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再战，就是中国收复藏南之时
来源：凤凰军事
图说印军在洞朗地区越境行动的真正动机
最近半月，中印边境地区亚东方向两军长时间对峙，印方称为“1962年以来最长的对峙”，而中国驻印度大使则说“形势严峻，深感担忧”。
最近十几年来，中印边境形势总体稳定，中印双方十年前开通了乃堆拉山口进行边境贸易, 亚东县和印度锡金邦边境地区居民可凭边民证过境往来开展贸易活动，开放印度佛教香客进入中方境内进行宗教活动，中印双方也一直都在自己境内进行以道路建设为主的基本建设，亚东的洞朗地区形势一直平稳祥和。为何印军突然发起挑衅，派出人员机械越境进入中国境内阻挠中方进行道路施工呢？
从军事角度看，印军到底为了什么？要干什么？
中印东部边境态势图
印军到底为何要坚决地阻挠中方进行道路建设呢？
请看下图，在这个地区原本没有争议的中方一侧境内，道路密度显然大于印方：
中印中段边境态势图
从道路情况看，这对于印军而言就是极大的不利了。假设印军进攻中国，即便突破了乃堆拉山口中方一侧的防御，但攻下去就是海拔高差平均约1600米的亚东河谷，对面的山上中国可以组织强大防御，攻下山的印军部队将被对面山上的中国部队居高临下射击，印军等于自寻死路。
亚东河谷中方居高临下
但如果中方一旦突破乃堆拉山口，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军队可以顺坡而下实施俯攻，可以从海拔4500米的山口一直攻到海拔100米的平原地区，轻而易举占领1975年被印军武力威胁吞并的锡金王国——“锡金邦”。
更关键的是：中国军队可以直接掐断印度平原连接其东北部的“喉管”——仅有24公里宽度的西里古里走廊，进而把印度占领的我藏南地区（印称阿鲁纳恰尔邦）、阿萨姆邦等整个印度东北部困为“孤岛”。
中方可俯视印东北部咽喉——西里古里走廊
而如果中国军队决心收复被印度占领的藏南地区，总体态势同样是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向下俯攻，如果中国军队再对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下游印度境内段的名称）上的公路、铁路实施轰炸，这样一来，印度东北部就成了切割成多块的典型孤岛，印军不仅无法一雪前耻，丢掉非法占领了50多年的中国藏南地区，甚至其东北地区也可能被中国占领。
过去，在乃堆拉山口方向，印度锡金一侧的道路基础设施优于中方；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特别是我西藏方向国防建设的“补课”力度加大，中方一侧交通基础设施已经在赶上和局部超越印方，自然引发印方的恐慌。
上述原因恐怕还只是表面，如果印度没有与中国打仗的想法，就不会对中方的道路建设加以阻挠。印军这次之所以采取“1962年以来最长的对峙”行动，结合印度拒绝参加“一带一路论坛”的表现，印度恐怕还有更加深远的考虑——或决心以中国为敌，破坏中国“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遏制中国的发展。
从印度军方一贯的态度和不少民众几十年来的情绪看，特别是印度军方以及部分国民一贯自不量力的自大看，再结合印度国防部长前几天围绕中印两军对峙关于“2017年的印度已经和1962年的印度不一样了”的回应，已经暴露了印度的野心，不排除印度存在想打一场战争的考虑。
印度为了西里古里走廊的安全，甚至不惜吞并锡金。
从国际政治和外交方面，这与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具有直接关联。莫迪无非是想告诉美国三层意思：
第一，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更是印度的第一战略对手，美国与印度是同一条战线上的盟友；第二，在对抗中国方面，印度不仅有充足的理由对抗中国，并且可以发挥最大作用；第三，在边境地区，印度的军事实力不比中国差，甚至要强于中国。
莫迪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三个：
一是试图通过实际行动证明印度很有利用价值，进而建立美印同盟，共同对抗中国；二是设法打乱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遏制中国发展步伐；三是获取美国支持，特别是高技术装备方面的支持，为“报仇雪恨”奠定武器装备基础。
谁控制了西里古里走廊，谁就能将印度本土与东北部地区拦腰斩断。
