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沙坡尾历史街区空间再生产中的博弈剖析
1.引言
伴随存量规划时代的推进，众多历史街区被设定为新的城市增长极；其作为一般生活场所的使用价值日渐式微，而其交换价值却日益彰显。屡见不鲜的是，资本群体将谋求通过改造更新而实现空间重构，进而带来最大的投资回报[1]。在诉求权衡及利益博弈的时代背景下，历史街区再开发模式已从单一政府控制转向多元主体参与及利益平衡，参与博弈的主体不断增加。厦门市沙坡尾片区是厦门市的脉源，自沙坡尾片区更新改造以来，代表资本、权力及人文的不同主体先后参与其中，沙坡尾片区的改造更新逐渐成为多方共同影响下的产物。
列斐伏尔（Lefebvre）提出，“空间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空间就是社会”[2]。空间的生产类似于商品的生产，不断引导、影响、限制着人类在现实世界中的生存方式；同时空间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其生产力自身的成长和认知在物质生产中不断介入，从而转化为多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具有生产与被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3]。空间生产理论为城市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视角，已逐渐为各界所关注。
相关学者已从多方面对空间重构与再生产现象进行探讨【4-7】。总体而言，从研究对象上，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城中村与历史街区这两类具有特殊性的社会空间，对其更新改造中的空间再生产进行分析。从研究内容上，或集中于资本与权力的博弈，或侧重于政府、开发商和居民间的博弈，对空间再生产过程中原住民利益之外的人文因素涉及较少。基于此，本文从空间生产理论切入，以典型历史街区厦门市沙坡尾为例，对历史街区空间再生产前后的产业变迁、人群结构演变及社会生产关系等社会空间变化进行梳理。对沙坡尾历史街区空间再生产及背后的资本、权力与人文多方博弈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引导策略，以期为历史街区再开发提供借鉴。
沙坡尾历史街区位于厦门岛西南端，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厦门岛内现存的唯一避风渔港。本次研究范围约44.7公顷，其中重点研究范围约6.9公顷（图3-1）。结合社会与物质空间的变迁情况，将沙坡尾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图3-1 研究范围
3.1 渔民迁入，开埠通商
明末清初时期，郑成功曾以厦门岛为据点，在厦港玉沙坡地区屯兵操练，期间还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带动了厦门港海上航运、商贸的发展，因此九龙江流域地区的渔民及以造船为生的渔工逐渐向此地迁移聚集，玉沙坡沿岸港口开始形成，并成为对台贸易往来的重要渡口[8]。人群的迁入与对外贸易的兴盛使这一带沿海区域兼具渔港、商港、军港的属性，并盛极一时。
1843年厦门开埠通商后，原渔商混用的港口开始功能分化，玉沙坡一带成为大小渔船的集中停泊地，进入围绕渔业集捕捞生产、鱼行商贸、生活服务为一体的街市港区近百年的鼎盛时代。此时“渔行”成为沙坡尾的重要业态，其通常由富商独资或合资经营，并与地方势力结合，通过同时垄断渔业的生产及销售权，达到控制渔民的目的，既使渔民收入被剥削，也使渔业产生依附性，从而控制渔区经济的命脉。
图3-2 清同治年间的玉沙坡海港图
3.2生产起落，因战而衰
1930年初，渔港因沙坡头堤岸修筑，外移至沙坡尾新建避风坞，奠定了沙坡尾避风坞的近现代雏形：以大学路、民族路为界，临水一侧主要为生产区，分布有船坞、船厂、商店和打铁铺等场所。靠山一侧则主要是鱼市场、商业街市和居民区（图3-3）[9]。据记载，1937年沙坡尾渔港登记有大小渔船597艘，渔业人口总计5189人，其中下海渔民2490人。当时该地区手工业包括造船、打绲、制钓、打铁、桨橹、船帆、染汁等30多个行业，形成一个为渔业生产服务的供应网，一度成为整个厦门地区最繁盛之处。
图3-3 1930年代厦门市沙坡尾片区功能分区
1938年5月起，日军占领厦门长达7年。在此期间，港口被封锁，厦港船只、居民区被大量烧毁，渔业在武力统制及经济剥削下受到双重打击，广大渔民生计受到威胁[8]。据记载，至1941年渔民数量仅剩战前的一半。这一阶段，沙坡尾的海洋渔业生产经历了明显的起落变化。
3.3 渔业体制变革，渔港发展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沙坡尾地区渔业百废待兴。自建国初开始，多阶段的体制及技术改革，不仅使渔民摆脱了封建剥削，同时也促进了国营渔业机构的迅速扩展。从1953年起，政府先后通过清淤修缮、砌堤竖界、修建道路与灯塔等措施，改善避风坞的物质条件，沙坡尾的物质空间基本发展成型（图3-4），这一时期，沙坡尾地区渔业年产量大幅攀升，也带动了以渔业为核心的制造、加工等工业化产业集群的发展，该片区也由传统渔村发展成为厦门市三大工业区之一。以沙坡尾为代表的厦港地区渔业人口一度占据80%，下海渔民达到5000人[8]。伴随渔业兴起，众多与航海、渔业有关的民间信仰宫庙也随之出现。
图 3-4 1967年厦门沙坡尾片区地图
