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台湾政变之谜（下）

二战结束后，据相关当事人披露，美国曾策划用政变的手段，剪除蒋介石在台湾的一切势力，从而将台湾完全置于美国控制之下。而美国人眼中执行这项计划的最佳人选，就是具有留美背景的抗战名将孙立人。

   此事究竟是真是假？二战后，美国为何要将蒋介石赶下台？又为何会选中孙立人为美国的代言人？这期间，美国进行了哪些劝诱策反活动？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是如何以退为进试图化解危机的？而孙立人究竟是否同意了美国的政变要求？本期档案揭秘，小编为您讲述：二战后的台湾政变之谜（下）。

蒋介石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蒋介石得知美国欲扶持孙立人，而把自己赶下台的图谋后，通过夫人宋美龄，请自己的大舅子宋子文出山斡旋。蒋介石怎么会想到宋子文呢？

原来，宋子文是孙立人早年在上海税警总团任职团长的老东家，税警总团隶属于财政部，是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时代，为查缉逃漏税而设置的直属财政部的武装部队。因为宋子文是留美系统，成立税警总团，选用的干部也几乎清一色是留美学生，税警总团使用的枪械火炮，也全是欧美进口的高档货。算起来，宋子文对孙立人有提携栽培之恩，单凭孙立人清华学校、美国普渡大学、弗吉尼亚军校这些洋学堂的学历，想要在以日本士官学校、保定、黄埔等军校为主流的国民党军队当中谋得一官半职，根本比登天还难。淞沪战役孙立人身受迫击炮13片弹片击伤，险些丢了性命，宋子文特地出钱送他到香港医治，捡回了一条命。所以，宋子文对孙立人不仅有提携之义，更有救命之恩。

所以，假使孙立人想为一己私利，做出什么大逆不道不利于蒋介石的事情，或者被美国人诱惑，对蒋介石痛下杀手的话，孙立人谁的账都不买，唯独宋子文的账他不敢不买，宋子文是唯一可以在关键时刻救蒋介石一命，阻止孙立人做出傻事的不二人选。这就好比1936年西安事变，宋美龄也是央求宋子文出马。尽管蒋介石与宋子文这个大舅哥曾数度发生内部恩怨，但在紧要节骨眼上，宋子文还是会为妹妹妹夫拔刀相助的。

宋子文

宋美龄风尘仆仆赶到台湾，回到丈夫身边不到两个月，即以丈夫的名义，给宋子文写了一封信，信中有句关键性的话语：“国难日亟，希兄移玉台湾，共济艰危，为盼！”盛情难却，宋子文曾于1950年3月专程短暂访台数日。宋子文到台湾做短暂逗留，虽然对台湾岛内的政治状况没有太大影响，但却对蒋介石和孙立人的关系起到了一定的润滑作用，至少让孙立人浮躁不安的心得到平抚。

蒋介石凭借着宋子文与孙立人旧僚属关系的影响力，在岛内形成人情压力，暂时迫使孙立人不敢鲁莽行事。同时，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已经决心到美国当寓公不过问政事的民国政府前财政部长孔祥熙，则奉蒋介石的请托，专程从美国去了一趟日本东京，名义上是提供若干中国情报给盟军总部，实则是为蒋介石活动兼打探消息。

美国驻东京盟军总部的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将军，很想知道来自于中国的情报，于是与孔祥熙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刚刚从美国打探消息归来的董显光也闻风而至，从美国返回台湾的途中，专程赶到东京，与孔祥熙共同参加这场由查尔斯•威洛比主持的秘密会谈。

那么，董显光为何去美国呢？

董显光

国民党宣传部门负责人董显光这次的欧美之行，实际上是蒋介石让他到欧美各国求助。但是，董显光的美国之行并不令人愉快。1949年12月28日，董显光在美国见到了美国西太平洋海军司令白吉尔上将，在某个场合中，白吉尔当着董显光的面，向国民党当局派驻美国的武官皮宗敢抱怨：台湾防卫司令孙立人为什么没有充分的权力？为什么还有人干预他的工作？白吉尔也曾向董显光表达了同样的遗憾。皮宗敢知道董显光的身份和地位，便向他透露，如果要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可能解铃尚须系铃人，要蒋介石给孙立人充分的权力。

在董显光尚未启程到美国之前，美国当局同样通过白吉尔上将，告诉那时代表国民党当局赴美洽商恢复军事援助的保密局局长郑介民：蒋介石如果要恢复美国援助，必须任命一位新的台湾省主席。白吉尔还提出一个附带条件：国民党当局必须和美国顾问真诚合作，否则美国不会再与国民党方面合作。

