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书信之美
重新发现书信之美，并不只是出于怀旧而已。工具的淘汰不可怕。可怕的是，随之退化的还有我们表达彼此心事的意识，以及梳理自我人生的能力。
见字如面，展信欢颜——已经有多久，这样的问候消失在你的生活里，你没有再写过一封信，也没有收到一封信？
拉美作家马尔克斯写过一个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个枯瘦的、浑身硬骨头像用螺钉螺帽连接起来、唯有双眼炯炯有神的老头。他生活的最大动力就是每周五去码头边守候邮船，等待一封信、一笔抚恤金、一份国家认可。十五年里换了七届政府，而上校依然在等待。
这是魔幻大师马尔克斯写过的最不魔幻的故事。在时间无能为力的流逝中，上校从一副自信又天真的期待，到日复一日失望。等不来一封信的落寞，才是真正现实主义的百年孤独。
回顾古汉语，鸿雁、双鱼、青鸟、锦书、尺素，许多美妙的形容都与书信有关。信里有情——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信里有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若无鸿雁飞，生离即死别；平生意气今何在，把得家书泪似珠。一纸书信，在一代又一代的诗人词人笔下，承载着厚重的思念和绵密的情感。
但这根情感线在今天已然断代。不但少有人提笔写信，连等信的人都没有了。
高速时代、快递时代、@时代，所有关于“从前慢”的情结，都遭遇了尴尬。
重新发现书信，并不只是出于怀旧而已。工具的淘汰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变得日益冷淡、疏离，变得懒惰、粗糙；是随着书信一同退化的，沟通彼此心事的意识，以及梳理自我人生的能力。
情书的力量，让最刚愎自用的人也变得柔肠百结。
纸书的没落是从书信的没落开始的，而书信的落寞又是从情书的落寞开始的。
作为书信里最美的一种，情书曾经是最富有生命力的。
最刚愎自用的将军，在给所爱之人的情书里，也可能柔肠百结，脆弱得像个孩童。
“无可匹敌的约瑟芬，你的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你的思绪正在毒害我的人生，撕碎我的灵魂……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继续争论下去，我必然会否认我的心，我的良知。你已经将它们都诱惑去了，它们现在都已归你所有。”这是1796年前后，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情书，当时他们还没有结婚，他正开始对欧洲的征伐。初战告捷却未能抚慰因为感情风波造成的苦恼。不过，尽管争吵未休，痴心的拿破仑仍在信的末尾写道：“我要给你三个吻，一个落在你的心上，一个落在你的嘴边，一个落在你的眼角。”
随着领土的扩张和婚姻生活的展开，拿破仑的情绪变化剧烈地呈现在接下来的情书里。“约瑟芬，你怎么能说你爱我却又不写信给我？”“我已经两天都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了，这也是我今天第三十次扪心自问了。你可能会觉得这实在太令人感到疲倦了，但你不能质疑我对你的脆弱的渴望。”
在他的军事版图狂飙突进之时，收不到爱人回信的哀怨依然令他挫败。他写道：“我到底做了什么？我满心里想的只有你，也只爱着你一个人。我甚至是为了我的妻子而活着的——难道这就只能换来她如此无情的回报吗？我亲爱的，我恳求你，经常想想我，每天给我写一封信。”
这个苦苦哀求的可怜人，没有等来约瑟芬的情书，反而听到了她劈腿的流言蜚语。这段感情让他精疲力尽，“我的生活就是一个永恒的噩梦”。后来他们离婚收场，拿破仑另娶了玛丽。
尽管他曾表示相对于约瑟芬更喜欢玛丽，但白纸黑字难以自欺欺人。1811年，他给新婚妻子玛丽的信，语气相当淡定——“我写信给你的目的是想知道你好不好……对于你的债务，我感觉很恼火。我不希望你背负任何债务。虽然如此，你不用怀疑我对你的喜爱，也不用为当下的窘境而感到担忧。再见，亲爱的。写信告诉我你过得很好。他们说你现在已经胖得和一个诺曼底农妇一样了。”
爱情里，只有被爱的那个才享有特权。读同一个人的情书，当感觉失去了热度，不再看到任何苦恼、自卑或嫉妒、煎熬情绪的流露，说明他的软肋已经消失，只余下郎心似铁。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书信传情，但如果仅仅止于私情，还不足以让它成为正史之外的民间叙事。许多书信，虽然是私人化的记录，却同时呈现了时代的价值观。
“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1911年，24岁的林觉民在广州黄花岗慷慨赴死，留下一篇写在白布方巾上的《与妻书》。
“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
很难狭隘地定义《与妻书》，它是情书，是家书，是绝命书，也是爱国书，绵绵爱意，拳拳之心，任凭后来者千回百转。
特定时代，它甚至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出路。鲁迅曾说：“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让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隐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一分子的真实。”
