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论坛】范式·困境·方向：迈向新常态的城市设计
在过去30 年规模空前的城市化进程中, 城市设计作为一种以“城市空间”为实践对象的技术工具或者公共政策，在城市建设中保持着“面广量大”的参与，体现出比西方国家在实践层面更强的“后发的活跃性”。但当前意味着城市发展既有方式面临深刻转型，从而引致与空间生产相关实践活动的范式变化。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城市设计的既有范式进行分析，对其实践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进行批判性的质询。
中国城市建设的基本范式是：在“增长主义”驱动下，依靠对城市资源要素高强度与集中化的运用，迅速达成利好“经济发展”及“资本循环”的城市物质空间的大扩张。其间，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谋求最大自我发展利益”的“企业人”特征，同时与资本结为共谋城市空间再生产的“增长联盟”。
在此范式的指引下，中国的城市设计实践时常被作为一种促进城市空间总量推进及计算空间效益的经济工具来使用，是“市长的城市设计”，而非“公众的城市设计”。
上述论断在三方面体现得十分具体：
以城市设计促进新城扩张：新城城市设计通常涵盖极为广袤的空间区域，如：郑州郑东新区100 平方公里、天津滨海新区CBD 46 平方公里、重庆二环聚居区405 平方公里……。其间，城市设计产生的三维形态，往往并非基于对用地条件、资源禀赋的合理分析及空间逻辑的有机推演，而是源于量化的开发目标——政府基于土地经营目标规定容积率和人口规模，城市设计被动接受且很难修正。
以城市设计促进旧城更新：城市更新往往源于迅猛城市化造成中心区土地资源急剧稀缺及“地租级差”快速拉大，使城市政府产生重新垄断土地、快速获取级差收益的冲动。在此过程中，政府与资本以城市设计为载体来预演空间“再造”后的增值前景与价值变现路径，同时将城市设计作为一种体制化的利益协调工具，使对立的利益群体在预设的规范化框架内“讨价还价”，直至达成一致。
城市设计造成空间分异及同质化：城市设计广泛创造“奇观空间”，以一种“无中生有”的“情景制造”，使资本进行“自我宣示”和“观念传播”。城市设计因此成为与商业广告等量齐观的符号化工具, “诱导和操纵”大众对城市空间的审美情趣，激发其消费欲望并促进空间交换价值的兑付。与此相伴随的，是剧烈的空间“分异”以及空间的“同质化”。
当前，既有范式正步入明显困境：首先，新城的普遍供应过量及一线城市的土地紧缺，使中国城市的圈地与造城机制正失去最重要的支撑，资本进行循环和积累的链条正呈现断裂的迹象；其次，经过多年“压缩型”的城市化扩张，城市所积累的生态与社会危机已大量显现，地方政府面对着来自社会民意日趋增长的不满。总体而言，增长主义的建设范式正在走向不可逆转的“终结”——即城市发展的“新常态”。
“新常态”时期，城市设计将如何演变？下列事实有助于预见新方向：
在国家政策层面，城市设计的重要性并未由于空间扩张的停滞而被削弱——《2015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设计。可以预见，城市设计在新常态下仍将在城市建设中保持活跃的存在。
随着空间扩张趋于停滞，城市设计实践将不可避免从“愿景式的宏大空间描绘”转向大量中- 微观层面的空间优化与重整，这将对城市设计的实践手段以及从业者的专业能力提出新要求。
城市设计实践或将全面转向“精简主义”和“微尺度、微循环、微更新”。这已体现在一些一线城市的规划工作中，如上海、北京、深圳等。
规制城市设计的核心政治经济制度（如分税制和土地出让制度）并未发生改变，地方政府对“增量扩张”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未来的城市设计不能仅仅局限于“空间设计”，还将涉及基于土地产权调节的“机制设计”。
“生态”与“人”的城市化将超越简单的“土地”与“空间”的城市化，这对城市设计的内涵与目标提出更复杂的要求；城市设计造成的社会与生态后果，将是评价城市设计实效的重要维度。
作者：杨 震（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本文为第5届“金经昌中国青年规划师创新论坛”——分论坛二“城市设计与文化传承”宣读论文精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