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丨好玩的汉赋，活水的学问
博雅好书
文史新书
BOYA NEW BOOK
赋学讲演录 （三编）
许结 讲述
蒋晓光 整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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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根据主讲人教授“中国赋学研究”课程的课堂录音整理而成，是继初编、二编各十讲之后的新十讲：辞赋讽谏、六义入赋、赋迹赋心、赋体丽则、曲终奏雅、古诗之流、不歌而诵、体物浏亮、祖骚宗汉、赋兼才学。主讲人针对辞赋艺术的主要特征，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在初编偏重赋学知识、二编偏重赋学体类的基础上，选择辞赋研究中的重大理论范畴进行讲解与辨析，生动活泼地再现了赋学的历史与批评。
本书在总结古代赋学理论方面，以广博的视域、深邃的思考，既拓开其理论内涵，又把握住关键转折，形象地展现出辞赋的历史与批评。在解析赋论范畴的过程中，主讲人以诙谐的语言、生动的事例、细腻的释解，期望达到古今贯通、雅俗共赏的学习效果，带来悦读经典的理趣。
许结，1957年生于江苏南京，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辞赋学会会长、江苏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辞赋理论通史”、教育部项目“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历代赋汇点校”等，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辞赋与图像关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辞赋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曾获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南京大学突出贡献奖，多次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已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文化史论纲》《老子讲读》《汉代文学思想史》《赋学：制度与批评》《中国辞赋理论通史》等三十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文艺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政大中文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
蒋晓光，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主持多项国家、部、省级课题，主要从事中国赋学、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撰有《汉赋与汉代礼制》一书，并发表一系列赋学研究论文。
/ 试 读 /
（摘自本书第十讲）
我曾经在一篇论文里面，从章实斋的赋论谈起，讲过一句也许比较绝对的话：诗重才情，赋重才学。在另外一篇文章《从京都赋到田园诗》里面也讲过这句话。后来又在《赋学讲演录》中说了，学生笔录，编辑成书，书的封背特别挑出了这句话，成为“经典语言”。这句话是说明诗与赋创作的不同点，一个比较重才情，一个比较重才学，也就是“赋兼才学”。
有关“赋兼才学”，可以从多面向展开，可以细致化，也可以宏大化，可以“退藏于密”，又可“充之而弥六合”。如果扩而大之，赋家的才学就是一种胸襟气象。你没有才学就没有胸襟气象。一讲这个人雍容大雅，主要指的就是气象，不是管你鼻子多大、单双眼皮，观人不在观容，而是通过容貌看其气象如何，这很重要的。看一个人的相貌，不仅是看眉毛、看眼睛、看鼻子、看五官身材等，还需要看配搭，所谓“倾国宜通体，谁来独赏眉”，观人要讲风度，观画要讲气韵，读文要有气象。说句老实话，学问做多一点，胸襟要开阔一点，你气韵就不同了。汉大赋之所以能够“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就是要观气象。