图片来源：《沙坡尾——一个厦门渔村的社会与文化》
3.4 渔业没落，渔民消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厦门公共财政集中于新区开发，旧城改造资金相对短缺，物质结构呈现老化趋势。在生产方面，沙坡尾虽历经清淤整修，但渔业生产环境仍不佳；加之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导致捕捞量急剧下降，渔业开始走向衰败；与之相关渔业工业开始出现外迁现象，昔日繁盛的渔港走向没落。2003年厦门市海湾型城市建设规划及环岛路的建设使厦港避风坞的功能进一步受限，渔民逐渐消退。面对物质空间环境品质日益下降的现状（图3-5），局部的空间更新改造逐渐发生。
图3-5 沙坡尾避风坞老化的物质空间
图片来源：http://travel.sina.com.cn/china/2015-03-12/0911301010_3.shtml
3.5 渔港退渔，整体改造
2015年思明区政府、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发布了《关于厦港沙坡尾避风坞封闭管理》的公告，宣布沙坡尾片区将进行整体改造更新，通过给予本地渔船渔民适当补贴的方式，引导渔民退渔上岸转产。沙坡尾传统生产性渔港功能彻底消逝，其物质空间与生产关系发生重大转变，建立在业缘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发生改变，新社会空间逐渐形成。
4.1 空间建构者的置换
空间建构者是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化能反映出社会的变化。据厦港街道的统计数据，2000年沙坡尾18%的居民为渔民,其他职业主要为造船工人、船工、商人。居民主要来源包括从古至今生活在此的原住民及渔民、周边地区汇入的渔民与船工、清代中叶汇入的商人。渔民区主要包括大埔头、小埔头、圆山宫、福海宫[8]。此后十年间，伴随物质空间老化，户籍人口与渔业工作者有所减少，但打渔作业者仍是重要的空间使用主体。
2010年以来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沙坡尾，沙坡尾人口呈现外来人口聚集，本地人口老化趋势。2011年社区总户数2070户，常住人口4998人，流动人口2150人。其中在中山路附近上班的打工者是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距离此处不远的另一渔村曾厝垵由于受到众多文艺青年的追捧而迅速走红，许多原先在曾厝垵工作的文艺青年在房租推力下，迁往沙坡尾，加入到沙坡尾的社会空间建构中。
伴随空间再生产的推进，近年来沙坡尾片区内的房租迅速上涨，拥有较高付租能力的外来人口逐渐取代原先的原先租住在沙坡尾的打工者及部分文艺青年，在沙坡尾工作、学习的非原住民及游客渐渐成为空间主要建构者，空间构建者呈现“绅士化”发展趋势。
4.2 生产关系的变迁
对重点研究区域内业态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图4-1），可见，沙坡尾传统业态占据一定比例，片区仍具有一定生活气息。但渔业及相关业态已彻底消逝，能体现沙坡尾传统地方特色的商铺日益减少。2015年退渔后，以小吃店为主的新业态取代渔业及便民类传统商铺的趋势日益明显，产业特征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代表外来文化和创意文化的咖啡厅、外国料理店、创意料理店、蛋糕甜品店快速兴起，并在餐饮行业内占据较大比例，成为沙坡尾片区生产关系的新标签。
图4-1 2015年11月业态统计情况
4.3 社会关系的演变
沙坡尾由传统渔港向文化创意港转变的过程中，居民的社会空间关系也发生变化。当地居民的传统生产资料渔船不再出海作业，居民与原本的生产资料及生活方式相分离，改变了传统的渔业生产关系，渔民这一职业群体逐渐走向终结。伴随片区再开发的推进，同其他历史街区相似，住房在沙坡尾地区也成为新的生产资料，市场经济作用下居民纷纷将个人生产资料——住房投入到空间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将住房外租用于商业使用，创造经济价值，原住民的身份转变为房东，以实现其利益的兑现。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原先在沙坡尾片区内租住或工作的空间建构者也呈现核心—边缘结构。由于缺乏可成为新生产资料的住房，外来打工者、文化青年及疍民在空间再生产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沦为空间再生产过程中的边缘人群。
4.4新社会空间的诞生
新物质空间的生成，也生产出新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从沙坡尾的案例可看到，新的空间的诞生不仅仅是文化创意港对渔港、外来人口对原住民的置换和取代过程，也包含了随之而来的日常生活空间的形成[10]。大型商业综合体世茂中心、聚集创意店铺的艺术西区，以及众多的咖啡、酒吧及甜品店等（图4-2），这些新社会场所的出现，预示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其生产和塑造的不仅仅是空间，更是一种社会结构与界限。旧的生产关系在新的空间中不复存在；依赖于地缘和本土历史网络所构成的传统空间界限也一同消失，在空间业态类型不同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是主导资本、阶层和社会关系的不同[5]。在物质空间与社会关系的改造中，沙坡尾逐渐加入日常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与传统社会空间的逐渐分离。