所以，鲁迅的《两地书》并不只是单纯的情书，除了情人间傻里傻气的私语，我们也能读到像“中国大约太老了，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的公共话题。
我手写我心，书信的情感力量，不只有出自名人笔下才具备价值。普通人的日常叙事，因为真实可感，同样能够动人。
1948年，长春围城，国民党官兵的大量信件在一架飞机上被截获，后来的半个多世纪，沉睡在吉林省档案馆里。那些信中有最白描的历史记录。粮煤短缺、物价飞涨，“市民有的吃树叶、树皮，有的吃豆渣，高粱米成为上等餐了，一斤四万余元。市内天天听到炮声，射程居然打到了省政府门口，长市变成了一个孤市”。生存危机中发生了一些荒诞事，一名新七军士兵写道：“在兵荒马乱的东北，只要有高粱米吃，结婚是特别容易，尤其学校的女学生，你可以任意选择，她们则无从选择，条件只是问你每月的收入和高粱米而已。”
如今，隔着多年光阴，字里行间仍然能够感受围城中人们深重的恐惧。但即便如此，在这些沉重的记录里，也不乏诗意的表述。许多情书、家书，不但文辞优美，表达感情的直白、热烈，甚至能让今天的年轻人也汗颜。
其中，格外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叫胡长庚的少尉夹在信里的300多篇日记。
这些记录充满童真，4月4日是民国儿童节，21岁的他仍然庆祝了他认为属于自己的节日。
他带着好奇打量一切，“今天见到了久仰的东北女歌手miss王，原来不过是这样一个女人，大失所望”“英国人说话时很流利，要轻快，要温柔，K、T、E、Z音均不发得太明显”。
他也目睹国民党高级军官腐败：“灯红酒绿、舞影婆娑与难胞沿街乞讨是鲜明的对照！”
4月15日这天，他写了这样一件小事：副连长因发军饷时被克扣1万元发脾气，“狂呼要当八路去，说着哭了起来”！
3年前偷偷从家里跑出来从军的胡长庚开始思考：我也希望八路来吗？他想通了：哈，少将，我才不稀罕当呢，还是回家去吧，做妈妈的好孩子。
终于，他决定“物色我的收音机、脚踏车的买主，卖掉它们买成金子做路费”“只要能回家，就死了我也满足了”。7月25日抽到一支问出行吉凶的上签，3天后他去邮局寄信，书信到这里戛然而止。
无从得知胡长庚是否找到了回家的路。但如果不是这些未能寄达的家书，也就不会有人知道，那个灰头土脸、风尘仆仆的年代，还有过如此鲜活的生命记录。
解放人的本来天性，或者分裂第二人格。
对于历史迷和侦探迷来说，读信还有一种特殊的乐趣：一方面，写信人可能剖开自己的盔甲，袒露灵魂；另一方面，可能是修饰和易装。
民国才子朱生豪大概是世界上最会写情书的人，他的情书对象宋清如却说，他“唯有与我作纸上谈时，才闪发出愉悦和放达。一旦与我直面相处时，他又变得默然缄口，孤独古怪了”。
在美国诗歌史上与惠特曼齐名的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死后名声大噪，生前却默默无闻。她25岁开始弃绝社交，过着隐士般的生活，甚至有自闭倾向。据说，当时送给“狄金森小姐”的信要辗转送到几个狄金森小姐之手，发现都送错了之后，邮政局长才保留着怀疑的态度，让人把信交给她。正是那些书信，为后人解开了她性格的面纱。信中，狄金森时而扮演谦卑的女学生，时而扮演自信的诗人，时而扮演批评家，她的书信其实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
这种虚虚实实，是读信的一大乐趣。你不知道，是书信解放了人的本来天性，还是分裂了第二人格。
就连书信之外的内容——寄信方式本身，都大有乐趣。除了青鸟传书、鲤鱼传书、鸿雁传书、飞鸽传书，中国民间文化中还有柳毅传书、纸鸢传书、木鹅载表，在行动范围有限的时代，人们把最自由的想象力，都发挥在一封信的传递过程里。
英国“毛姆奖”获得者西蒙·加菲尔德，在《书信的历史——鹅毛笔的奇幻旅行》一书中，提及了王尔德任性的寄信方式。当王尔德坐在伦敦切尔西区的家里写信时，他总是天马行空、字迹潦草，写完贴好邮票后就将信封顺着窗口扔出去，他相信路过的行人看到后总会顺路将它投递到最近的邮筒去。
“我们暂且不去谈论这个故事真实与否，光是其中的情节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伦敦城市图景，”西蒙·加菲尔德写道，“马车在清脆的马蹄声带动下快速地驶过铺满鹅卵石的街道，路边充斥着各种嬉笑怒骂的谈话声，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弯下腰来拾起地上的信件，并将它投入附近的邮筒中。也许对他来说，去邮筒投递书信就是生活中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
木心说：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如今，交通工具快起来，快递可以次日达乃至即日达，电邮、短信、微信可以即时达，但人们写信的欲望已经没有了。当相亲速配成为爱情解决方案，也没有人再为一封情书而辗转反侧了。
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的一段话，或许提前揭示了书信在这个时代消亡的原因：“长久以来，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信条：一个男人的品行可以从他的书信中得知，因为他会在给朋友写信时敞开自己的心胸……但是事实上，那只适用于‘黄金时代’中的单纯友谊。若是换成今日，也就只有孩童之间才会如此坦诚相待了，很少有人敢于正视自己的内心并把它展示给别人看，而若是自己的心思不小心被暴露出来了，他们也会采取避之不及的态度。如果连我们都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就更别说对别人吐露心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