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之子回忆陈昌浩父子

来源=舒云探九一三的新浪博客

作者=张复

原标题：我所知道的陈昌浩父子

原载《传记文学》2012年第9、11期

■ 陈昌浩（资料图）

陈昌浩是我父亲张仲实上世纪20年代苏联留学的老同学，五六十年代又在北京中共中央编译局一起工作的老同事。陈昌浩是一位由书生“转身”成为红军高级将领，再由将军“转身”成为文化人的传奇人物。作为军人，在长征时期，陈昌浩引人注目的“官衔”是红四方面军政委，以及随后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转身”成为文化人后，他不仅翻译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翻译了《旅顺口》《日日夜夜》等苏联畅销小说。特别是他主编出版的《俄华词典》，是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十分流行的俄语工具书。

中央编译局成立之初人很少，工作人员和家属都住在机关的这个大院子里。我的父亲和陈昌浩都是局领导，同住一个小院，我家住前院，陈昌浩家住后院。

提到“陈局长”家，我和机关里的一群孩子首先会想到他的苏联妻子格拉娘，因为她是中央编译局的在编职工干部中唯一的外国人，那是一位满头金发，胖胖的，开口只能讲一句蹩脚的中国话“你好”，嘴角永远带着微笑的俄罗斯女人。

我小时候见到的陈昌浩，总是微垂着头，表情严肃，来去匆匆，后来听说他常去青岛养病，那是因为他有“从前”留下的很严重的胃病。

对于我们机关里的一群孩子来说，陈昌浩的混血儿子陈祖莫却最为引人瞩目，他是“孩子王”。那时的祖莫，十八九岁，意气风发，似乎“万千宠爱集一身”。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昌浩自然也不能幸免。不久，在机关里很快又贴出“揭露他老底”的“爆炸性”大字报，除了说早年陈昌浩与王明、博古、张国焘勾结在一起共同制订了“反党路线”，“分裂党中央”以外，还说：“1936年10月，陈昌浩顽固地坚持和发展了张国焘路线，在长征北上途中，率领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西进，妄图在新疆建立独立王国，以武力实现篡军阴谋，结果使西路军完全失败。1947年，陈昌浩苏联期间加入苏联国籍，秘密参加苏联‘格别乌’，进行叛党叛国活动，直到1952年，才被他的主子刘少奇调回国。”

看了这样的大字报真使人心惊肉跳，原来我的“发小”祖莫的父亲陈昌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人”，他的经历复杂，并且“罪大恶极”，从此我不敢再见祖莫了，而此时的祖莫也神奇地人间蒸发了。

过了一段时间，1967年7月，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陈昌浩在他的住所“畏罪自杀”了！那一年，陈昌浩年仅61岁。

1980年8月20日，在中央办公厅礼堂，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行后发表了陈昌浩追悼会的详细报道。追悼会举行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听到了久违的有关祖莫的“信息”——“祖莫出国走了，是他和母亲格拉娘一起走的，他去的地方是澳大利亚。”

2008年11月底的一天，哥哥给我打来电话：“祖莫回来了！”

不久后的一个夜晚，我如约去祖莫家和他一直畅谈到深夜。我们两人的话题自然是从他那非凡的父亲开始，因为陈昌浩的人生命运对祖莫的人生有着重大的影响。

“你在小时候知道你爸爸过去的事吗？”

“从来不知道，我父亲的嘴很严，一直没有对我们讲过什么。”祖莫摇摇头这样说，“只是在‘文革’中从‘造反派’的嘴里，从‘大字报’上成，才知道他‘反对过’毛主席，直到‘文革’后期，在‘四人帮’粉碎后，才慢慢知道父亲的历史。”

“那你妈妈知道你爸爸过去的事吗？”

“也不知道，他们两人在苏联结婚时，我爸从来没有对她说过自己的历史。”

为什么陈昌浩几十年来从不对亲人讲他过去的历史？是出于愧疚？出于悲情？还是出于“严守党的纪律”？我们无从知道。

“在‘文革’中你爸出来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我知道除我两人之外没有第三个人在身边，我可以“适当”地和祖莫放开来谈。

■ 陈昌浩与妻子格兰娜

“我爸去世后七天我才知道这个消息，说他是‘畏罪自杀’。”祖莫似乎是在平静地回答我这个问题，但他的证据并不连贯。

“你妈妈当时的情况怎样，什么时候被抓的？”

“她是1967年6月23日被抓进秦城监狱的，她当时应该不知道我爸的事。”

“为什么抓她？！”