图4-2 沙坡尾的新兴店铺（图片来源于网络）
5.1 消费资本的驱动
资本的本性决定其空间生产过程始终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其首要目标，获取剩余价值作为终极目标[6]。沙坡尾片区内私房较多， 18%以上的住房具有两户以上的产权人，复杂的产权一定程度上使其免遭“大拆大建”式的商业地产开发。而消费文化为主导的私人资本，在市场驱动力的作用下，以“小规模渐进式”进入沙坡尾，使越来越多的居民逐渐放弃住房的居住使用价值，从而推动沙坡尾社会空间的重构。
当空间就像物质资料一样成为资本存在的具体形式，就极易出现利益驱动的空间生产现象[6]。近年来小吃餐饮类在沙坡尾的业态占比中迅速增加，一方面，餐饮类业态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带来大量资金流，与资本利润实现最大化的目标相匹配，盈利空间较小的传统业态因此被迫逐渐退出片区；另一方面，以资本附加值为中心的生产方式使商铺租金日益高昂，又间接推高了商品的价格。从本质上看，这种以新型消费空间为主的社会空间只是满足了部分具有“文艺情怀”人群的需求，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原住民及渔民等边缘人群的诉求，是对“绅士化”的变相推进；而空间生产通过对特定消费群体的划分和吸引，也挤压了低收入市民对空间的部分享有权，代表空间公平与正义的天平开始倾斜。
5.2 政府干预的推进
在多数已有的历史街区改造中，政府在博弈中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政府通过行政权力管理城市的空间资源, 加强了对空间生产的干预 [11]。在城市历史街区的更新过程中，政府较重视历史街区的发展价值，而资本则看重其经济价值，两者的诉求在空间生产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契合点[1]。
2012年厦门市政府审批并通过《沙坡尾海洋文化创意港行动规划》，确定了沙坡尾文化创意休闲功能功能定位。2015年思明区政府、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发布了《关于厦港沙坡尾避风坞封闭管理》的公告，提出沙坡尾今后将不再作为渔船停泊点。通过规划与公告的颁布,政府的政策推动已确立了其在沙坡尾空间再生产过程中的引导者地位。沙坡尾片区的更新改造，未来不仅将提升厦门老城区的城市风貌，同时也将增加片区的旅游到访量与经济消费量，兼顾了空间治理与经济收益的诉求。
5.3 人文情怀的反思
在国内历史街区的空间再生产中，人文要素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恰恰与此相反，在沙坡尾的空间再生产过程中，包括了当地原住民诉求与泛化的城市精神等的人文情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厦门推动的“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参与式社区规划的政策背景，以及基于互联网的现代媒体的发展密不可分。
2015年的沙坡尾退渔激发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沙坡尾的百度搜索指数及以此为题的新闻在此之后逐步攀升（图5-1，5-2）。除了原住民表达"自下而上"建构社会空间要求之外，市民的文化认同也逐渐觉醒，促进了公众、政府等各界对沙坡尾改造的重新思索与讨论。在2016年组织的沙坡尾共同缔造工作坊中，以讨论“渔船该如何回归”及凝练沙坡尾未来发展愿景为目的的调研访谈、公众意见征集及制度设计逐步展开，为各方群体的发声提供平台，促进其直接参与到片区的空间再生产中,以此表达诉求，进而谋取自身的空间权利。渔民、本地原住民、专家学者、热心人士及商家代表组成的的社会各方群体，均在公众意见征询会上表达了观点和诉求，并混编分组针对大家共同关注议题的进行讨论（图5-3），其中包括对沙坡尾片区未来的发展愿景，如何保护渔港文化及记忆，渔船以何种形式回归、如何进行社区营造等。可见，代表人文思考的社会群体对常见的以权力和资本主导的历史街区空间再生产进行了反思, 自沙坡尾退渔以来，人文思考参与空间再生产博弈的特征更加明显。
图5-1 沙坡尾百度指数变化情况
图5-2 新闻数量变化情况
图5-3 沙坡尾工作坊的公众意见征询会现场
5.4 三方博弈的契合
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空间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不同权力、利益、集团在此相互竞技和争斗[6]，在自身空间利益的驱动下,不同的群体之间形成了合作或竞争的关系。在沙坡尾更新博弈机制中，分别代表资本、权力和人文的影响因素相互制约，由传统的权力或资本的“一家独大”转向进行多方融合及协调，进而逐渐走向平衡。沙坡尾片区的空间生产由资本主导下的空间使用者置换与生产关系转变，发展至政府干预下的新社会空间形成，人文因素在其中始终对空间再生产发挥着一定的修正作用。三种博弈主体在争取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形式在空间生产中互相博弈、达到均衡。