因此，情势很明朗，美国希望台湾新的领导班子，不能再像蒋介石那样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否则美国即将撤回对这个领导班子的支持。美国之所以如此强硬，是因为国民党当局已经没有什么筹码可以与美国讨价还价。

在美国没有得到什么好消息的董显光只好返回台湾，途中得到孔祥熙去日本的消息，便改变行程也来到日本，参加了这次秘密会谈。

董、孔二人趁着会谈的中场休息时间，交换了对台湾时局及蒋介石处境的讯息与看法。董显光把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告诉了孔祥熙，董、孔二人均为蒋介石面临美国将欲除之而后快的危急处境，感到极度忧虑。幸运的是，蒋介石的巧妙安排，再加上命运之神对他的眷顾，让董、孔二人分别从不同方向，为蒋介石一一解开眼前千钧一发的严峻危机。

孔祥熙

董、孔二人和盟军驻东京总部情报处长查尔斯•威洛比的秘密会晤是在1950年的6月10日结束的，之后董显光赶回台北向蒋介石复命，孔祥熙则折返美国，希望能从美国政界当中，寻求解救蒋介石灭顶危机的任何可能方案。

董显光回台北之后，当然一五一十向蒋介石汇报了美国及日本一路上所有珍贵情报，蒋介石这半生经历过3次下野及无数次政治斗争的风浪，他非常擅长以进为退之道，他也明白，是到了该向麦克阿瑟表明以进为退心迹的时刻了。5个月前，也就是1950年1月，麦克阿瑟曾经派查尔斯•威洛比专程到台湾，“劝告”蒋介石将台湾的权力交出后离开台湾。当时蒋介石拒绝了麦克阿瑟这蛮横的要求，但是，此刻的蒋介石却一改5个月前毫无转圜余地的顽强立场，命令国民党军方派驻在东京盟军总部代表何世礼，会晤了查尔斯•威洛比。何世礼告诉查尔斯•威洛比，委员长已经改变心意，他愿意在必要时候交出台湾的军政大权，但条件是决不交给孙立人。

蒋介石为何在态度上有如此180度大转弯，当然有其策略运用上的着想。蒋介石已经从董显光等人的当面汇报中，得知美国方面的天大秘密，那就是准备取他性命，或者想赶他滚出台湾。在台湾群龙无首之下，美国再派兵登陆，全面接收台湾成为他们的军事基地。这是美国人的如意算盘。但是，蒋介石也看出这个弥天阴谋的设计，存在着许多的漏洞和破绽。政出多门是最大的问题。美国情报机关、军方、麦克阿瑟的盟军总部、国务院乃至杜鲁门的白宫幕僚，几个方面都在搞阴谋诡计，虽然都是为了“确保美国在台湾的国家利益”，但却各行其政。既然美国方面是政出多门，何不干脆来一个釜底抽薪之计，用麦克阿瑟的力量去抵消或者离间美国其他部门的力量呢？

然而，蒋介石似乎太看轻美国人的真本事了，搞政变，美国并不是生手，他们已经熟门熟路，而且已经箭在弦上。况且，政变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白宫和国务院那一小撮人手上，而不是在东京的麦克阿瑟的手上。表面上，美国是好几个部门分别研究除蒋或杀蒋的方案，以确保台湾掌握在美国人手里，但是，根本不是政出多门的问题，而是几路并举殊途同归的“集体创作”。从华盛顿传递给孙立人的一封密函，可以看出蒋介石已经被推到刀锋边缘了。

1950年2月，已经退役的美国海军上将柯克以美国国际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入境台湾。二战时柯克担任过第七舰队司令，曾是太平洋西岸最有权力的美国将领之一。这次表面上他是奉美国政府之命专门与蒋介石磋商两国海军合作事宜，但背地里却负有美国政府的最高机密任务，那就是配合美国国务院的“除蒋计划”，向孙立人传递密信。

早在美国陆军上将马歇尔于国共战争初期来华调停失败后，美国对国民党当局的军事援助就开始逐步减少直至全面停供。而蒋介石正是在国共战场全面失利，加上美国停止援助后，才被迫于1949年1月下台。直至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美国仍然拒不提供蒋介石当局一枪一弹。

有意思的是，这次肩负秘密使命的柯克竟然扮演起了雪中送炭的角色，他运用与中央情报局的密切关系，以中情局外围公司“纽约商务国际公司”的名义，为濒临弹尽援绝的国民党军队，进口了一小批军火武器，解决了国民党军队的油弹匮乏危机。说白了，柯克这次来台湾，竟然一肩担起了三个角色，一个是官方使者，一个是秘密信使，还有一个是军火商的掮客。

