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我被看，我看着我被看
我看，我被看，我看着我被看
2018年底，微信界面大幅改版，除了一些功能上的改进，最值得注意的是，之前的打开界面小人和地球变成了一朵蓝底小花，并附有介绍：“因你看见,所以存在。”
在对此语意犹未尽的寻味中，博雅君想为大家介绍几位把“我看故我在”写在作品中的当代艺术家。他们通过作品与观众交流，揭穿有关“看”的真相……
下文选自邵亦杨：《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有改编、增删。
隋建国：被禁锢的黑暗
在《运动的张力》（2009）中，隋建国沿四周墙壁布置了有循环管道的巨型钢架，循环管道中的钢球借助重力滚动，撞击钢管时发出的巨大声响充满了整个展厅。同时，在地面上滚动着的两个直径分别为230厘米和360厘米的钢球，也是一种对观众构成威胁的动力。整个展览过程中，所有观众都陷入四周传来的巨大声响，和两个巨大钢球的滚动夹攻和挤压之中，这种带有强迫和暴力性的现场参与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有的感受：在社会机制中疲于奔命和被胁迫、被控制造成的压抑和焦虑。
《被限制的运动》（2011）同样表现了钢球的运动，只是它被放在了黑箱之中，观众看不见内部的构造，但是能够不时地听到震耳欲聋的轰响。观众并不能看见，只能通过声音来想象、推测黑箱子的内部有个“不可见”的庞然大物正在来回撞击。黑箱子给人的感觉如同是强大而又冷酷的铁幕政治。在人类历史上，有无数应该记录的事件并没有被记录; 有无数事实被遮蔽和忘却; 有许多“机密的”“内部的”消息渐渐被公开、被解密；还有各种隐藏的事实从原来的黑洞中凸显出来，惊心动魄。
《一立方米的绝对黑暗》（2012）暴露了一个绝对黑暗的不可见世界。隋建国用钢板制造了一个立方体的黑箱子。它夸张地横亘在那里，诱惑着你的视线，而当你好奇地从唯一的小小的圆孔望进去时，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因为这个大铁箱里一片黑暗。不由自主地，我们的内心从好奇变成失望，对这个黑匣子产生了敬畏、恐惧，甚至憎恶。那个近在咫尺的黝黯之处显得如此之深远、厚重，它究竟隐藏着一个怎样的“现实”？
诗人顾城曾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但是，现实里并没有这么浪漫，黑暗不仅可以封锁我们的视线，而且可以阻隔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如果没有光进来，我们如何能看到“黑暗”本身呢？
展望：穿越之光
展望的装置作品《无所遁形》（2012）仿佛显示了《一立方米的绝对黑暗》的内部。在一个空旷、封闭、安静、黑暗的展厅里，一道光柱穿越黑暗，射到对面墙上。观众走进这个空间，就仿佛进入了黑箱子的内部。在这束强光之下，空气中不易察觉的尘埃也变得清晰可见，暴露无遗。它们自由地漂浮、聚散，如同宇宙大爆炸后制造出的万物星辰。
黑暗是无知和愚昧的象征，启蒙的意义在于给人类的心灵以光芒，使其洞悉黑暗，探究光明。启蒙主义者告诉我们，我们的所见来源于知识的力量，而知识来源于交流和视野。如果只有一道强光，我们的视野也许就永远停留在“管窥”上了。对于黑暗来说，光所到之处也许只是茫茫大海中的小岛，我们所能感知的一切，也只是沧海一粟。我们对世界上的许多事物其实并不一定能够了解，但是看不见不等于不存在，正如空气中悬浮的尘埃我们未必能够观察到，却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分享着我们的生存空间。如空气中的PM2.5早已存在，而我们近年来才开始了解它，才知道它对人类身体的危害，之后它无法再被忽视。
化无形为有形,《无所遁形》把隐藏在黑暗之中的东西揭示给人看。我们观看着它，却不是局外人；我们身处其中，却不自知。我们看到“庐山真面目”了吗？
徐冰：《蜻蜓之眼》
徐冰的影片《蜻蜓之眼》（2018）反映了中国日常生活的现实。不同于普通影片的是，这部电影没有专业演员和摄影师，而是运用网络资源上的各种监控录像，将不相关的、偶然得到的各种视频片段剪辑拼接成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其中包括整容、网红、变性、性骚扰和网络暴力等各种热门话题。日常化的镜头效果看似平淡却残酷得令人窒息，比如，某个夜晚，一女子边走边玩手机，失足落水，仅仅几分钟，水面便从波澜荡漾到归于平静，女子的掉落和挣扎无人知晓； 两车发生争端，一辆车的司机负气掉头后从正面撞向后车；一男子被一群人围殴；整容院里血肉模糊的手术场面；一美容厅里某人向某女子脸上泼镪水；坠机、道路塌方、火山喷发、高铁出轨……
这些有点模糊的真实视频与电影大片中电脑制作的逼真影像有时极其相似，有时又截然相反，令人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惶惑不安。《蜻蜓之眼》显然不是一部普通的剧情片，而是一个隐喻。它令人想起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和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徐冰的影片提醒我们：在这个高科技的多媒体时代，我们不仅被全景监视，而且被割裂、被重塑，离内心的追求越来越远，随时有可能迷失在现实世界中。