“‘苏修特务’啊！因为她是苏联人，虽然她早已加入中国籍，她的罪名就是‘苏修特务’，当时我妈妈穿着睡衣，对来抓她的人据理力争，她说她没有偷任何人的东西，在她的人生经验中，在苏联只有小偷才会被警察抓进监狱。”

“你爸爸去世在先，还是你妈妈被抓起来在先？”

“妈妈被抓起来在先，1967年7月30日我爸去世，我爸应该事先知道母亲被抓，这对他‘出事’也会有影响。”

我实在不忍心问祖莫当时他的感受，也不敢看他的眼睛，就拐了一个话题：“你母亲在监狱里关了几年？”

“她是1967年6月抓进去的，1975年6月放出来的，整整八年。”

“八年时间不短啊，她在监狱里是怎么过来的？”

“1975年我接母亲出狱，看见她满嘴大血泡，下嘴唇是紫黑色的一直到她后去世都这样，当时我很吃惊，她告诉我，那是因为监审人员经常在狱中打她，要她交代‘苏修特务问题’，她脾气很暴，很气愤，什么也不说，经常用牙咬住下嘴唇忍着挨打的疼，时间长了，下嘴唇就被吹塑出一个紫黑色的大血泡。”

“出狱时我母亲被直接用火车押送到安徽，我和母亲在安徽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母亲一直有幻觉，总是把我老婆当作监管人员，躲着她，防着她，经过医院检查，我们才知道，她在监狱中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你回国时几岁？”听着祖莫讲他母亲的情况，回忆童年时代那个嘴角永远带着微笑的俄罗斯女人的样子，我不愿意想象格拉娘和祖莫后来经历的惨状，我又“及时”地拐了另一个话题。

“7岁，我是1952年4月随父亲回国的，9月上旬上的北京育英学校。”祖莫答道。

“回国后你印象最深的都有什么事？”

“印象较深的一件事是回国后，朱德请我父亲去他家里吃饭。记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餐桌和椅子都很破旧，建国初期经济困难嘛，我们没吃几口饭，我身子向后一靠，仰面朝天摔下来，把大家吓了一跳，原来坐的大板凳，没有靠背，而我在苏联餐桌上吃饭，习惯了坐的都是有靠背折大椅子。”

“‘文革’那时你是怎么过来的？”出于好奇，我鼓起勇气这样问祖莫。

“那时我在上大学，1968年学校把禁闭半年，隔离审查，1969年初下放到山西劳动改造，1970年7月回京后又到门头沟山区接受劳动改造……”

我们说话间，祖莫的夫人走进屋，她听见祖莫说的话后快人快语地说：“祖莫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爸爸妈妈都没有了，那时他没有地方去，没有地方吃饭，他就住在门头沟山里面一个孤老头家。那时我和他在交朋友，每次见到祖莫，都看到他永远穿着一件黑色的破棉袄，一身虱子，破棉袄里还散发着一股霉臭味。”

我不再忍心听下去了……

我对他说：“你出国前，为你父亲开的追悼会挺隆重，你满意吧？”

祖莫点点头说，这也是我和我哥哥跑了许多次，胡耀邦批准平反的。“爸爸的骨灰盒是空的，没有骨灰。爸爸去世火化时，我们几个孩子没有一个在场，他是黑帮，是走资派，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来，骨灰就被‘造反派’扔到荒郊去了……”祖莫低下头这样对我说。

分手时，祖莫告诉我，过几天，在回澳州之前，他们一家要去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行军路线和川陕老区老根据地，还有西路军当年的行军路线上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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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自1967年夏去世已有多年，但他的“悲情”故事却并没有结束。1978年12月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当年西路军的成立以及最终惨烈失败，究竟是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而英勇奋斗的牺牲，还是“始终执行国焘路线”的结果，这个四五十年来党史、军史研究的禁区，在80年代初从质疑、调查、取证、存档、研究，直至90年代初的重新评价，终于渐渐地得到了公论。而当年作为红四方面军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第一把手”的一个真实的陈昌浩的形象，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1982年初，原西路军高级将领李先念受邓小平、陈云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他写了六七千字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254页）。李先念指出：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西路军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对此，邓小平、陈云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元帅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介绍，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都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1985年，徐向前元帅在其《回忆录》中总结当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有四点：一、上级给予“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二、丧失战场主动权的问题；三、部队首长“机断专行问题”；四、西路军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见《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四版，第413-419页）

其中，关于部队首长“机断专行问题”，也就是关于陈昌浩个人在指挥西路军作战中所犯的“错误”，徐帅说得颇为中肯，徐帅写道：“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由于陈昌浩在红四军南下期间犯了错误，他表示“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徐帅指出“党内斗争嘛，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地步。”（见《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四版，第418、419页）