因为解决了国民党军队的燃眉之急，所以蒋介石将柯克称之为“中国最良之友人”。但是，蒋介石只注意到柯克送来了这份大礼，却忽视了柯克夹带了另一份“大礼”，这份“大礼”便是要让蒋介石上西天的催命符。

柯克

在蒋介石夫妇为柯克将军举办的盛大欢迎仪式过后，柯克除了领受蒋介石答应的每年付给他75万美金的丰厚酬金，以犒赏柯克从美国弄到了久旱逢甘霖似的军火补充，蒋介石更期待柯克以后每年都能像这样继续“合作无间”，台湾对他的犒赏也自当源源不绝的奉上。柯克也不客气地提出他的要求，这要求也是美国开后门补充台湾少数军火的条件，那就是任命美国属意的孙立人统领国民党军队。蒋介石在心不甘情不愿的情况下，两个月内先后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台湾防卫司令。然而台湾政界都知道，兵权实际上仍操纵在蒋介石手上，孙立人不过空有虚名。

除了向蒋介石施压，赋予孙立人军权外，柯克还将美国政府的密信送到了孙立人手中。这封密信，加上柯克海军上将的重量级身份，美国老板的用意自然是要给孙立人吃下定心丸，让孙立人充分信任美国，华盛顿是有诚意支持他倒蒋的，只要一切准备妥当，便在华盛顿预定的目标时间发动。

3个多月后，也就是1950年6月初，经常东京和台北两头跑的柯克，回到美国华盛顿，他带着孙立人的密函，直接交给了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鲁斯克，也就是前边我们提到过的那位和孙立人“二战”时期同在中印缅边区共事过，并且划下了朝鲜半岛三八线的人。鲁斯克三番两次派人劝诱孙立人配合美国搞政变，但孙立人都顾左右而言他，不答应。搞得鲁斯克有点失望，但他没想到，美国派柯克上将出马这招却成功了，孙立人终于有了回应。

那么，孙立人究竟是怎么回应的呢？

孙立人陪雷德福将军参观台军演习

鲁斯克日后声称，他接到孙立人的密函之后，为了保护孙立人的安全，生怕泄密，索性把孙立人托柯克带回美国的那封信，一把火给烧了，而信函的内容全记在了自己的脑子里。鲁斯克把孙立人信中的说法，报告了他的上司国务卿艾奇逊，希望由艾奇逊去向总统杜鲁门作汇报。

令人纳闷的是，鲁斯克的这套说辞缺乏文本证据，正如他所言，那封孙立人密信已经被他一把火给烧了，目的是“孙立人的安全，生怕泄密”，关键就在于鲁斯克如此说辞，反而陷孙立人于不义之地，反而提供了一个灰色空间，让美国在政变流产之后，可以把所有的政治责任都一股脑儿推卸给孙立人，让孙立人一个人背黑锅，扛责任，鲁斯克和美国的政客们则可完全置身事外。

美国人并没有把宝完全压在孙立人一个人身上。这之后，鲁斯克又设法找到了民国政府前驻美国大使胡适，在纽约广场大酒店和胡适碰面晤谈，试探请胡适出面组织一批自由派的中国精英分子，取代蒋介石政权的可能性。胡适当面拒绝了鲁斯克的建议。

然而，天真的胡适事后竟把与鲁斯克会晤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顾维钧、宋子文等人做了忠实的叙述，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与置身事外。如此种种，日后均被蒋介石间接知晓，蒋氏父子从此也与胡适结下芥蒂。

鲁斯克会晤胡适的同时，台湾的孙立人自然也处在随时“被迫待命”的状态，虽然日后孙立人在接受近代史学者访问时，矢口否认他有任何不轨图谋或举措，否认他与美国人合谋搞政变。孙立人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句，美国官员“也许是善意的，但我从没这样希望”，至少透露了两层意义。

第一层意义，尽管孙立人本人并没有承诺要和美国人里应外合搞政变，但美方政变计划的相关信息确实是传达给他了，否则孙立人如何判断制造政变阴谋的美国官员是否为“善意”呢？第二层意义，美国想在台湾搞政变的信息传递给孙立人知道后，孙立人并不想配合美方的阴谋。换言之，纵使美国官员再三劝诱，依旧被孙立人拒绝了！这是孙立人的单方面说辞。

但是，蒋氏父子如何解读呢？他们相信孙立人的忠诚吗？从孙立人此后的境遇，我们已经得到了答案。

1955年孙立人被除去一切军职，并遭到软禁，随着孙案的爆发，孙立人的一切事迹，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历史删除。

1988年台湾所谓监察院认定孙立人没有叛乱意图。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病逝于台中寓所，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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