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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女子的大腿露出来了

2018-01-20 赤桦 世界历史

“文革”结束的头十年,西来的思想、西来的服饰,成为行为举止、穿衣打扮的参照。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等等,进来了;“异化”概念进来了;喇叭裤进来了,牛仔裤进来了,西装复苏了;女子的大腿露出来了,小蛮腰露出来了,脸上涂脂抹粉了,头发也烫卷了……然而,意识形态的保守与开放的矛盾,还要在日常的穿衣打扮,在私人生活中游弋多年。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个人的穿衣打扮才真正摆脱与政治的干系,衣衫才以本真面目满足各色穿衣人私人的审美需求和心理需求。

 


摇摆舞,跳起来吧小伙伴!




1979年除夕夜,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人民大会堂这个决定国家大事的地方举办了一场联欢舞会。舞会上的细节,比如参加者的衣着打扮,文字记录不多。倒是电影演员盖丽丽跳华尔兹的摇曳舞姿,与男舞伴的脸贴得那么近,事后被人津津乐道,因为在众目睽睽下缠绵柔软的身体,激活了人们久违的闲适心境,还有隐隐的不可名状的欲望。


"文革"后舞禁解除。一时间,跳舞成为风尚。城市繁华街区,舞厅的牌子当街悬挂,随处可见。不愿花钱去舞厅,或没有场地,也无妨,处处皆可是舞池。胆大的青年在公园跳,在广场跳,在郊外跳,跳交际舞,跳迪斯科。



当时《新观察》杂志记者李晓斌注意到,在颐和园露天跳迪斯科的青年,居然是穿西装,戴蛤蟆镜,脚蹬北京懒汉鞋。他们摇摆的身体,引来众人围观,其表情复杂,欲言又止:


1979年的北京人对摇摆舞还是比较忌讳的,围观的人特多,说他们不是正经人,他们是资产阶级。观众虽然一方面很反感,另一方面却被他们所叱责的东西所吸引,一个个眼睛看得直直地挪不开步子。其实他们的批评未必真的都是在批评,而大多是以批评的方式,用当时政治的眼光来表达自己的好奇,甚至是表达对那种时尚的欣赏和对先行者的妒忌。[1]李晓斌:《变革在中国:1976-1986》,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1980年,在八大处公园跳迪斯科的青年是勇敢的,因为扭屁股的迪斯科依然构成了反叛的一个符号。王文澜摄/提供


然而,身体的摇摆解放而拘谨。舞者虽然跳着西来的舞蹈,穿着西来的服饰,举止和神态看起来还是旧时代特有的警惕。应该说,八十年代初期,甚至到中期,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对西方仍投以乜斜的目光,持有复杂的心态,有些敌意,有些爱慕,也有些好奇。



结果,民间男女小心翼翼地,在舞厅,在露天,跳舞跳了一年,风向陡然转变。


1980年6月,公安部、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禁止在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跳交际舞。


大会堂舞池内,北京的郊外,那些欢愉而谨慎飞转的高跟鞋、喇叭裤很快就遭到了批判。《通知》出来后,少有人胆敢在公开场合聚集跳舞了,但舞步却没有停下来,转入了私人的客厅。


粉碎"四人帮"后导演凌子峰在家举办舞会庆祝。凌飞摄/提供


1984年,舞厅又逐渐开了。据新华社报道,这一年,北京批准了四家舞厅,但只准许外国人、留学生以及华侨入场。随后,北京的邻居天津,搞起舞厅试点,领了风气之先。跳舞很快又成了时尚。


1985年,不少机关单位学校,每逢节假日,也开始搞起了舞会。舞会多在食堂举办,餐桌餐椅往四周挪开,就是舞池,有些食堂还会在地上撒盐,让那平日里油腻的地面能配得起华尔兹舞步。参加舞会者众,有民国过来的老者,有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年轻人,有本单位的职工,还有外单位的亲朋。


八十年代初,福州市展览馆(现为于山堂)在全市最早开办舞厅,日日吸引众多跳舞者。林振寿摄/提供


西方宫廷的交际舞与迪斯科交错进行,人们在震耳欲聋的港台歌曲伴奏下,躯体僵硬,舞步笨拙,常常踩了舞伴的脚。曲终,男女双方飞快转身,各自离开舞池,好像不认识,好像也为刚才在舞池中的勾肩搭背而觉得些许羞赧。年轻的男舞伴更是不懂得一支舞曲后,应该送女伴回到座位。参加舞会的人,衣衫也是随意的。


机关舞会一般是金秋国庆、隆冬春节举办。跳舞的人,把外套脱了,随手堆放在桌椅上,穿着毛衣毛裤老棉鞋,跳华尔兹,跳迪斯科,努力踩上节奏,音乐的,时代的,在旋转灯光的照射下,笑容尽管还有一点点拘谨,却是发自内心的。



喇叭裤!蛤蟆镜!

