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新书院·猫头鹰读书会 | 《大众传播与美帝国》读书分享

11月8日，清新书院·猫头鹰读书会第四场读书分享会在清华大学宏盟楼举行。猫头鹰读书会成员们就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赫伯特·席勒的《大众传播与美帝国》展开分享讨论。

本次读书会邀请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周庆安副教授作为列席点评嘉宾。

摘要速览

本场读书会由16级博士生陈安繁主持，由17级博士生田香凝担任领读人。田香凝同学从美国扩张主义的背景，商业、军事和文化领域的扩张，媒介帝国主义的形成三个方面为我们展示了书中所描述的二战后的美国利用大众传播进行全球扩张，并实施文化帝国主义的行为，并从席勒的观点存在潜在的美国中心主义倾向、媒介帝国主义概念的淡化、互联网时代的再思考等角度提出了其基于当代背景下的一些反思。

之后，多位在场学生针对帝国主义概念在今天的现实价值、现代性的价值基础和真实内涵、互联网的媒介帝国主义、版权保护与反版权、权利共享与权力共享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激烈的讨论。

周庆安老师悉心解答了同学们的困惑，并对本次读书会做了总结。周老师强调我们对于媒体市场化的批判，立足的原点不是对媒体市场化的批判，而是对于市场本身的批判。同时鼓励同学们既要跳出自身知识结构形成过程中间留下的痕迹，又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创造知识。

读书会现场

思辨精粹

陈安繁：我认为哈特与奈格里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在立意上比席勒的这本书要更为高远。媒介帝国主义概念的淡化是随着国际政治力量的发展逐渐走向均衡而产生的。美国可能远远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是“帝国”这个概念我们不能放弃。帝国主义包含着一种“中心-边缘”的关系，放到具体的现实中，就是以美、苏为中心，苏联倒下了，还有美国。但如今帝国这种形式却依然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媒介帝国主义概念淡化了，但美国这种信息生产、信息消费和传播的方式已经深深地嵌入到每个国家的血肉里面了。帝国这个概念也为我们理解和研究信息生产秩序提供了更为深入的启发。

王沛楠：这本书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但它对现实还是有映射意义的。至今，“帝国主义”的概念在全球传播和信息流动中依然是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范式。与书中所提到的六十年代的电视的流动不同，九十年代以来这种流动已经发生了变化。达雅屠苏的三层论——全球的、区域间和区域内的文化产品流动——为我们展现了比席勒著书时更加多元和丰富的流动范式。如果说在席勒的那个时代，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单向输出是一种主导范式的话，那它现在就可能是媒介流动多种范式中的一种。比如说，哥伦比亚的《丑女无敌》搬到后美国火了，你可以将这一过程理解为区域流动被美国带动为全球流动。但如果我们追踪这个“flow”,这里的多元性就不再是这本书所能够概括得了的。我们现在讨论美国霸权的时候，会看到美国也受到拉美、甚至中国的影响。达雅屠苏的三层论可能能更好的概括全球文化产品流动的现状。另外，我很同意文化产品的流动背后带来的是意识形态的流动这个观点。比如说美国的一档电视真人秀《谁能成为百万富翁》在中东地区也有个版本，获得了非常高的收视率，也在地区上引发了轰动，这个节目充斥着美国式的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中国九十年代的《幸运52》和《非常6+1》等节目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这种消费主义的影响。

