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来 |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城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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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子来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总规划师
“工业革命”以来的300多年中,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颠覆性的变化。工业革命导致了欧洲经济体的崛起和亚洲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的衰败,奠定了世界经济的“核心-边缘”格局(Core-periphery)和由此产生的“国际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二次大战再次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美国在战后成为了全球的超级经济体。19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经济格局再次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亚洲、新兴经济体和中国大陆正在迅速崛起。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活动的地理拓展和功能整合是相互协同的,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变化也具有显著的关联性。国际研究表明,世界城市体系的变化趋势应当把握四个分析维度:其一,基于跨国公司总部及其分支机构网络,考察全球资本支配体系(global capital control)和全球资本服务体系(global capital service);其二,无论在全球资本支配体系还是在全球资本服务体系中,考察城市的总部集聚度和网络关联度;其三,针对城市的网络关联度,考察城市在企业关联网络中的外向度和内向度;其四,基于城市在企业关联网络中的外向度和内向度,分析城市的网络实力(network power)和网络声誉(network prestige),识别城市的中心属性(central city)和门户属性(gateway city)。
国际视野下的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可以归纳为三个发展维度和四个支撑维度。城市竞争力的三个发展维度包括经济影响力、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经济影响力无疑是城市竞争力的首位发展维度,而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则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发展维度。但是,如果仅注重经济影响力而忽视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最终也会削弱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的三个发展维度受到四个支撑维度的制约,包括体制资本、人力资本、环境资本和物质资本。廉洁公正的体制、精英汇聚的人才、绿色安全的环境、高效宜居的设施为全球城市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影响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撑条件。
主流城市排行榜显示:在发展维度,中国主要城市的经济影响力(经济增长速度)往往高于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在支撑维度,中国主要城市的物质资本(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优于人力资本、体制资本和环境资本。随着从低附加值经济迈向高附加值经济,新兴经济体城市的发展政策应当从吸引资本转向吸引人才,这就需要提升城市的“软实力”,形成知识经济时代的全球竞争力。为此,中国主要城市应当在继续提升经济影响力的基础上加速提升科技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在继续优化物质资本的基础上加速优化体制资本、人力资本和环境资本。
全球资本支配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呈现特定的国家制度语境,而全球资本服务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层级体系则遵循普遍的市场经济规律。以全球资本服务视角为主和以全球资本支配视角为辅,可以将各个城市群划分为四个层级,包括能级最高的国家级城市群、能级较高/能级一般/能级较低的区域性城市群,尽管较低层级之间边界是相对模糊的。
能级最高的国家级城市群和能级较高的区域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在全球资本体系视角下的中国城市体系中发挥“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的双重作用。作为全球资本支配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城市是中国资本支配的”中心城市”;作为全球资本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这些城市是对接全球资本服务网络的”门户城市”。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国家城市体系和全球资本体系之间的关联性成为重要的研究视角,但并不是唯一的研究视角。国家城市体系既是全球经济网络的组成部分,但也受到国家制度语境的显著影响,因而是多视角的研究领域。此外,国家城市体系具有多重属性,本研究主要聚焦中国城市体系的层级属性,而城市关联网络则是城市体系的本质内涵,包括全球、区域、国家和地区尺度的城市关联网络。可见,国家城市体系作为多视角、多属性和多尺度的研究领域,期待更多的研究发现。
本文根据唐子来教授在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同名讲座听录整理而成,并经主讲人确认;
素材提供: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交流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