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屏幕后的“巨坑”：影视剧买卖过程中的利益链条与潜规则
影视剧购销，屏幕后的“巨坑”
还原影视剧买卖过程中的利益链条，监管部门重拳出击严查潜规则
我国是电视剧第一生产大国，每年生产的剧集超过15000集；我国也是电视剧第一播出大国，每年播出的电视剧约为9000集。在电视和网络媒体两股力量的竞争与融合背景下，中国电视剧产业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15000集和9000集，1/3的电视剧拍出来后或无法见天日。巨大落差使影视剧购销成为一个“巨坑”。
曾任中央纪委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检组组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的李秋芳曾明确指出，影视剧购销、大型节目演出等是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从2014年开始，司法部门相继查处了一批电视剧购销环节滋生的腐败行为，中部某电视台原台长张苏洲及多名手下涉案；北方某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身陷囹圄后在忏悔书痛悟“伸手必被捉”；一批行贿人及影视公司被判处单位行贿罪。
电视剧购销，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巨坑”，何以滋生如此严重的贪腐？
电视剧购销成重灾区
电视业从来是一个白热化战场，而“厮杀”得最厉害的，就是电视剧。
知道我国一年大概生产多少集电视剧吗？
据《全球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2016）》统计，2015年，这个数字是21546集，773部电视剧（包括网络视频市场）。
即便作为全球电视剧第一播出大国，我国的电视剧播出集数还是赶不上产量。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热钱涌入影视剧市场。电视剧制作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企业数量众多且增长较快。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全国有制作电视剧资质的机构从新世纪初的几百家增至2015年的8000余家。
9月2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发布了《全球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2016）》，据统计，我国电视剧市场规模达到882亿元，其中电视广告约429亿元，版权收益约222亿元，国人尽享电视剧饕餮盛宴。
令人振奋的数字背后，是尴尬的现实。电视剧供大于求成为普遍现象，影视公司想尽办法各施所能卖剧，如果拍出来的剧集卖不出去，很可能就意味着血本无归，前期投入无法收回。业内人士举例说，有段时间银行不为影视公司提供贷款，因为电视剧项目风险大不能抵押，不把片子卖掉，啥钱也回不来。
电视台的播出容量是有限的。资深业内人士向合规探员介绍，过去5年，我国电视剧年产量维持在1.5万-1.9万集之间，但全国四级电视台（包括中央台、省级台、地市台和县级台）的电视剧播出总额约为9000集。央视主打新闻、体育和专题片，而且很少拿高额费用来购买电视剧。而拥有强大购买能力的省级卫视则视电视剧为收视率主战场。
“现实就是，电视剧远远供大于求。”这位业内人士表示。产销率过低、作品数量多而质优者少、投放渠道相对有限，成为电视剧购销的现实问题。
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买方就处于强势地位——权力有了寻租空间，“潜规则”悄然形成。
江苏曾派出影视产品采购专题调研组，对全省影视剧购销工作进行调研，总结了影视剧采购中容易发生的违纪违法现象，其中包括：
疯狂播出电视剧的背后
“塌方式的腐败”——原台长张苏洲曾这样形容本省广电系统“腐败窝案”。
去年2月4日，张苏洲被检察院决定以受贿罪逮捕，他涉嫌贪污、受贿犯罪一案，累计涉案金额合计人民币超过1600万元。起诉书显示，为其送钱的主要是广告、电视剧和大型节目制作公司高管，该省广电中高层干部职工，以及国内知名歌唱演员等三类人员，行贿者瞄准的都是张苏洲担任台长所掌握的广告经营、电视剧及节目购销、人事调整等诸多方面的高度决策权。
公诉机关认定了有30家单位和个人曾给张苏洲送现金、物品。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为日景升咨询公司，该公司董事长程静是张的副手、该省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赵红梅的同学。
2011年至2013年，程静先后14次一共送给张苏洲414万元和价值12.39万元的百达翡丽手表一块。上海克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克顿传媒”）总裁吴涛也是送钱者之一。
吴涛与张苏洲是老熟人，他曾任电视台副台长， 2003年“下海”创办克顿传媒。对观众而言，吴涛更为熟知的身份是，他旗下的子公司出品了电视剧《何以笙箫默》，还有《爱情公寓》。从2007年至2013年，吴涛源源不断地向张苏洲、赵红梅和总编室原主任肖融共计行贿342万元人民币、4000美元。
张苏州还记得，吴涛第一次送给自己的2万元现金，“2007年我在上海参加电视节期间，吴涛送我2万元人民币现金，由此拉开了我收受大额贿赂的序幕”。吴涛第二次送钱给张苏洲，是在次年的上海电视节期间，在张苏州入住的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客房里，送给他5万元人民币。