空间生产是资本扩张的内在逻辑，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是导致边缘化问题。然而空间的社会性决定了在进行空间生产时要时刻注意空间公平与正义[12]。"空间正义"要求城市更新应协调不同群体的空间利益。沙坡尾片区承载着老厦门的记忆，其蕴含的文化特色容易因空间再生产的资本逐利性而被忽视。要实现沙坡尾的可持续发展，应在空间再生产中考虑不同利益者的需求，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应积极发挥管理者的作用，针对不同空间主体实施差异化政策，为以渔民及文艺青年为代表的被边缘化群体提供相应策略，满足其空间权益,降低其被边缘化的压迫感。同时建议，通过增设片区内的共享公共空间等手段,加强居民交流,密切邻里关系,重建居民的社会网络。其次，对资本进行合理的控制及引导，通过设置同类业态的上限占比，对以消费主导的资本进行准入限制，防止同质资本对空间的霸占；结合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渔业等相关的传统业态回归，弱化资本的空间蔓延，保育片区文化。此外，深化公众参与机制，借助工作坊等形式创造良好氛围，形成对权力与资本的监督及有效制约, ,促进代表人文情怀的原住民及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空间再生产过程,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体现公众的思想,形成一个权力、资本、人文力量共同作用的城市空间治理结构。在沙坡尾的空间再生产过程中，要达成合作共赢局面，各博弈主体间需构建起良性互动关系，各利益方应对空间再生产达成共识，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体而言，在厦门市政府开放的管理环境、市场的积极响应以及市民意识日益提升的背景下，沙坡尾片区较国内其他历史街区，空间再生产社会条件较好，各方博弈力量较均衡，在未来应继续引导由多方群体共同参与，同时需要政府部门着眼全局，协调资源，结合各种社会力量，实现从空间调配到时间调配的投入运筹，让更多主体分享到片区更新的红利。
参考文献：
[1] 袁奇峰, 蔡天抒. 基于空间生产视角的历史街区改造困境——以汕头小公园历史街区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6(7):68-77.
[2]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112-120.
[3] 张京祥, 邓化媛等. 解读城市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的塑造——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视角[J]. 国际城市规划, 2009, 24(1):43-47.
[4] 马学广. 城中村空间的社会生产与治理机制研究——以广州市海珠区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0, 17(2):126-133.
[5] 张京祥, 胡毅, 孙东琪.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中村物质空间与社会变迁——南京市江东村的实证研究[J]. 人文地理, 2014(2):1-6.
[6] 胡志强, 段德忠, 曾菊新.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商业文化街区建设研究——以武汉市楚河汉街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3, 20(12):116-121.
[7] 洪世键, 张衔春,等. 租差、绅士化与再开发:资本与权利驱动下的城市空间再生产[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3):101-110.
[8] 张敏. 厦港沙坡尾船坞周遭海洋性聚落形态变迁[D]. 2013.
[9] 王楠.沙坡尾——一个厦门渔村的社会与文化[D]. 2016.
[10] Neil Smith. 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M]. London: Routledge, 1996:79.
[11] 何淼. 城市更新中的空间生产:南京市南捕厅历史街区的社会空间变迁[D]. 南京大学, 2012.
[12] 陆小成. 新型城镇化的空间生产与治理机制——基于空间正义的视角[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9):94-100.
[13] 沙坡尾共同缔造工作坊：沙坡尾的第101种可能[R]. 中山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 华侨大学, 厦门大学, 2017.
文章来源：2017“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
作者：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城市规划系 / 张若曦，兰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