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红军过草地》。长征中，红军高举旗帜，在恶劣的环境中英勇前进。（张文源绘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西侧广场正北侧中间，大型雕塑《旗帜》迎风招展、气势如虹。旗帜，自古以来就被作为一个组织的标志，更彰显着一个群体的信仰。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在旗帜的指引下，我们党一路凝心聚力、正道前行。以“旗”来代表民族、组织、集团和国家的形式，由来已久。在中国古代，旗作为氏族、王朝、军队的标志，用于区分彼此、识别同类。尤其在行军作战中，旗帜传递号令、指挥军队，指引着士兵沿着正确的方向行进。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并非伴随党的诞生而出现。在革命初期，党的先驱者们还来不及将一个崭新的革命党应具有的一切准备周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是在革命斗争的发展历程中，在不断摸索中成熟、在砥砺前行中亮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明确统一的旗帜与徽标。早期，党的活动受共产国际指导，党的会议也多用俄共（布）的苏维埃旗帜或马克思、列宁画像。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更好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出于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打出自己的旗帜。直到南昌起义，仍使用国民党的旗帜，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八七会议后，出于对革命形势的清醒认识，毛泽东多次提出有关旗帜的问题。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在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郑重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再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我们则应立刻坚决的树起红旗……”这里的旗帜可理解为两个意思：一个是具体的旗帜，一个是观念上的旗帜。经部署，参谋何长工等设计制做出了一面工农革命军“镰刀斧头”军旗：旗底全部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一颗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角星内有镰刀、斧头，分别代表工人、农民；旗面左侧靠旗杆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上面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这面“镰刀斧头”军旗被用在秋收起义中，部队也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工农革命军用的是共产党自己的番号，彻底告别了旧军队。它区别于国民革命军，完全是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一时期有一副楹联流传甚广，上联是“斧头劈开新世界”，下联是“镰刀割断旧乾坤”，彰显了革命者改天换地的豪迈气概。就这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旗”成为中国共产党真正亮出的第一面正式旗帜。旗帜决定方向，道路决定命运。在“镰刀斧头”旗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从此不断壮大，不断成长，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第一面旗帜诞生后，党的旗帜仍然在不断规范、完善。起初，“镰刀斧头”旗成为各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图腾”，随处可见。有人提出，党旗中的“斧头”不足以代表工人阶级，应当改换为“锤头”，与苏联的旗帜相一致。1933年4月，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党旗中的“斧头”图案调整为“锤头”图案。1943年，又保留象征工农联盟的“锤头镰刀”，去掉原来旗帜上的五角星，用来与苏联的旗帜相区别。1943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窑洞里召开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正式确定了党旗的式样，中国共产党制作的第一批规范的党旗在延安诞生了。中共七大会场上，党的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悬挂党旗，它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六大没有正式党旗的历史。在与时俱进中，党的旗帜日臻完善。1949年，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颁布，党旗与军旗正式分设，这是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的重要标志之一。1996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更加完善了党旗党徽的式样和使用。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党徽党旗写入了党章。旗帜立起了，人便有所指望，便知所趋赴。在旗帜的感召下，人们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旗帜不倒，信仰不灭，意志不死，这就是旗帜的力量所在。正因如此，多少先烈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誓死守护这面旗帜，毕生追随这面旗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千回百折，困难超乎常人所能忍受和想象。当时，红军指战员平均年龄不足20岁，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是什么力量支撑着红军战胜千难万险，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是红旗，是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崇高理想不怕牺牲、甘于奋斗的精神。有战士回忆，“战士们举着的红旗在迎风招展，我们的队伍像奔腾的铁流，涌向前方。此情此景，真是壮观万分，我们的心情也实在难以用语言表达。”如此艰难的跋涉，战士却用“壮观”一词形容。我们感受到的竟不是生死未卜的悲壮，而是革命者一往无前的大无畏态度与光明乐观。它们的来源，正是那面红旗所指的方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建立一个新中国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灵魂所系，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是大无畏精神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力量源泉。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而此时的重庆，还处在国民党控制下，尚未解放。10月7日，关押在白公馆的罗广斌放风时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他激动地把这个消息传给难友们，大家兴奋不已，耳语欢呼：“新中国成立啦！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此时的他们是多么高兴啊，因为他们浴血奋斗的目标——建立新中国，终于变成现实。夜已深了，革命者们都为新中国的成立激动得不能入睡。他们围坐在一起，畅想着新中国的样子。眼见此景，罗广斌有了个主意。他动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争取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大家并未见到过五星红旗，只是从报纸上得知，新中国的红旗上有五颗星，却不知它们怎么排列。罗广斌提议，将一颗大星摆放在红旗的正中央，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分别放在红旗的四个角上，象征着全中国四万万同胞，紧紧地围绕在党的周围。罗广斌用自己被捕时带进监狱的红色被面，用黄草纸撕成五角星的样子，再用米粒黏在被面上，凭借着想象将这面“五星红旗”制作了出来。红旗做好后，大家高兴地吟诵道：“这是我们的旗帜，鲜明的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随后把牢房墙角边的地板撬起一小块，将红旗叠起来，小心翼翼地藏在地板下，准备等到重庆解放那天，高举着红旗冲出去。这面“五星红旗”，给了大家巨大的精神力量。哪知，这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特务对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除少数人突围，殉难者多达300余人。而绣红旗的几名志士中，除罗广斌脱险外，其余同志都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那些为民族独立献出鲜血和生命的革命志士，最终也没能看到真正的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子。他们人虽然倒下，可他们用生命“绣”出的“红旗”，却永远高高飘扬。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旗的制作过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修水县城内的几十名裁缝师傅主动请缨，义务承担军旗的缝制任务，布店的老板无偿献出红布料。有一位樊姓师傅动情地说：“我们祖祖辈辈受尽了土豪劣绅的压迫，今天才算在军旗上看见了‘工农’两字。我们即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尽快把旗子做好。”“工农”两字，看似简单，却是当时中国社会积蓄已久但未被激活的庞大能量。在过去的救亡图存中，一批仁人志士或苦于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或没有发现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均宣告失败。只有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找到了解救中国的药方。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从来没有自己的私利，依靠人民创新创造，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就是为什么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就是选择把党放在心中，一心一意跟党走，为党贡献自己之所能。新中国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就是上海一家通讯社的普通职员。他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说：“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自量力，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这就是一颗最朴素的赤子之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西侧广场，观众拾级而上，逐步靠近走近亲近这面党旗，会发现在一个天然的基座上，旗帜从空间里长出来，犹如自土地里孕育出来，从历史里飘扬出来。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共产党正是孕育在人民土壤里，从人民中走出的先锋队。从前，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染红了红旗，守卫国土；今天，我们把党旗插在脱贫攻坚战场上，飘扬在疫情防控一线，五星红旗翱翔于太空，深潜到海底……一面旗帜，胜过了千言万语。有了旗帜，就会有思想统一，就会有目标汇合，就会有万众一心，就会形成强大的合力，产生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和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效果。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最高理想，也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一百年后，一千年后，以至于更遥远的未来，这面伟大的“旗帜”将依然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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