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被苏联扣留12年，斯大林为何同意放他回国？
1937年3月25日上午，一份加急密电端送到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案前。蒋介石与其长子蒋经国失联已经十二年，其间音信杳然，天各一方。
1937年3月25日上午，一份加急密电端送到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案前。蒋介石与其长子蒋经国失联已经十二年，其间音信杳然，天各一方。如今终因国际局势丕变，中苏联手抗日战略成型（斯大林出枪，蒋介石出人），两国关系日趋紧密，在斯大林的认可下，蒋经国终于得以与暌违十二载的父亲重新取得联系。受蒋介石托付，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会见了矮小精壮、皮肤黝黑的蒋经国。与蒋经国见面的第二天清早，蒋廷黻给蒋介石拍发了一份特急密电：
南京蒋委员长钧鉴：经国兄昨夜来见，与谈甚久，彼甚关心国事及钧座健康，决于即日偕其夫人及公子起程回国，夫人系俄籍女士，廿一岁，曾学工程，公子一岁，约于下月中抵沪，行期确定后再报。字廷黻。
迈入知天命之年的蒋介石刚逃过西安事变劫难，日本军阀又在华北和上海等地无理寻衅，节节进逼，面对内忧外患，蒋介石席不暇暖，日夜奔忙。俄国人帮他找到长子行踪，无疑是纷至沓来的坏消息中唯一的喜讯，尤其从蒋廷黻电报中得知蒋经国不但已经结婚，还育有一子，想到自己已“升格”为祖父，内心既欣喜又意外，诚非笔墨所能形容。
▲蒋廷黻，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蒋廷黻、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少将副武官干卓（1898—1937，浙江青田人，黄埔二期，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等人函电交驰，不断以特急电报向蒋介石汇报其协商、安排蒋经国归国的最新进展，蒋介石热切地期盼着父子团聚之日。
当时，由于日本军阀在华北节节进逼，更在苏联远东太平洋滨加强军事活动。为了计诱中国抗日，减轻其远东压力，斯大林与蒋介石言归于好，慨然应允蒋经国可随时离境返国。
就在蒋经国会见蒋廷黻后五日，蒋廷黻、毛庆祥陆续向蒋介石捎来好消息。3月30日，蒋廷黻特急密电：“经国兄廿六日早，偕夫人公子离莫，赴海参崴（按：符拉迪沃斯托克）搭船回国，惟须在崴等候一星期，抵沪约在下月十七日左右，其表弟竺君来电将由驻崴领事馆译转。”
3月31日，毛庆祥加急密电：“俄国副武官干卓来电称：遵 示进行经国兄回国事已成功……彼下月五日抵崴埠，约二十日左右抵沪。”报告了蒋经国得以获准离开苏联的经过。
▲蒋经国，蒋介石之长子
蒋介石手下的文书侍从、外交官员都感受到其急切与蒋经国团聚的心绪，在这期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第一要务似乎就是平安护送蒋经国回国，回到蒋介石身边。接下去的几天，南京和莫斯科之间函电交驰，蒋经国、蒋方良、蒋孝文一家三口在驻苏联大使馆、驻海参崴领事馆及沿线所有驻苏人员一站一站接力护送下，一路从莫斯科、海参崴……返回中国。这些特急电报对蒋经国而言，象征着一个旧的人生阶段的结束，一个崭新的人生历程正揭开帷幕。
3月底，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大部分地区依旧一片银装素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蒋经国少年到青年的第二故乡，再见了！十二年来，所有的磨难、艰险、光荣与耻辱，一切的一切，行将结束。
在火车上，蒋经国和蒋方良啜饮着最后一杯苏联红星标记伏特加，蒋方良的眼里挂着热泪，她明白，丈夫是归乡，而她却是离乡！对芬纳（蒋方良的俄文名）而言，却是离乡有期，归乡无期啊！
焦虑等待的蒋介石在办公室里翻看着一大沓从苏联打来的电报。毛庆祥特急电：“顷接干卓来电……经兄于十七日可抵上海。”蒋廷黻4月6日的特急电：“经国兄于五日到崴候船，拟乘十二日开沪之北方号返国。”
▲蒋经国与蒋方良夫妇携子合影
驻海参崴代办权世恩4月12日的特急电：“钧座长公子经国先生，本日乘北方船离崴，瀛眷随行，约筱晚或巧晨可抵沪。”蒋廷黻4月14日的特急电：“经国兄于十二日乘北方号离崴，计于十七日抵沪。”蒋介石在“军委会机要室电报摘要”的公文纸上用红铅笔在每一封电报上打一个钩，用这个记号告诉机要人员说他已经审阅过这些电报。
蒋介石把儿子自异邦返国当成一桩普通公事吗？不然为何和批阅寻常公事一样打钩了事，蒋介石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蒋经国去国十二载，难道血肉之躯的蒋介石从不念及亲情？于国于私，蒋介石究竟何所取舍？
蒋介石《蒋公事略稿本》1931年12月16日之记载称：“下午，公思孙夫人为谋救回经国事曰：孙夫人欲释放苏俄东方部长，谓可交还我儿经国，余宁使经儿不还，或任被苏俄残杀，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而换我亲子也。夫绝种亡国乃气数使然，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
文中的“孙夫人”就是向来很少与其互动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从他的话看来，私情与国家利益相较似乎微不足道，蒋介石宁取国家利益而舍弃后嗣香火，说得一派轻松，但骨子里却充满了煎熬和冲突，等待从别的途径营救蒋经国。