此后每年春节，吴涛都会到张家“拜年”，并送上10万到50万元不等的“过节费”；最夸张的是，2009年夏天，张苏洲在自己的办公室收下了吴涛送的30万元人民币。通过“打点”，安徽电视台每年都会从吴涛的公司购买两三部电视剧，经营额在6000多万元。多年下来签订的购剧合同包括《《烟花女驼龙》、《天使之争》、《心莲》、《娘家的故事》、《娘家的故事第二部》、《娘家的故事第三部》、《爱在日落之前》、《巧克力情缘》、《请摘星星给我》、《善良的男人》、《守护爱情》；《篱笆女人和狗》、《少年黄飞鸿》、《爱情睡醒了》、《爱情闯进门》和《爱情公寓4》等。
法院去年12月判决吴涛和克顿传媒犯构成“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340万元，吴涛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而张苏洲案尚未公开宣判。
和张苏洲一起被查的还总编室原主任肖融。由于负责电视节目外购、财务审批等工作，肖融多次非法收受多家影视公司和相关人员的贿赂，共计现金541万元、金条9根。作为回报，肖融在电视剧采购、付款审批等方面承诺或直接为行贿者提供帮助。证人在证词中表示，给肖送钱，是因为他是总编室主任，负责审核电视剧采购，付款也需要肖签字。其的公司能卖很多电视剧给该卫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这与肖融的关照分不开。
合规探员在判决书中看到，除了克顿传媒，肖融还收了北京亚环影音制作公司、上海三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华盛金榜国际传媒有限公司、苏州福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海润影视公司、东阳紫骏场合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十多家公司的好处费，在采购《古灵精探B》、《天堂秀》、《春光灿烂猪八戒》、《锣鼓巷》、《流泪的新娘》、《美人心计》、《烽火佳人》等电视剧和付款时提供帮助。
有行贿者表示，现在的电视剧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想销售电视剧，就要取得电视台相关人员的关照，肖在电视剧采购、付款等方面有一定的权力，公司在卖电视剧给该卫视的过程中，肖在审片付款等方面给予很大帮助，对他非常感激。不过，行贿者们的“感激”将肖融最终送进了监牢，因犯受贿罪，肖融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
节目购销中心副主任自然也要在电视剧购销中分一杯羹。该电视台总编室节目购销中心原副主任张文旭经手购买福建世纪长龙影视有限公司制作发行的电视剧《团圆》，世纪长龙的发行人陈某给了张文旭购剧款5个点的回扣。电视台出具的付款明细显示，电视剧《团圆》总价为2401.6万元，而张得到的回扣为120万元。再加上世纪长龙卖给该电视台的另一部电视剧《我的妈妈是天使》，张文旭一共受贿145万元。最终陈某和世纪长龙被判单位行贿罪，陈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缓刑二年。
疯狂的受贿，疯狂的买剧。办案人员发现，该电视台近年来的电视剧采购量明显超出了实际需求。据统计，该台2011年至2013年共采购电视剧327部，总价24亿元。为了将如此巨量的电视剧在合同期内播完，该台卫视频道每天播出电视剧10集以上。即便如此，到2014年8月，该广电还有21部总价值2.1亿元的电视剧来不及播，库存积压非常严重。
业内人士告诉合规探员，出了受贿窝案的某中部卫视曾创造了卫视中的“奇迹”，以剧立台，把电视剧采购和编排提到战略高度，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作为中部地区的省级电视台，该卫视的电视剧购买量一度进入省级卫视的前三名，甚至超越了更为富裕的邻居浙江台。由于对电视剧需求量极大，各大影视公司纷纷找上门各显神通，这也是改卫视因买剧而爆出受贿窝案的原因。
办理此案的检察院反贪局相关负责人曾向媒体介绍，购剧环节贪腐突出，一送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台长要送，总监要送，负责对接的人也要送，“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如何让购剧环节公开化，采取招投标形式，避免某些人说了算的问题出现”。
被广电总局叫停的“对赌”
张苏洲并非孤案。
2014年7月21日，北方某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因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利用电视剧的订购决定权，史联文收受制作人、发行人贿赂人民币571万元,港币20万元。在收了430万元好处费后，他曾“关照”一家公司将自制的电影推销到该电视台播放；在审片组大多数人提出反对意见时，他仍授意花费2041万元买下一部电视剧；该台以首轮黄金档每集35万元买下的电视剧，该剧同时期出售给其他卫视的价格仅为每集2万元。
史联文在狱中忏悔：“由于自己权力的变化,周边的人也在改变着对我的态度。从他们语气、态度、行为姿态等等,把一个有权力的自然人,改变成由他们控制的机械人了。奉承、吹捧、虚伪的殷勤和低尊,让你身不由己地陷入他们设计的泥潭之中。我倒了！渐渐地应和了他们,也有了‘共同利益’的一致行为。”
史联文特别“关照”买下的电视剧，观众和市场未必买账。有一部电视剧仅播出3集就因收视率未达标而停播。
收视率可谓悬在购剧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电视台竞争的核心是收视率竞争——它的背后就是利益之争。只有收视率上去了，才能吸引到“金主”广告商。