今夜只跳迪斯科!



喇叭裤风波1979年,北京、上海等地青年,尤其是文艺青年,穿起了喇叭裤:裤腿上窄下宽,形似喇叭,裆短腰低,紧裹臀部。按裤脚尺寸大小,喇叭裤有大喇、小喇和微喇之分。大喇裤脚张开,最大可有二尺。裤长覆住鞋面,露出鞋尖,在鞋底与地面之间摇曳。这个六十年代从美国兴起的裤装,为中国后来颇成气候的亚文化留下了第一道印记。青年们穿喇叭裤的同时,还戴太阳镜。由于镜片大,形似蛤蟆,太阳镜就得了"蛤蟆镜"的绰号。蛤蟆镜的商标故意不摘,留在镜片上,在最不起眼的细节上,也要做到与众不同。



急于倾吐与众不同的情绪,青年人还把三洋牌双卡录音机引入他们的装扮,有事没事都拎着。此时此刻此地,来自日本的录音机携带出一种西方与东方、我们与你们的双关含义:它既是西方物质文明的符号,又是出现在东方文化语境下的西方生活方式的象征。



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青年人,带着"宠物"--双卡录音机,常常聚集公园,录音机高放港台音乐,踩着音乐节拍,扭腰甩胯,跳着完全不合规范的迪斯科、交际舞。这场景活像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对他朋友们的描述,"燃烧的一群令人恐惧和颤抖的天使,一路拍翅而来"。



先行者常常是不幸的。有人斥责青年人公开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他们的衣着打扮标签化,打上"社会不良青年"的标记。喇叭裤也遭到批判。这个上小下扩裤装,把男人女人的臀部、腿部的线条表现得淋淋漓漓,在一些人眼里就有了色情之嫌。于女人,于男人,身体都是不可赞美的,胸部、臀部、腿部更是不可随便张扬。青年人喇叭裤没穿几天,大家就发动了舆论攻势。1980年,天津《大众生活报》发表文章称:


当下某些时髦青年,头发留着大鬓角,唇间蓄着小黑胡,上身花衬衫,下身穿着喇叭裤,足踏黑皮鞋,手提放着邓丽君甜蜜蜜情歌的双喇叭收录机,招摇过市。这些青年人是在盲目模仿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今年,上海某服装厂做了几万条喇叭裤,男不男,女不女,怪模怪样,又难看,又俗气,甚至从背后看已经难以区分男女了,因此,领导批示不准出售。各地方动员起来,团员、青年上街纠察,禁止青年穿喇叭裤。若是遇到不听禁令的,可以动剪子强剪。


戴蛤蟆镜拍照的女子。王文澜拍摄


然而,主流的斥责声从反面表明,青年人试图挣脱社会秩序限制的反动,获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因为主流社会感受到了他们的对抗。在这个意义上,喇叭裤、蛤蟆镜以及双卡录音机,一起为青年亚文化的发展谱写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叛逆序曲。


时尚这东西,无论在大都市还是小城镇,对年轻人都具有永恒的魅力。戴上蛤蟆镜拍照,是时尚的一部分。王勇提供


有意思的是,穿喇叭裤、蓄长发的男人很容易给人不安全、不可靠的印象。自家女儿找对象,一看小伙子蓄长发,穿喇叭裤,父母很难同意把女儿许配给他。


1979年,某歌舞团的手风琴手,乘坐贯穿北京长安街的1路公交车,他用表弟的月票上车,企图混票。他回忆说:"售票员是女的,本来没发现我用表弟的月票。我穿的喇叭裤,梳个大背头很惹眼,可能她觉得我看起来不像好人,一下就有警惕性,注意我了,查看了月票,还要带我到公交总站处理。"出人意料的是,在去公交总站的路上,这位女售票员忽然对他说:"你好英俊,像《巴士奇遇结良缘》中的男主角。长那么好看,为什么穿得像个小流氓。下次出门别穿喇叭裤了。你也不用去总站了。"看来,在这位售票员眼中,逃票这个相当于逃税的行为,远不及穿喇叭裤恶劣。结果,车到王府井,售票员就让他下车了。