由此我们看辞赋的历史，早期的赋学问大，后来的赋学问差些了，我们的读后感是从气象走向技巧，赋的衰落也是这样子，气象越来越不行了，人们愈发追求章句与技巧了。不过，我们从文学自身的变迁来看，技法或技巧也是种了不起的学问。我们过去只注意中国文学的言志的传统，或者体物的传统，或者抒情的传统，多以气象为主。如果我们讨论中国文学的辞章传统，关注语言辞章学，这技巧也就很重要了。辞章学的学理是近代学者开始关注的，其中更多是技法，所以我觉得在看“赋兼才学”的时候，是从气象到技巧，要看清这一点。这种变迁非常明显，我觉得从赋论载体本身就能看出来，赋论载体本身就有着这种变迁。
对一个学问，如果要想做得稍微全面一点，敢讲话一点，就得做通史的工作。当然，通史只是比较浅近的了解，学问还没有真正进入，要深透，要发微。但发微是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的，因此首先是要了解通史。过去做学问也不容易，就是从头到尾地读嘛，十三经、二十四史先读，这些都读一遍过后，你就有些通了，也不能讲通才，可以说基本上通了。所以研究某一文体的通史是有好处的。我写辞赋理论的通史，好处就是对赋学有一整体的、全盘的了解，了解过后就能够在某些问题上把握一个大概，因为相关载体都掌握了，相关文献都整理过了，比如辞赋的文献，尤其是赋论的文献，我至少掌握百分之八十吧，这掌握得多了，也就能够讲得大致不差了。
早期赋论的载体是史传；到魏晋以后就多了专论，有了专集；再到了唐宋时代，主要是散论和赋格；到了明清时代，赋集和赋话占了赋论文献的多数。通过全面了解赋论的载体和文献，就能形成你的思理传统，明了从宏大的气象往技术化的转型。相较而言，历史上唐宋时期的赋论最不发达，多是散论，可是我们要关注赋学文献，赋论文献兴盛的时期要辨认，要重视一些，赋论松散的区域或时段也要关注。
我的经验是，赋论密集的区域，东西太多了，关注时反而会茫然一片，眼花缭乱，而一些时期零散的赋论看似荒芜，东西很少，你却能把握一点，揣摩出是什么原因和内涵，也很有意思。比如唐宋时期文学理论不发达，因为唐宋是文人化的时代，从唐代的浪漫文人到宋代比较谨严的书斋文人，那时文房四宝开始兴起，成就了书斋文学。在从自然文学向书斋文学转变的这个阶段中间，例如文人画就是个符号，有人说唐宋时代是绘画的文人化时代，就是这个道理。而这个时代确实理论不深，所以我在有一次演讲的时候讲了一个有趣味的比喻，后来就写在我一位博士生的论文的序言里面。
我开玩笑说，治唐宋的人把唐宋搞搞好也差不多，前后当然要了解，也不要做多深，这文人化时代是肥沃的中段文学土地。做早期文学的人要了解尾巴，明清尤其清人的那些东西，你如果搞不清，只做一个郑玄注，不晓得惠栋他们怎么讲的，戴震又怎么讲的，就麻烦了。做明清的人，不了解源头也很麻烦，因为明清的学者往往越唐宋而过之，做学问有时候不谈唐宋，唐宋不就李白、杜甫、苏东坡的文才嘛，而往往追到了先秦。
我的这个比喻就是：治唐宋之学是抓黄鳝，治先秦两汉之学和明清之学是抓蛇。我有这个形象的说法，关键是黄鳝和蛇我都抓过的，你没抓过，根本搞不清。我当时在农村插队，整天想逮野兔子吃，结果跑不过野兔，后来发现，野兔前腿短、后腿长，所以上升特快，上山时你跑不过它，而在下山的时候就能追到，我开始往山上追，累得要命，它还是一溜烟地上去了。我有追兔子的经验，黄鳝与蛇的比喻也是从生活中来的。
学问未必都来自生活，但生活可以带来学术的灵感。现在年龄长的有个群体叫插队知青，谈起革命精神，除了老革命，就算知青比较有气象了。我插队时在稻田里劳动，逮过黄鳝，逮过蛇。一看一个水洞冒泡泡了，你就逮逮看，是蛇还是黄鳝，手腕一伸进去，冰凉的，你赶快出来，那就是蛇，温暖的，就是黄鳝。黄鳝你难抓住的，太滑，一溜就跑了，怎么办？你就这么当中一抠，往上夹，头尾特高，这就是逮黄鳝。治唐宋之学的人，抓住了文学史的中段，就是这个意思。治明清之学的怕蛇可不行，我开始逮蛇有点害怕，后来经常有毒蛇在我脚边爬过去，就无所谓了，现在久不逮蛇，又开始害怕了。村庄的狗也很可怕，夜晚过一个庄子的时候，一群狗跟后头扑，你不能同它打斗，只能蹲下作拾砖块状，它就不敢上来，然后你就手持物件边退边走，狗以为你要砸它，但你千万不要把手上东西砸掉，那样恶狗就扑上来了。你看到那些鬼叫的狗，根本不要怕，因为叫狗不咬人，闷在那个地方哼的狗最可怕，闷狗咬人最厉害，它呼一下上来你就完了。你们没有这经历，我有这种经验。