指挥西路军作战不从实际出发，“到了一切‘唯上’的地步”直至惨败，这对于以“紧跟中央”自居的陈昌浩来说，无疑是又一个“悲剧”，又一段“悲情”。

由于“历史的惯性”，1991年为纪念建党七十周年拟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初稿中，提到西路军历史时，仍写为“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1991年7月8日，当年的亲历者李先念读了此书的初稿，就其中关于西路军在党史著作中的表述问题，给中央有关领导写了“动了感情”的一封信：

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

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345、346页）

以后，由胡绳主编、胡乔木作序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修改了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表述了西路军从成立之始到作战任务都是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完成的。

与此同时，1991年出版的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一文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与40年前1951年第一版的文字，也有很大的差异和改变。

1951年第一版注释：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见《毛泽东选集》1951年第一版第一卷横排本，第223-224页) 

1991年第二版注释：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见《毛泽东选集》1991年第二版第一卷，第24l页)

众所周知，《毛泽东选集》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读物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由胡绳主编、胡乔木作序的权威的中共党史读本，这两部书中关于西路军的成立和失败原因的更改和最新表述，无疑是“权威表述”，无疑具有“标杆”作用，但是这个“权威表述”距1937年的西路军失败事件已过去54年，距陈昌浩去世也已过去24年。

1998年8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追认原西路军参谋长李特为革命烈士的《通知书》，1938年初李特是与李先念等一同率西路军残部到达新疆后被王明以“托派”的罪名“秘密处决”的。虽然李特的遗骨已无法找到，但沉冤60年的李特被错杀案，有了圆满而公正的结论。

2001年1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功勋卓著英名永存——纪念徐向前同志诞辰100周年》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

1936年10月下旬，根据党中央、中革军委的部署，徐向前和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第5、第9、第30军共两万余人的部队，西渡黄河，征战祁连山，以实现“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西进的途中，遭遇到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马家军”3万余人和10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徐向前同志以其冷静的头脑、顽强的意志、卓越的指挥才能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率部同强敌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血战。由于河西走廊地区没有根据地，没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没有援军，西路军孤军苦战四个月，歼敌2．5万余人，最终未能免于失败。西路军指战员所表现出来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成为我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在此，西路军和陈昌浩的历史功勋事实上得到了更明确的肯定，并明确提出西路军失败是“由于河西走廊地区没有根据地，没有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没有援军”，而不是陈昌浩个人的原因。就是探讨陈昌浩指挥失误的个人原因，也如徐帅所说：其根源则在于陈昌浩不从战场实际出发“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直至惨败。

作为西路军的主帅，1937年10月陈昌浩在给中央的检讨中，自称他指挥“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始终执行了国焘路线”，默认“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这一说法是他个人承担了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也使西路军的历史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疑云。但这一说法与几十年后亲历者及其党史、军史研究的结论大相径庭。

那么，当年陈昌浩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样做？他这样说，可能是他要与延安当时批判张国焘路线的口径与严峻气氛相一致，他这样做，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他这样做却没有做到实事求是的最高境界。

1991年，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伍修权为叙述西路军历史一书《悲壮的征程》作序，他写道：“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对西路军这段历史宣传介绍得不够，……革命斗争中不仅有胜利的欢乐，更有失败的血泪。没有失败，就不会有胜利，没有血泪，就不会有欢乐，而回避失败的历史，必然是虚假和残缺的。”

时间终于洗去西路军历史厚厚的尘埃，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还原了陈昌浩内心世界多年来没有向人诉说的一段沉重的悲情，这就是我小时常常看到的情绪低沉，眼神忧郁的陈昌浩。笔者估算了一下，自陈昌浩1931年25岁时出任红四军政委，至1937年3月他在31岁时西路军失败，他从事军事斗争和在军队工作也就是6年时间，由于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性，陈昌浩声名在外，从1937年8月起，32岁以后的他似乎悄然无声了。实际上，自1937年至1967年61岁他去世，西路军战事之后整整30年的时间，也就是他从事于军事斗争5倍的时间里，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陈昌浩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翻译、教育和进步文化方面的工作，他在这方面的建树和贡献，理论界和文化界认为，一点也不比“职业专家”差。

陈昌浩不仅仅是战场中“刺刀见红”的将军，他还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中少有的具有深厚理论素养的学者；而在党内知名的“文化人”的圈子里，他又是一位同行中少有的纵横驰骋、血染沙场的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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