据统计，目前在国内，电视台每年收入中有80%以上是来自广告售卖。对电视台来说，只有将收视率提高，广告收益才会跟着增加。而对广告商来说，除了那些已成现象级的电视剧和节目外，他们用来评估投放价值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收视率，别无他法。
然而，电视剧是买“预期”。
一部电视剧播出以前，最有经验的业内人士也拿不准它究竟是爆品，还是票房毒药。这也正是电视剧购销行业很难量化指标的原因之一。业内人士告诉合规探员，即便遇到“致命的”收视率考核，电视台也有应招，通过“对赌”，他们把风险转嫁给影视公司。
很多电视台在和影视公司签署电视剧购买合同时，都会附加一份“对赌协议”。即制作方在卖剧时，必须向电视台做出收视担保——该剧在播出时必须达到协议中保证的收视率数值，卖方才能从电视台拿到全部的购片款。否则，会按照协议比例进行相应扣钱。
比方说，某电视剧，在收视率达到1%时的单集叫价为100万元，一旦收视率每低0.1，电视台将扣除单集购片费10万。如果最终收视率只有0.9%，那每集的单价跌为90万元，若收视率达到1.2，那每集单价就涨为120万元。
业内人士透露，目前电视剧能全国收视率在1%以上的全年也就二十几部，并且都集中在几个一线卫视，价格也在每集百万以上 (100万至30O万之间)。而来自央视索福瑞的数据显示，去年卫视播出的电视剧中，七成电视剧的平均收视率低于0.5%的及格线。
业内人士表示，“对赌”买剧，为了能收齐片款，影视公司必然想尽办法提高电视剧收视率，这就带来了收视率作假现象。而在近几年全国两会期间，影视剧收视率造假现象频频遭到代表委员的“炮轰”。
合规探员留意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方网站在今年6月挂出了一封由全国省级电视台签署的《恪守媒体社会责任，反对唯收视率自律公约》，公约提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在电视剧购销合同中部签订以收视率和收视率排名定价、议价的条款。电视剧购播体系要坚持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的原则，以品质评价为核心，实行全面分析、综合评价。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和全国省级电视台共同签署。
视频网站带来的新气象
电视剧购销的风险已严重制约了行业的发展。上市公司唐德影视发布的2015年财报中明列了影视剧产品各种风险，包括“影视剧适销性风险、监管政策风险、作品审查风险、受‘一剧两星’政策影响的风险等”。
而业内人士告诉合规探员，随着国家法制健全和行业发展，在影视剧购销中，“公关”的作用越来越小，行业“潜规则”也正在慢慢净化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现在除了电视台还有网络视频播出平台，这是市场充分竞争后出现的可喜现象。
观察人士表示，视频网站给电视剧行业带来了巨大变化，电视台以往在电视剧购销中的强大议价能力正面临挑战。如今，电视剧的版权不再只有电视版权，还增加了网络版权。短短几年内，一集电视剧的网络版权单价从几千元迅速蹿到几百万元。
2012年最火的《甄嬛传》，一集的电视版权为95万元，而网络版权为25万元；2014年，《武媚娘传奇》的电视版权一集卖出了338万元，而网络版权为82万元；随后网络版权水涨船高，《琅琊榜》的电视版权单集为335万元，网络版权单集为145万元，《芈月传》的电视版权单集为620万元，网络版权为190万元；刚开机的新剧《如懿传》版权已经售出，电视版权为600万元，网络版权更是高达900万元，出现倒挂现象。
越来越火的网络视频平台开启一场新的内容版权争夺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提出要打造“全网剧”，转战互联网。《全球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2016）》的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播出电视剧总量的66.5%——总计262部，10013集——是通过网络视频媒体传播；我国有8家大型视频网站的在播剧集数均超过千部；2015年，网络自制剧生产出现“井喷”，产量由上年的205部增加到379部，增幅达85%。视频网站进入白日化烧钱竞争的同时，网站对于电视剧行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在不断上涨，电视台不再是电视剧的唯一播出平台。
此外，国家相关部门也加强了对电视剧购销的监管。曾担任中纪委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检组组长的李秋芳曾点出影视业等领域的“潜规则”，表示将在此基础上深入调查，并同时制定约束机制。
国内不少电视台已经注意到电视剧购销环节存在的贪腐问题，多家卫视加强了对采购部门和采购人员的监管。
8月29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在通报巡视整改工作时强调，要加强对重点领域腐败风险的防范和治理。尤其是对利用影视节目出版制播等决策权、定价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等问题。并通报目前正按照中央纪委驻中宣部纪检组移交的问题线索，进行全面核查，一旦发现违纪事实，坚决严肃追究责任。
跟电影票房作假一样，影视剧的购销猫腻和收视率作假一直备受诟病。有媒体引用陕西文化投资集团董事长王勇的说法称，“我国的电视剧产业更像是一个圈子，而不是一个成熟的产业市场。”随着反腐败工作的纵深推进和市场的发展，我国电视剧“圈子”迟早要完全打破，电视剧产业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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