塞格尔：看与被看的陷阱
在2012年德国第13届卡塞尔文献展上，有一件作品令人印象深刻。 当你走进一个什么也看不到的黑乎乎的房间时，耳边似乎有声音传来。你只能摸索着前进，但又有些害怕，踟蹰犹豫。几分钟后，当眼睛逐渐适应黑暗，你也不知不觉摸索着来到房间的中央，看到这里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到底是观众还是演员？是观看者，还是被观看者？ 他们肯定看到了你刚刚进来时的模样，你的犹豫和胆怯。
这是艺术家提诺·塞格尔（Tino Sehgal，1976 — ）编排的作品 《这样的变奏》（This Variation）。这件作品没有出现在展览画册里，连一张图片也没有，却成为文献展上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当你走进那个房间时，会因为黑暗而恐惧。你不知道的是，从你走进来的第一步开始，就有许多双眼睛注视着你。他们甚至和你做游戏，而你浑然不觉。黑暗中有人在跳舞，有人在歌唱，有个声音用英语还问你：“你是怎么走过来的？”，还有人在发表演说。当你适应了这一切，融入这个情境之中时，你发现这其实更像一个自由的聚会。其中有演员，而更多的是和你一样的观众，每个人的喘息、哼唱、动作，混合着音响组成了一种动人的旋律……你回到门口，又看到新来的人，他们踟蹰着，像你刚才一样摸索着走进来……
《这样的变奏》紧紧地抓住了观众的神经。然而，在卡塞尔文献展厚厚的导览手册上，在排满了参展艺术家们的介绍和作品解说词的页面之间，唯独找不到有关塞格尔的任何内容。这位神秘的提诺·塞格尔有着混杂多元的血缘和文化背景——他的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德国人，他本人出生于伦敦，主要在德国受教育，居住于柏林。他曾学过舞蹈和政治经济学，多元的文化传统和教育背景给他的作品带来一种复合变调式的吸引力。
与常见的艺术作品不同的是，塞格尔使用的材料不是物质，而是人们发出的声音、语言、运动和反应。在这种纯粹的声音和空间的情境中，观众经历着一个我看、我被看、我看着我被看的过程，仿佛浓缩了一个人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各种感知。
塞格尔的作品提出了一个关键的现实问题，即“可见性”的问题，他将生活中隐形的、不可见的层面曝光……
当代艺术家们分别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看”与“被看”、“可见”与“不可见”的问题。他们通过作品与观众交流，揭穿“看”与“被看”的真相……
以理性主义之光战胜社会的黑暗是启蒙主义者的理想。1789年，英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社会理论家本瑟姆，以启蒙主义的眼光设计了“圆形监狱”，希望增加社会能见度，使理性之光自上而下穿透体制，使社会权力结构变得透明。然而，福柯注意到理性之光的监视给人带来的如芒在背的刺痛。他警告我们，理性主义之光有可能被现代集权体制和专制思想所利用，成为监视民众的利器，使人们失去隐私和自由。人们只能被看和被迫看，被监视、被评价、被指责，生活在统一的社会标准下，失去“看什么”“如何看”的自由。
观看，是我们认知世界、争取自由的途径，而能看到多少依赖于福柯所说的 “主体可见性”，它来自于知识，来自于性灵，来自于艺术……它是发自我们内心的精神之光，使我们看见更多，视野更广；同时，它也是透明的社会机制之光，使那些微小得如草芥、如蝼蚁、如尘埃的个体存在无法被忽视。
正所谓光到之处，无可逃逸；光到之处，无所遁形。
圆形监狱，威利·瑞弗里1791年绘制。
这是一个中心建有高塔的圆形建筑，占据最顶层者可监视机构中的所有人；而由于高塔顶端发出明亮刺眼的光芒，加上被囚禁者只能在高塔之下活动，他们无法看到上层的监视者。因而即便塔顶没人监视，被囚禁者也不敢放肆，并不时地自我检视。圆形监狱透明、严密、无懈可击，仿佛一个碾轧囚禁者心理的磨盘。福柯首先把这种监控模式与现代社会规范和权力运作体系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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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亦杨，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艺术史系硕士、博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西方现代视觉文化与艺术研究”负责人，2011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主要从事西方美术史、西方现当代艺术研究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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