工厂的工人、机关的干部、学校的学生,也穿上了喇叭裤,蓄了大背头和披肩发。反对者以强势的姿态出现,说喇叭裤不符合国情,改革开放只能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绝不允许模仿西人的生活态度。喇叭裤在反对者眼中,是令人难堪的西方生活方式的标记。


对喇叭裤持理解的一派反驳说,动辄给非主流的服饰贴资产阶级标签,只能说明贴标签者内心的脆弱和政治上的幼稚。他们提醒,不应该再把个人穿衣打扮强行地与政治扯在一起。还有人从敦煌壁画的舞者服饰考证中,提出喇叭裤其实是国人一千多年前就发明的,与西方生活方式无丝毫瓜葛。但是,无论与西方有没有关系,喇叭裤还是在八十年代初经历了"围剿"。



牛仔裤,穿上拍张照就行了!


1980年秋,新华社记者刘宗棠访日回来。刘是"文革"结束后最早出访的官方新闻人士之一。他从日本带回一件相当前卫的礼物--牛仔裤,送给老友的女儿杉杉。他说:"东京街头,青年人的打扮,有型有款,多姿多彩,精神轻松,情绪愉快。让人觉得这个国家有朝气,有未来。"这是一个资深的新闻记者,透过外国服装看到并带回来的生活观念。用服饰表现身体的美好、个性的飞扬,是理所当然的,更是人性的。




望着眼前正青春的杉杉,打扮老气横秋,灰色涤卡外套,款式中性,蓝色涤卡长裤,裁剪肥大,这位长期从事农村报道的资深记者,神色竟显出了沮丧。他说:"现在国家在经济上都改革开放了,你们大学生在穿衣问题上也该活泼点、放松点。一会儿就把牛仔裤换上。"


可是,杉杉的父亲却万分紧张,担心强调腿部和臀部线条的牛仔裤会给爱女招来闲言碎语。出于对女儿无限的爱和担忧,老先生说,穿可以,但只能穿上这条来自东洋的牛仔裤在自家门前的夹竹桃前拍张照,表示说"穿过牛仔裤"就行了。



1980年,改革开放两年,经济上开始挣脱各种禁锢,摆摊卖货的个体户出现在大街小巷,人性的回归表现激烈。然而,传统意识还左右着很多人的穿衣意识,甚至在上海这样的都市,穿着依然保守。"夏天时,街道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穿着白色或者浅蓝色的短袖上衣和深色的长裤,自觉地抹杀一切个性的痕迹。人人都像被清洗过的案板一样干净而刀痕累累。"


[1]"洗过的案板一样干净",是陈丹燕对七十年代上海人穿衣打扮的观察。然而,这近乎冷肃的干净,也是八十年代初全国男女的服装场景。春夏本是女子梳妆的好时节,却常见街头二八少女,的确良短袖衫,没有腰身,下摆平裁,低头含胸,形同八十老妪。任何彰显女性特征的服饰,都可能被贴上"轻佻""作风不正"的标签。在衣着上表现出来的平等,对不少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总要设法有些小小的与众不同。



花布裙,不要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路上继续滑下去了


北京某老牌出版社一位萧姓编辑就不穿中性特质的衣服,她说,"尤其是冬天,本来就穿得多,再没点颜色,男女真的一样了"。这位生在北京的南方女子,皮肤白皙,长得洋气,时常在服装上搞小动作。


初冬,喜穿黑呢长裤、黑呢短大衣,双排扣,母亲传给她的白底蓝细花丝绸方巾随意围在脖子上。北方的冬天,办公室在暖气的怂恿下,空气又干又脆。萧编辑和所有同事一样脱下外套,赫然露出水红色鸡心领羊毛衫,不施粉黛,在一群穿灰扑扑毛衣的同事中,宛若枯树中还没来得及凋零的红玉兰。



夏天,她喜穿无袖亚麻绣花衣,配包臀蓝印花布裙。这都是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出售的商品,是针对外宾的。结果,她一穿,就弄得流言四起。大约考虑到她业务还好,家庭背景还好,各级领导们从小到大,不忍心看她就此"毁灭",苦口婆心地劝导她悬崖勒马,"不要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路上继续滑下去了"。


每每回忆起领导们做她政治思想工作的样子,她就不胜唏嘘:"虽然文革已经结束几年,但很多人的行为方式还是很文革的,还是除了毛主席,政治是最高统帅那一套,不但管你思想,还要管你的身体,管你吃喝拉撒睡,管你穿衣打扮,管你结婚生子,一切都要政治正确。"



不甘心被规训的男女都像萧编辑,有点隐忍,有点叛逆,谨慎地出格。行为稍微大胆的女人,会在衣领和袖口上玩雕虫小技,弄件色彩惹眼的衬衣,掖在款式沉闷的外套下,带着几分妖娆,几分哀怨,在脖子和手腕处飘动,恍若惊鸿。


小皮鞋,嘎登响

资产阶级坏思想!