▲宋庆龄，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人生总是充满了戏剧性的变化，让人无法捉摸。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微妙地牵动着蒋氏父子的命运，也牵动着中国的命运。在最黑暗的时代里，上帝赐给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一道幽微的光线，这道光让他们有了重逢的契机。
原来，1931年9月，日本强占中国东北，并扶植傀儡爱新觉罗·溥仪当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他的前任光绪皇帝一样，都只是傀儡皇帝，光绪的后头是慈禧太后，他的后头则是磨刀霍霍的日本关东军。日本不但垂涎华北，也处心积虑要进占苏联靠太平洋地区的广袤蛮荒之地，那里是距离莫斯科最遥远的极东之地，斯大林担心日本从后门闯进西伯利亚。
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曾经让沙俄的陆军和海军吃足苦头，伤亡达十二万人，而日军伤亡人数仅八万人，斯大林唯恐跟日本打一场类似旅顺“二○三高地争夺战”的苦战，或仁川海战、对马海峡海战，没有把握可以洗雪这一奇耻大辱，因此想出一个拖延战争的万全之策—以中国为挡箭牌，立刻设法改善和中国的外交关系。
也因此，才有宋庆龄以苏联东方部部长牛兰（Hiaire Naulen）交换蒋经国的两全之计，蒋介石不仅赢回了儿子，还可调和已经断绝的邦交，两国复交之后可以共同对付日本侵略，但蒋介石却断然拒绝宋庆龄。
▲斯大林，苏联大元帅，是苏联执政时间最长（1924－1953年）的最高领导人
毕竟，蒋介石思考的出发点和宋庆龄完全不同，蒋介石认为蒋经国扣在苏联手里不过是一桩小事，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区形成的那股势力才是他首先要解决的心腹大患，而这个心腹大患的后台老板就是苏联。这使得蒋经国必须在苏联多留四年，“斯大林出枪，蒋介石出人”的中苏联合抗日的方略也整整延迟了三年。
看出了斯大林的心思，蒋介石认为，于国于私，这都是一个值得运用的大势。由于面对共同的敌人，中苏关系日渐缓和，形成一种相互利用的态势。1933年，苏联和中国同时宣布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斯大林派遣鲍格莫洛夫（Dmitri Bogomolov）担任复交后首任苏联驻华大使，他被赋予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即和中国打好交道，让中国守住苏联的东边大门。
蒋介石毕竟是个聪明人，不论是国事、家事，自不方便亲自出马。国事，由职业外交官出面谈；家事，则须找个值得信赖，且又在社会上卓有威望的人士出马和苏联人折冲。
他认为《大公报》社长吴鼎昌、总编辑张季鸾是出面与苏联人打探蒋经国下落最恰当的人选。在蒋介石嘱托之下，张季鸾、吴鼎昌先后以新闻记者的身份约晤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鲍格莫洛夫。
▲吴鼎昌，曾任民国后《大公报》总办，中交两行首脑，著名实业家
1934年9月14日，吴鼎昌拜访了鲍格莫洛夫之后，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特急密电，告知蒋经国的下落及其居所的正确地名及服务单位，并于晋见蒋介石时又当面做了汇报。这是父子阔别近十年后，蒋介石头一回得知蒋经国近况。
吴鼎昌说，在他和鲍格莫洛夫晤谈行将结束时，鲍格莫洛夫才透露关于蒋经国的行踪。鲍格莫洛夫说他已经调查清楚蒋经国定居何处，如果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他可以协助蒋经国归国。
吴鼎昌听到苏联大使提起蒋经国的名字，马上竖起耳朵。鲍格莫洛夫说，前几天，苏联政府回电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印象中，这份电文说蒋经国在乌拉山区某大工厂担任社会生活部部长，身体情况极好。
鲍格莫洛夫问吴鼎昌说：“需不需要我打电报给莫斯科方面，详细询问蒋经国的住址？如果需要，我可以再发电报给莫斯科。”并说，“蒋经国在苏联完全自由，并未被监禁，如果委员长需要他回中国，这也不是不可以的事。”
吴鼎昌明明受蒋介石嘱托，要与鲍格莫洛夫洽询包括中苏两国合作及查询蒋经国行方何处等事宜，但为免遭人物议或滋生不必要之误解，他很委婉地答复鲍格莫洛夫，并极力撇清他是受人之托，说：“我要强调，之前，我在天津和您见面询问蒋经国的下落，纯粹是我个人偶然间的询问，并未受任何人的委托。我们感谢贵国政府协助调查，并且承蒙你们据实相告，因为纯粹是我个人偶然间的询问，所以没有请贵国再深入查询其他的相关问题。”
在这之前，张季鸾也问过鲍格莫洛夫同样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张季鸾和吴鼎昌都是蒋介石的民间挚友，往来密切，张季鸾和吴鼎昌向苏联大使询问蒋经国的下落，其目的当然不是要炒新闻或满足记者的好奇心，实际上是受蒋介石的委托，为援救蒋经国回国投石问路。
毕竟，蒋介石是个好面子的人，如命令外交官询问鲍格莫洛夫，万一鲍格莫洛夫来个顾左右而言他，场面势必弄得很尴尬，唯有委托张季鸾和吴鼎昌去向鲍格莫洛夫打听，既不致引起苏联方面关注，也不会释放错误的信息，造成苏联的误解。
不过，张季鸾询问蒋经国下落时却把地名和服务单位的名称翻译错了。乌拉岭被张季鸾误以为是高加索，社会生活部被错译成文化部。
蒋介石固然从未针对蒋经国返国问题和苏联方面正式协商，蒋经国返国的时机未臻成熟，但是，东方已经露出一线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