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坛 | 城市绿色发展的效率问题
诸大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当前规划界都在讨论由增量规划转到存量规划，上海正在编制2040年的城市总体规划，到2020年建设用地将到达“天花板”，天花板以后城市发展不讲个体，我们把它叫做效率问题。所以我一直在研究如何体现生态经济效率在城市中的发展，并就如何解读这些发展和大家谈一些认识。
关于城市绿色发展的效率问题，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What”——绿色发展与脱钩发展；“How”——怎么实现绿色创新。
1、经济社会要与自然消耗脱钩
绿色创新长波与资源生产率，是科技创新与经济长波研究上的最新成果。18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发展是由以30至50年为一个周期的科技创新与产业更替推动的。到目前为止，世界创新活动与经济发展已经先后经历了五次经济长波。绿色经济的研究者认为，1990年以来，由于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本约束已经成为21世纪发展的主要挑战之一，科技创新和经济活动需要使自然资源生产率大幅提高。如果说，以往五次世界经济长波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按照人均劳动产出来衡量）为主的传统工业革命，那么，现在的绿色创新经济是倡导提高资源生产率 （按照单位资源投入或环境容量的经济产出、服务产出来衡量）的新的工业革命。
大家经常讲绿色，怎样测量绿色的时候就很困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图式（下图），这是联合国认可的。上面的线叫褐色发展，上面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有城市GDP指标、城市人口指标、城市其他发展指标等，大家都希望往上走，甚至定量的表达。下面这一条线都是以资源、环境、生态消耗为成本，所以我们统称为自然资本消耗。我这里面表现这两个曲线一起走，大家立刻感触城市化扩大土地也在扩张，有的时候下面这 45 33635 45 15232 0 0 1952 0 0:00:17 0:00:07 0:00:10 3115 45 33635 45 15232 0 0 1730 0 0:00:19 0:00:08 0:00:11 3115 45 33635 45 15232 0 0 1553 0 0:00:21 0:00:09 0:00:12 3025 45 33635 45 15232 0 0 1409 0 0:00:23 0:00:10 0:00:13 3025 45 33635 45 15232 0 0 1289 0 0:00:26 0:00:11 0:00:15 2915 45 33635 45 15232 0 0 1188 0 0:00:28 0:00:12 0:00:16 0 45 33635 45 15232 0 0 1102 0 0:00:30 0:00:13 0:00:17 0 45 33635 45 15232 0 0 1028 0 0:00:32 0:00:14 0:00:18 0 45 33635 45 15232 0 0 1009 0 0:00:33 0:00:15 0:00:18 0更加高，譬如上面增加7个点GDP，下面会增加10个点土地消耗。
在2002年到2014年之间，中国商业银行给城市产业投资了10.3万亿，同时投资带来自然资本损耗是11万亿，两者相除就能得到“弹性系数”。譬如土地对于城市人口弹性系数是多少，可以测量我们绿色化的水平、绿色创新效率等等。
大家很关注纽约，纽约在做2030年规划的时候，提出更绿色、更伟大的规划目标，基本上的指标就是2000年到基本线，到2030年碳排放减少30%（如下图）。当然GDP还在增长，GDP增长就带来增量碳27%，所以总的减少是57%，这些都通过总规、项目和空间结构给表达出来，精细的去看交通、能源、建筑也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思想。相比较于我国，绿色发展的口号喊的很多，但其实绿色发展如何落地、如何操作化、如何来比对等，才是非常关键和核心的问题。
