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故事背后的秘密
当夜幕降临，给自己来一段老掉牙的鬼故事再刺激不过了。蒙塔古·詹姆斯（MR James）在这方面可是高手。他曾写过几部让人脊背发凉的灵异小说，比如《运用如尼魔文》（Casting the Runes）和《伙计，一吹口哨我就来你身边》（Whistle and I’ll Come to You）。
最近，女作家们也出版了一系列灵异小说，挑战该领域作品男性独大的局面。（图片来源：宙斯之首出版公司）
不过，詹姆斯的几部经典之作也强化了另一个重要主题——男性主义。詹姆斯是一名大学老师，曾担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Cambridge）的教务长。在剑桥任职期间，他强烈反对招收女学生。后来他辞职去了母校伊顿公学院。在那里，所有学生都是男性。由此可见，在他的小说中，女性角色罕见也不足为奇。
一提起有关超自然的故事，我们会想到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约瑟夫·谢里丹·勒法诺（Joseph Sheridan LeFanu）、奥利弗·奥尼恩斯（Oliver Onions）等等这些大家，他们都是男性。最近，女作家们也出版了一系列灵异小说，挑战该领域作品由男性独大的局面。其中有吉莉安·弗林（Gillian Flynn）的中篇小说《成年人》（The Grownups），讲述了一个假冒幽灵的故事，关于一个淘气孩子和一个栖息着恶灵的房子。读这本书你会觉得脊背发凉。洛娜·吉布（Lorna Gibb）的处女作《一个关于鬼怪的故事》（A Ghost’ s Story）讲述了维多利亚时代招灵女巫凯蒂·金（Katie King）的生活。还有卡翠娜·王尔德（Catriona Ward）的《生血》（Rawblood），是关于一个被诅咒家庭的哥特式小说。
在《标本剥制师的女儿》中，凯特·莫斯则把鬼故事跟历史之谜结合了起来。（图片来源：猎户座出版社）
在《标本剥制师的女儿》（The Taxidermist’s Daughter）中，凯特·莫斯（Kate Mosse）则把鬼故事跟历史之谜结合了起来。路易斯·韦尔奇（LouiseWelch）和奥德莉·尼费尼阁（Audrey Niffenegger）都出版有自己的鬼怪小说，但他们现在一起编辑了故事选集：《精彩的鬼怪：100个灯下阅读的可怕鬼故事合集》（100 Stories to Read with the Lights On）和《幽灵在此：鬼故事合集》（Ghostly: A Collection of Ghost Stories）。选集中的作品大多出自于女性作者之手。以《黑衣女人》（The Woman in Black）闻名的苏珊·希尔（Susan Hill）也出版了鬼故事合集，证明了她在灵异小说领域的重要地位。
有趣的是，女性灵异小说作家崛起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19世纪，灵异小说的受欢迎度正处于巅峰时期。而据统计，当时在英美国家的杂志上，女性创作的灵异故事占70%。时光流逝，有些作家的名字在如今已经鲜为人知，比如艾米丽娅·爱德华兹（Amelia Edwards）、玛丽·伊丽莎白·布拉登（Mary Elizabeth Braddon）、夏洛特·里德尔（Charlotte Riddell）和玛丽·路易莎·莫尔斯华斯（Mary Louisa Molesworth）。有些名留青史的作家则是因为其他作品，而不是鬼故事，像伊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和伊迪丝·内斯比特（E Nesbit）。
在詹姆斯等男性作者的作品中，常常有男性角色与超自然现象斗智斗勇。而在女性作者的作品中，暗夜中发生的那些故事，也是她们撞击社会对女性的死板观念时发出的声响。
20世纪70年代，评论家们开始研究性别对恐怖小说创作的影响，继而挖掘女性作家在描写超自然现象时的潜台词。其中最经典的是夏洛特·帕尔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1892年的作品《黄色壁纸》（Yellow Wallpaper），讲述的是一位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无名女士，在当医生的丈夫照顾下卧床养病，却逐渐精神错乱的故事。
在夏洛特·帕尔金斯·吉尔曼的《黄色壁纸中，一位患有产后抑郁症的无名女士，在当医生的丈夫照顾下卧床养病，却逐渐精神错乱。（图片来源：《新英格兰杂志》）
其实吉尔曼在二十多岁时得了神经衰弱症。她的医生威尔·米切尔（S Weir Mitchell）让她长时间卧床养病，只吃清淡食物，并且杜绝一切心理、身体和社交活动。任何创造性的活动，比如写作、画画甚至阅读都不能进行。吉尔曼说，这种疗法非但无效，反而要把她逼疯了。
在故事中，女主角也被迫屈居于一个破旧的疗养院。她看着病房里可怕的壁纸，上面画着被扼死的人头和眨也不眨的“球根状眼珠”。最后，一个隐藏着的女人的身影出现，似乎已经被禁锢了很久。这是主人公内心的自己吗？当她的丈夫发现她疯狂地撕去壁纸时，她说：“我终于自由了。我已经撕了大部分的壁纸，你别想再把我关回去！”