总而言之，由于印度与中国有着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的争议区域，特别是印度占领了中国9万多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因此印度是最害怕中国强大的国家，必定设法联盟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抗衡中国，遏制中国发展。
在国内政治方面，莫迪政府为了下一步的连任，需要迎合民意，特别是“一雪前耻”的心理需求。笔者十年前因工作与印度军人密切打交道一年半，对印军军官的心态有较深的了解。印度军队中不少中高级军官都是当年中印边境战争中战死战伤和被俘的军人后代，心里深处一直窝着一口闷气，报仇雪恨的心理需求比较强烈；另一方面，为了强化军队的政治地位和获得更多的经费预算，印军与美军一样喜欢夸大威胁、惹是生非、制造摩擦。
坏事也会变成好事，就看如何因势利导，如何运作。如果印度一意孤行，恶化事态，真的不幸发展到战争的地步，那么也是中国收回藏南地区的时候了。
假如再打一次，印军仍旧不堪一击
印军阅兵
先说亲身体会，然后说说基本论据。
亲身体会
2006年7月12日，突然爆发了黎以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非对称的现代化战争，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武器和最强大作战能力之一的以色列国防军对阵世界上最强大的游击队性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这场战争是因为真主党武装在边界伏击了以色列巡逻分队，打死4名以色列士兵，抓走2名伤兵而引发。以色列对黎巴嫩实施了全境轰炸，并地面进入占领了黎巴嫩南部地区。战争中，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死伤数十人，中国军事观察员杜照宇连同他的3位同事在以色列的轰炸中不幸遇难于军事观察哨中，我带领的维和工兵营同样遭到火箭弹袭击，3名官兵负伤。
战争之前，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至今已经“临时”了39年）共有6个出兵国，共有1900余人；法国是最大出兵国，所以司令和参谋长由法国人担任；印度是第二大出兵国，所以副司令和作战处长由印度人担任，正因如此，司令部里印军军官几乎占据一半人数。
由于印度军人的英语水平很高，任何一个校级军官的英语水平与母语差不多，因此印度挑选的维和部队军官都是国内的精英级、阅历型军官，训练、管理、作战指挥能力都是印军里的能人，是印军里综合素质较高的群体。很显然，这个作战处长可以说是印军精英中的精英。而作战处长，自然是战争期间的灵魂人物之一。
以这个处长为代表的印度军官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归纳起来就是“三低”：判断能力低，工作效率低，指挥能力低，搞得维和部队非常危险和被动。
判断能力低：例如，战后第五天了，那个作战处长起草的给联合国总部的报告，对战争形势和发展走向的判断，认为不会长时间持续，以色列主要动机是教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而我在战争次日报回国内的判断结论是：“冲突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冲突将持续较长时间、以军可能出兵局部占领黎巴嫩领土。”实践证明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他的判断是偏差很大。正确的判断结论成为我们后来正确处置应对战争的基础。
工作效率低：例如，战争刚刚打响，在司令部还没有下达红色预警的时候，我碰巧得知边界刚刚开火的消息，就立即多方核实，提前下达进入战备状态的有关通知了；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司令部下达进入红色警戒的时间滞后了半小时的原因：印军主导的司令部作战口工作层面层级特别多，电台员接到边界的电台通报后，记录报告，然后电台负责人签字，然后递交通信部门负责人，负责人签字后再递交作战值班室，值班参谋记录后再报给值班室负责人，负责人报给作战处值班参谋，值班参谋报给副处长，副处长再报给处长，处长报给参谋长，最后才到司令那里，然后又返回作战处，再到作战值班室通知部队……缘何具有如此多的层级指挥？这个后面将会谈到。