前面说逮蛇，蛇来了怎么办？两种逮法，一个把它头打到，击中七寸，不打头它就咬你。一个拎尾巴，拎着赶快抖，直抖，不要抖得太重，它会卷上来咬你，把骨节抖散了，就解决了。捉蛇，一个击头，一个拎尾，扣其两端；抓鳝，得其中段。合起来就是舜嘛，舜“执其中”而“扣其两端”，国家就大治了。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我说就是逮黄鳝和逮蛇，简单得很，我们为民服务就像逮黄鳝，打贪官就是逮蛇。当然，用之谈学问是我的发明，所以写在序文里，以明确其著作权。
参见《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研究·序》：“我曾戏言习中国古典文学者，治唐宋者如抓‘鳝’，以中指执其中身，旁两指助力扣住即可；而治先秦两汉或明清者则如捉‘蛇’，或击头部‘七寸’，或执尾部速拎起而抖动之，以松其骨。执尾抖动，骨节尽松，力必达于首，此新‘捕蛇者说’。”（载潘务正《清代翰林院与文学研究》卷首，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做学问也是这样，要顾头观尾，抓住节点。整个赋论的历史是个大的变迁，“赋兼才学”的内涵也随着变迁而有所更化。我前面讲的，赋论史的大变迁也符合文献载体的变迁，从史传到专论，到唐宋文人化的散论，然后为了科举考试闱场写赋出现了围绕创作技术化的赋格、赋谱，再到后来明清时代大量赋集和赋话出现，这是相对独立的赋学批评文献，其中就包含了一个大的变迁。
除了所谓的载体文献，从体类批评也可以看到不同。我前面讲过《汉书·艺文志》的诸家，那就是笼统的诸家。到后来刘勰的《诠赋》讲汉赋“十家”，就是名家，然后又讲“鸿裁”“小制”，什么叫“鸿裁”？“体物写志”的大篇。“随物赋形”是“小制”。赋的体类直到唐宋以后才渐渐成熟，骈体、散体、律体，还有文体赋。明清时代以体类为赋学的批评方法，已是常见的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变迁，在这个变迁中，还有对修辞的态度问题，批评家对赋家修辞经常带着偏见，尽管汉赋家那么铺张扬厉，那么辞采纷呈，但是他们总是批评这个东西是“虚辞滥说”，因为其中始终有一种经义思想。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伴随赋论的变迁，这种批评也发生了变化，从批评“虚辞”到渐渐容受，辞章也是美丽的，甚至于到后来就对用词铺陈有所赞扬了。你看，到后来赋话里面对前贤创作的评论，和赋集评点里面以美丽的语言来评点赋家美丽的语言。赋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修辞的艺术，得到了相对的承认，这也是赋论的一种进步，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赋兼才学”的发展。
这样的一个变迁，正构成了由气象到技巧的变迁，气象是才学，技巧也是才学。读汉大赋是“体国经野”，以京都赋为重镇，其语言艺术多是围绕气象而展开的。汉大赋固然语言非常复杂，非常老到，甚至非常错综，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描写“八川分流”的时候，那些动词的运用是非常讲究的。他写了水的流向和声音，每四个字里，前两个字写流向，后两个字就必然写声音；反过来接着写四个字，先写声音，然后必然写流向。这是很讲究的，否则怎么叫修辞的艺术？这些细微的描绘，重点不在技巧，而是将技巧蕴含于大赋的场景与气象中。那一段直贯而下的词语表现的声音和流向，构成了宏大的气象，就像黄河壶口瀑布一样，到壶口瀑布才晓得黄河的那种气象。我曾因中央党校学习，随队伍去了壶口瀑布，列队站在那里唱《黄河大合唱》，黄河瀑布的声音那么大，再多人唱也听不见，这时才感受到自然力的强大，才联想到赋家摹写自然力的强大。《上林赋》是宏大的气象中融织进了一些技巧，技巧都体现在大的气象中的动作与呈现。这是汉大赋所呈现出的明显的才学，在“赋圣”司马相如的作品中非常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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