暗夜中发生的那些故事，也是作家在表达对传统女性僵化定义的不满。（图片来源：卡门·约斯特的相册）
当时这些小说因其恐怖特色而风靡一时。如今再看，它们其实也是对维多利亚时期父权主义的批判。当医生发现妻子疯狂地剥下墙纸时，他昏了过去。于是妻子跌跌撞撞地爬过他僵硬的身子，获得了自由。
人们一次次发现，女性创作时常常会强调角色内心的痛苦。在伊迪斯·沃尔顿（Edith Wharton）的《科尔佛》（Kerfol）中，一个女人被诬告杀了自己年老的丈夫。但是真相却更加残忍。审判之后，她就疯了。
女性在忍受恐惧和不安的同时，也在借助鬼故事发泄自己对社会桎梏的怨恨。幽灵是她们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其本身就是虚幻的，也无法让现实生活更有意义。韦尔奇说，在维多利亚和英王爱德华时期，大量的女作家在故事里集中展现了自己对争取女性选举权的狂热支持。这也就是后来幽灵的意象引起人们共鸣的原因。
当然，一些女性的地位在社会中愈发边缘化。在19世纪，女家庭教师和女仆是尤为脆弱和孤独的群体。1958年，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的《可怜女孩》（Poor Girl）就描绘了这样一位女性。一个名叫弗洛伦斯（Florence）的女孩被来自未来的一个鬼魂纠缠。那个轻佻的游魂让她把压抑已久的激情都发泄了出来。弗洛伦斯低调而寒酸，而那个鬼魂穿着“未及膝盖的束腰外衣，帽子像头盔一样遮着发绿的眼睛，长长的琉璃项链在平坦的胸前摇曳”。
女性创作时多次强调角色内心的悲伤。（图片来源：谢丽尔的相册）
借助幽灵表达不满的还有未婚女性。她们被迫对男性亲友的好意做出回应。人们也期待她们能把自我牺牲和努力工作奉为准则。也难怪，她们会在生活中受到更多的困扰。《不满的灵魂》（The Dissatisfied Soul）是安妮·特朗布尔·斯洛森（Annie Trumbull Slosson）1908年的作品，讲述老处女玛利亚·布利文（Maria Bliven）的故事。在玛利亚的嫂子看来，她是最有能力、最不知疲倦、最善变的人。她总会在别人不欢迎她之前离开。也难怪她在死后也不得安宁。她一直抹杀真实的自我，难道她活着的时候就不是个游魂了吗？
鬼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女性们压抑的是怎样的情感，它们最终要么反过来纠缠她们，要么就扑向那些始作俑者。与安妮的作品同年出版的，还有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的《整顿》（The Readjustment）。小说塑造的艾玛·约瑟琳（Emma Jossylin）一角劳苦了一生，最终也只有一座矮小破旧的房子、一个庸碌无为的丈夫和一个残疾的孩子。她尽力用一种“坚强、明亮”的方式粉饰一切。奥斯汀如是写道：“艾玛总是希望事情能有所好转。她强烈的欲望中隐含着对现实的不满。”艾玛死去三天之后，她的灵魂回归了。
这些女幽灵们常常具有很强的同情心。死亡让她们摆脱了社会桎梏；活着的女性只能把苦水往肚里咽，而她们可以充分发泄自己的愤怒。这些幽灵成为了彻彻底底的女权主义者。她们虽已死去，但却摆脱了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各种身份：顺从听话的妻子，溺爱孩子的母亲，恪守本职的女儿。
雪莉·杰克逊的《挥之不去的山屋》写于1959年，被史蒂芬·金评为史上最伟大的恐怖小说。（图片来源：Premnath Thirumalaisamy的相册）
几十年之后，家政女皇的崛起让女权主义受到了威胁。雪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不服气地谴责着传统观念：“我受够了老是写一些短小精致的传记，好像我是一个整洁的小主妇。我才不要像哈伯德大妈（Mother Hubbard）一样坐在柴炉前面天天搅东西！我住在一个潮湿破旧的地方，还有只鬼陪着我。它就在那个我们从未涉足的阁楼里（我觉得它应该是被困住了）。我搬进去的第一件事，就是用黑蜡笔在门槛和窗户上画驱邪的符咒。事实证明这样做有用。”（这些言辞选自一本新出版的文学杂集《让我告诉你》（Let Me Tell You）。但是她那本1959年写的《挥之不去的山屋》（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被史蒂芬·金（Stephen King）评为史上最伟大的恐怖小说。）
通过写鬼怪小说，作家们诉说着内心不能言说的想法。真正不息的是她们的精神世界。当沃尔顿承认鬼怪小说让她倍感不安，她就一把火烧了它们。不过这并非她的本意。她和其他女性作家的笔下的鬼故事，常常惊险万分，让人战栗不已。正如吉利安·比尔（Gillian Beer）所述，这种小说描绘的“不是死者的复兴，而是死者的革命”。也只有女性才能把这一切描写得如此淋漓尽致。现在故事背后的秘密揭开了。或许，你准备坐下来阅读吉利安·福林和苏姗·希尔笔下这些满是鬼怪的故事之前，会想再去检查一下后门是不是关好了。
原文选自：BBC
作者：Hephzibah Anderson
译者：叶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