彩色低帮球鞋走过，但他一个脚穿绿的另一个脚穿红的，整个人变得有趣而反潮流，那时与常常看懂一身名牌，连跑步遛狗都一身名牌运动装的慕尼黑截然不同。我去了柏林13次，看着柏林慢慢从两个敌对的状态融合起来，但又没有丧失自己的个性，使得我更加喜欢他。在东柏林，有个社会主义时代有名的大道，顺豪森大道（Schönhauser Allee），东柏林消失后，经历了沮丧的几年，顺豪森大道变成整个柏林最时髦的地方，有无数的咖啡、酒馆开了出来。一系列东德时代小广场：科勒惠支（KollwitzPlatz）广场、马克思广场等，如今都成了社会主义倒台之后那种浪漫情怀的感伤之地，带着追忆和感伤的情怀。下个月柏林的菩提树就该开花了，那张脸那个甜美的气味，会带给人很多感受，是一个能够启发创作的地方，但它是用一种消费的方式去呈现出来的。大道上一个个颓败的建筑、社会主义的底子、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先锋派和野兽派诞生的地方……一切都变得如此可以把玩与享受。慢慢喝着咖啡、看半本书、写着笔记。与之对应的是新柏林，西柏林最有趣的是kreuzberg一带，它与东柏林交接处，有一片很大的工厂区，现在是墙画最有名的地方，在二十世纪初的工厂红砂石的墙上，太阳光照上去，阴影分明，真的画的很漂亮。。墙上的画有很强的文化性和政治性，欧盟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一副很大的模仿达利的画，内容是：西班牙、意大利、希腊这些国家拖累我们，几乎要把我们吃掉了。在旧工厂好好走一走，可以看见年轻人对德国政治、文化的想法。除此之外，旧工厂区还展现了年轻人时髦的生活方式，有吃意大利面、攀岩、晚上开音乐会的地方，从前的大车间现在改造成了滑板馆，那里也是一个消费化场所。
Schönhauser Allee（左）、KollwitzPlatz（右）
所以，消费城市里所有东西的本能，是城市性的一种。在纽约的格林威治东侧最新的高线公园（high line）附近区域，这种对消费性的敏感，和消费过头的反抗，是我认为的城市性的一种。
这是四种城市感。我尽自己最大的可能把它逻辑化了。如果漏洞百出，请设计师们原谅作家的感性。
本文根据陈丹燕女士在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讲座听录稿整理而成，并经本人确认后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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