不安分的男人,花哨名堂多在皮鞋上搞。八十年代中期,北京东四十条路口有家上海皮鞋店,款式颜色都是京城百货商场没有的。有一款黑色小羊皮烧麦式样的船鞋很出挑,细软的皮子在脚尖处捏成细碎褶子,还缀有两根流苏。俗话说,脚上无鞋一身怂。那时,中国最权威的《美术》杂志深藏在十条胡同。杂志社有位编辑,外表沉闷,内心狂野,着装平庸,因为不敢"打扮出众",冬天咖啡色翻皮外套,春秋邮差绿夹克,卡车司机的大头皮鞋伺候三季。



但是,1985年春天,他走进了这家皮鞋店。出来时,那黑色烧麦船鞋已在脚上。恰有要好女同事路过,一眼看见顶在他脚上的烧麦,又惊喜又担心说:"终于露峥嵘了。不过,我提醒你,上班最好不要穿。穿,领导肯定找你谈话。"好像一句谶语。他穿上烧麦鞋,蹬脚踏车上班,有骑车人侧目而过。


进了办公室,领导眉头紧缩,盯着鞋看。片刻,甩出一句狠话:"把你那花里胡哨的玩意儿脱了!不脱,扣工资!"很难想象,这话会从一位从事艺术的领导口中出来。



网球裙,高跟鞋

从此只能上夜班!


1986年的夏天,北京格外干热,空气有烤脆的质感。一位李姓女青年忍无可忍了,顾不得中央媒体的记者名分,穿上白色百褶网球裙,长度在膝盖以上,海蓝色短袖,镶着白色荷叶边,脚蹬白色高跟鞋,来上班了。这装束,放到今天,万不能引人注意。


但那时的情况是,她在机关院子里行走,高跟鞋颠覆了网球裙在网球场上矫健的运动形象,又同网球裙一起修饰突出着她修长的大腿,当天就惹出了"风骚"的流言,因为这运动场上的短裙穿进机关大院,与运动脱了干系,语气和语义都变得挑衅和挑逗起来。那时还没有"性感"这个外来词,流言就很隐晦,很含糊其辞。男性领导找她谈话,要她"注意群众影响",不要穿得"太那个"。太哪个呀?领导也没说,只是眼睛在她赤裸的大腿上扫来扫去,躲躲闪闪。



李诘问领导:"是不是裹成一团,只露出眼睛,就不太那个了呀?"领导生气得很,"呼"一下站起,指着她:"你看看!你看看!上千人的机关大院,有哪个部门的女同志像你这样?告诉你,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穿衣服也一样,要服从!要考虑大家的感受。你这裙子太那个了!太个色!必须换,不换不要来上班!"


李记者太年轻太天真,尚不懂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不顾集体感受,不愿向"群众"妥协,打扮依然故我。"群众"愤懑,开始当面窃窃私语。私语的指向明确,让她听不清在说什么,却清楚地知道在说自己。先是办公室的几个人,一见她就窃窃私语,然后是多个办公室的一群人看见她就窃窃私语。她隐约感觉到自己要被"群众"孤立了,要被集体排斥在外了。



但她还是不改装,以为那是"个人的事,凭什么考虑群众影响",一副"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的样子。领导又找她谈话,态度更加强硬明朗了,"群众意见很大。从现在起上夜班当编辑,不要出去采访了"。为了顺应"群众反映",领导安排李长年夜班。


"这个安排想起来有点像当年公审刑事犯人时最后的宣判词--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领导也要听群众的。他不让我从群众眼前消失,不足以平息群众的不满情绪。夜班人少,上到凌晨,人家也没精神再来对你表示不满了,这样群众影响就减到最小。"多年后李回忆说。



本文选自赤桦著《衣不蔽体》,配图、编辑:缀可爱的咪咪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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