指挥能力低：例如，战争中我部奉命前出执行人道主义救援，搜寻遇难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尸体，途中遇到前方陆空激烈交战，以军飞机也正在轰炸，我部报告前进受阻，从交战情况看，无论司令部如何交涉，以军也不可能停下战事开通“窗口”，建议立即撤回。但这个处长命令原地等待，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眼看轰炸区域越来越近，我再次请求立即撤回，这个处长说他们正在与以军协调安全窗口，我说这种激烈交战的时候，以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停止作战行动留出安全窗口，他说再等等；我根据联合国“不宣誓效忠原则”（必要时可以拒绝执行命令），自己下令部队向营区回撤，途中他打来电话说以军的确不给窗口，命令回撤。这是一场惊险的行动，回撤途中以军炮火与航弹几乎是跟着我部后方打，围着周边炸。
基本论据
基于上述感受和体会，我从多方面研究了印军最大的致命弱点，所以提出“如果再战，印军同样不堪一击”的结论。
首先是殖民体制。印军的体制带有殖民时期的隆重色彩，是统治的体制，是贵族的享受体制，而不是打仗的体制。从国家政府到军队，总体上还是沿袭了英国殖民时期的古典体制，等级太密，程序太多，因此效率非常低下，并且非常死板，这是作战行动中的大忌。我们只要看看印军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典礼服，看看锡克族官兵那长达20米的包头布，就知道他们的观念和体制都僵化到何等程度。
其次是传统体制。尤其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严重缺乏平等，缺乏民主性和灵活性。种姓制度不仅限制了人才，也在军队中建立了军衔职务之外的繁杂等级，因此印军是全世界规矩最多的军队，这就非常的死板僵化，普遍缺乏灵活性，更没有自主性，遇到任何情况都要等待上级命令，遇到变化的情况不能独立思考，独立决策，及时调整，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习惯，往往错过战机。
再次是层级体制。印军建立在种姓制度和传统观念基础上的军队层级制度，是绝对的等级分明，分明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比如，副旅长到旅长办公室要事先经过副官报告，同意后才能去，进去后副旅长是不能坐下的，必须笔挺挺地立正站着汇报、听取指示。再比如，同样是中校在一起，晚一年的中校在早一年的中校面前就是下级，老中校不发话，新中校就必须规规矩矩。同是中校，高种姓的中校就要比低种姓中校高人一等；如此类推到士兵层面，可想而知印度军队就是一部严丝合缝的机械装置，而不是人组成的战斗群体，这种部队的工作和作战效率必定是超级低下的，是缺乏战斗力的。
第四是宗教信仰。印度军人普遍信教，不是信奉印度教就是信奉佛教，宗教信仰根深蒂固，恐慌害怕情绪很强。
第五是思维观念。印度人把事物看成可控和不可控两大类，认为可控的事物才努力去做，认为不可控的则任其自然，一般不会迎难而上解决问题。比如我们经常看到印度的火车顶上坐满人的视频，虽然累累发生伤亡事故，但政府认为这是没法的事情，是不可控的事情，没有谁会去想办法解决。这种理念在军队里同样盛行，因此印军在历次战争中一旦看到势头不对，战斗意志迅速崩溃，很难誓死战斗到底，这就是1962年印军一泻千里、兵败如山倒的根本原因。
2017年的印度，的确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经过几十年的备战，印度在中印边境一线及纵深的战备基础设施的确有了很大改观，武器装备也有了飞跃发展，部署在边境一线和东北部的作战和保障兵力甚至超过中国。但是，当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是1962年的解放军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更不是1962年的状况了。
上述情况，加上印军在作战地区“仰守”、“仰攻”的被动、西里古里走廊咽喉的脆弱、平均宽度超过千米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对其东北部和孟加拉形成的天然障碍对其兵力机动和保障行动的制约等等因素，如果中印之间再次开战，无论作战规模大小，印军仍然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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