张虹：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中提出，权力共享的过程是很难的。比如说处于互联网权力中心的国家可以开放代码、开发共享协议给发展中国家，这只是一个共享权利的过程，但真正地实现主导权的共享是非常难的。所以他提出了一种乌托邦，他认为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共享通信价值了，那我们的互联网社会才可能是一个真正开放多元的社会。这里的“共享通信价值”是一种网络社会的文化，这种文化共享要真正地实现，就像卢嘉老师说的那样，它是高于意识形态的。如果我们想实现把权力下放到每个节点和每个接口的目标，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另外，和席勒同时代的很多人都在思考军事大公司和政府是怎么合伙的，但席勒更多的是站在全球的角度，没有站在国内的角度来梳理阶级结构化的过程。而在米尔斯的《权力精英》里，他对阶级结构化的过程进行了梳理，但是他的一个缺点是没有梳理市场化的过程。米尔斯也指出，无论是在以公共文化占主导的欧洲的传媒系统中，还是在美国的商业化媒体系统中，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上层被一帮军、政、商统治着，我们的中层是一帮游离着的布尔乔亚，我们的下层是一帮涣散的，都不能称之为公众的大众，这就很危险。而我们好像还发挥着对媒体积极的期许，我们在对一个良善的社会的价值做着定义，无论我们在解释世界，还是在改变世界，我们其实一直还是在向善的。这可能是这本书的一个局限性，但它也给后来者留下了一个讨论的空间。

嘉宾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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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媒体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所有对市场的批判都来源于市场本身造成的伤害。关于媒体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没有人能准确地划出这个度，这永远是个状态平衡的过程。

我认为这个问题包含三个层面的因素：第一个层面，是我们要决定一个社会里的媒介所拥有的权力边界在什么地方。这是决定媒介市场化还是媒介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一个点。第二个层面，它对于市场的定位和对于社会效益的定位，本身都不是媒体原发的，而是与媒体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媒体发挥应该在哪方面发挥作用提出要求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群体在社会效益上的需求着力点不同，这就会带来对立。当一方发现自己追求的社会效益行不通的时候，就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消解甚至摧毁另一方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很明确的一个消解的方法就是商业化，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又扮演了工具的角色。所以，第一个是媒体自身的权利和责任问题，第二个是市场本身作为媒体解放或者说作为不同社会群体定义媒体的一种工具。第三个层面就是市场其实也是媒体自身获得独立性的一种权利和渠道。

你会发现在政党报刊时代和禁锢主义的早期阶段，媒体本身的独立性或者说专业独立性实际上远低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媒体情况，它受到来自利益集团和政党等多重控制。那媒体用什么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它用的最合适的方式就是去找到一个各方面都能产生制度或者说游戏规则共识的一个环境，通过这个环境去最大化构建自己的角色。这也是媒体自身释放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看到的市场化和所谓对市场化的批判，实际上本身是媒体自身保持独立性和它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共存的这个矛盾边界上的一种动态平衡。所有我们对于媒体市场化的批判，立足的原点不是对媒体市场化的批判，而是对于市场本身的批判，和媒体是没有关系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希望媒体投放到市场中去，我不是觉得市场特别好，我是觉得市场是我们摆脱目前现有的政治经济约束和困境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问那个度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问为什么会有那个度或者说它是在什么样的时空和主体性上去讨论出来的。

如何看待批判学派？

批判学派的学者们的成长经历和在座的各位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是从一个世外桃源式的环境进入到摧毁文明中心的两次世界大战，再到一个快速复制的工业化时代，这一代或者几代人的成长背景使得他们对快速复制产生了强烈恐惧。而你们是成长在一个文化工业的环境当中的，你们和你们所处的时代形成了一种平衡的共处关系。这个时候，如果要让当代的你们建立一套批判体系，就要你摧毁你过去获取知识的合法性，这就特别容易造成虚无主义。也就是“我能承认我过去接受的东西是错的，但是没有什么东西比我过去接受的东西对我的冲击更大，所以，我也不承认剩下的那些东西”。虚无主义很多时候都是我没有看到别人的好，但是我理解了我的坏。

今天我们讨论批判学派，经常会觉得批判学派有一种理论体系自洽的过程，或者说理论体系上的自我娱乐。问题就在于一个学者能不能跳出自身知识结构形成过程中间留下的痕迹，但又在这个过程中去创造知识。

总结

我觉得每个人读书的角度都不一样，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博士和硕士读书有一点区别。硕士读书的目的就在于知识点的完善和知识体系的建立。但博士是一个知识生产者，需要去创造自己的知识逻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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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吴乔飞／编辑：郭雨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