再来看欧盟15国GDP与国内物质消耗变化的发展（如下图），土地消耗与济增长这两条线原本紧密相关，但之后却逐渐脱钩。
由以上分析可知，从资源生产率和生态发展绩效的角度来看，绿色转型的关键，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本消耗脱钩。所谓“脱钩”，一是指人均GDP达到5000-10000美元以后，城市发展要注意让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转化为社会福利；二是由于资源环境具有稀缺性，经济增长与物质扩张不可能无限度地发展下去，应以较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从生态发展绩效来看，城市绿色发展的水平可以表达为资源生产率（单位自然投入的经济产出）和服务效率（单位经济产出产生的社会福利或生活质量提高）两个变量的函数。因此，以绿色创新为内容的城市转型，一要提高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生产率，二要提高消费过程中的服务效率。
2、经济增长的三种效率
在脱钩观点基础上再继续深入定量化。函数Y=f（L,K,R）是著名的生产函数，生产函数取决于“L”劳动，“K”资本，经典经济学家把“L、K”作为投入要素，“R”表示水、电、能、材。从下图绿色的公式可以看出，每一份水、每一份能源、每一份单位土地、建设用地、每一个二氧化碳排放、垃圾产生创造的经济增长、创造的人类发展分别是多少，所以经济建设要超越GDP，还是要有发展。
自工业化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几十倍的提高，但自然资本消耗基本上没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今天绿色发展要创新，什么叫绿色创新？绿色的创新是什么？一般的创新是资本创新提高。美国基本上是节省人力，但中国要是这样老百姓就都上街了，所以纯粹突破技术没有劳动力进行产业肯定有问题。中国最稀缺的是“R”，所以高密度、大块头、抱团城市发展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模式。
3、经济增长的物理极限
欧洲国家在实践经济社会与自然消耗脱钩的过程中，还提出了更高的提高资源效率的目标，不但用资源生产率还要求出比值。譬如下图的“4、8、10”，分母是土地，分子是GDP，分母减一半，建设用地减一半，分子上乘二就变成四倍，用减少一半土地创造了两倍的经济产出，总的效益是四倍。
世界是平的，城市是尖的，可以打破社会福利均衡化、城市发展绝对不可能均衡。我们看单位城市空间的人口集聚（劳动与就业机会），单位城市空间的经济产出（产出）、单位城市空间的科技成果（科技）、单位城市空间的人才集聚（创新），只要同一单位比不管全球城市还是小城市都可以在一个尺度上面得出（如下图）。
1、经济创新的四种路径
通常，人们对于创新的分析大多集中在微观的企业技术层面。但是，研究城市的绿色创新，需要包括技术与非技术的系统化分析。
以小汽车为例，要提高它的燃油经济性，首先想到的是变革技术路径。但是诸如“滴滴打车”和“优步”这类软件的出现，我们发现原来汽车变革不只可以改革技术模式，还能够改变运营模式，汽车总量没有增加但是汽车的使用方式发生了变化。拿上海来说，每天早晚通勤时段出租车供不应求，实际上上海汽车保有量是够的，通过网络把需求跟供应点连接起来，不要创造更多交通数量就可以满足需求，不求所有但有所用，这就是新的。所以这里面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功能的实现。城市的根本是功能，能不能在城市物质空间不增大的情况下把它的功能最大化。
再往深层次思考，汽车是否要开这么远路？规划界的各位行家经常讲的紧凑型、功能混合的城市，这样的城市空间是节约的，建设用地也是节约的，能源也是节约的，一下子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绿色程度。但是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思路是把城市做的很大，现在又提倡大家都少开一点车，好像少开一个小时就很绿色，其实这种绿色非常小儿科，是一种伪绿色，未从根本解决问题。这个绿色会被另外的东西反弹效应对冲。
从以上交通案例分析，提高资源生产率的绿色创新一般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过程改进”，即更合理地生产同一种产品。例如，原材料的变更和钢的连续浇铸，或者说采用更清洁的生产技术。这种技术可以在微观层面提高倍数2的资源生产率。第二阶段是“产品改进”，即用更少的投入生产同样的或同价值的产品。例如，用轻便型小汽车取代传统型小汽车。这种技术创新包括提高部件性能、提高再生循环率、改善拆卸性和提高部件的再利用性能等。其可以在微观层面提高倍数5的资源生产率。第三阶段是“产品替代”，这一阶段是产品概念的变革和功能开发，即向社会提供用途相同但种类不同的产品或服务。例如，从用纸交流变更为采用E-mail，用公交车代替私家车，更一般而言是采用替代型的产品。这种技术可以提高倍数10的资源生产率。第四阶段是“系统革新”，这一阶段是革新社会系统，追求结构和组织的变革。例如，租用而不是购买冲浪板，更合理地调度交通，更一般而言是实现产品经济到功能经济的转换。这类创新可以达到倍数20的资源生产率。
与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创新相对照，系统化的绿色创新具有两大特征：第一，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提高资源生产率，而不仅仅是提高传统劳动生产率与资本生产率；第二，创新不限于微观意义上的产品与生产过程，更重要的是社会行为和制度结构的绿色创新。根据该特征，可以将系统创新划分为技术和非技术两个层面。
上述介绍的交通与小汽车案例中，前两种方式属于一般性的技术改进，后两种方式属于系统性的结构改进。
2、反弹效应与空间创新
需要注意的是，以为只要技术改进就能够达到减排目标，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这要引入一个重要的概念，反弹效应。目前还没有人研究中国的反弹效应，但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很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小汽车效率提高之后，价格便宜了，购买量多了，更多人买得起小排量汽车；因此，虽然大家用的都是低排放的小汽车，结果车辆规模有了反弹，碳排总量反而上去了。谁来控制总体规模？这就是要提出的问题。
在对上海能源消费的分析，蓝色是上海关于工业总产值能耗，1990年到现在是大幅度降低，再看红色，能源总消耗是往上走的，如何解释？技术是在改进，毫无疑问的，而且改进之后发挥到了很大程度，中国关于GDP能耗改进效率在世界上领先，但是中国能源效率和二氧化排放是持续增长，如何解释？
在发达国家，物质上的基本需求已经满足，如果加大技术改进，反弹效应影响较小。而在中国，基本需要还没有满足，效率改进时常赶不上总量扩张，反弹效应更大。“用”方面，节省材料以及减少污染的每一小步努力，都被尾随而来的数量扩展所淹没；“行”方面，汽车效率的改进被汽车的消费扩展所抵消；“住”方面，住房效率的改进被住房的消费扩张所抵消；“家电”方面，家电效率的改进被家电数量的扩张所抵消。城市低碳发展的根本问题就是控制城市二氧化碳总排放。技术进步没有带来能耗的降低，反而能耗更多，尤其要防止技术崇拜主义。技术进步，其实是微观的效率改进，跟宏观的总量经济背道而驰，我把它叫做低碳发展的X悖论。
如果你理解这一点，我想各位专家可以理解什么叫新常态，什么叫“L”型，什么叫从高速变成中高速。前面效率改进没有办法冲掉后面体量，所以现在可以考虑体量扩张，所以新常态是说资源、环境倒逼我们考虑增长规模和经济增长幅度要去产能、去库存。
最后我借用卡尔索普《气候变化之际的城市主义》中的理念，做四个情景。一种是传统发展，即城市蔓延但是也没有技术改进，无绿色技术政策也没有空间规模控制；第二种是绿色蔓延，即没有空间控制只是做简单的绿色改进；第三种是简单紧凑，有空间规模控制但没有绿色技术改进；第四种是绿色紧凑，即有空间规模控制且有绿色技术改进的。规划领域恰恰是空间、土地的结构问题，对于城市蔓延进一步做城市空间控制，既有绿色技术又有规模改进。要着重空间结构中的宏观调控，然后再在微观当中搞什么样的小汽车，怎样搞绿色建筑等基本的东西。所以空间的创新具有最大的绿色创新的领域，但是现在感觉我们在这一方面没有占领制高点，亟需加强努力。
本文根据速记稿整理而成，未经主讲人确认。
整理人：赵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