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绿屋里的端午节

 每逢端午，吴同文必一身长衫马褂，诚恐诚惶率众子孙祭拜。我时常在想，他当时内心拜的究竟是吴家的祖宗还是他那不知名的生身父母？　

位于北京西路铜仁路路口的绿房子，屋主吴同文。吴家祖籍江苏吴县，大约从吴同文的祖父起已移民上海城里（南市）。据我婆婆（吴同文的大千金）说，太平天国时清政府围剿“小刀会”，上海城里一度成为围城，吴同文的祖父母因此饿死在城中。与吴同文的岳家苏州贝家相比，吴家至多只算殷实。吴同文早年在贝家的颜料行“谦和靛青行”学生意。　　

吴家没有儿子，只得一个老姑娘女儿管家。 1905年刚过端午不久，她偶然发现在家门口有人遗下一个竹篓，里面是一个刚出生的男婴。襁褓内有一张写着男婴生辰八字的红纸：农历乙巳年端阳某时某刻出生，肖蛇。吴家小姐一看是个男婴，心里一动，这不是送子观音给送上门的吗？即刻差人拿着婴儿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算了半天，沉吟着说：“这就奇了，这个小毛头的命理明明是个穷命，且生于端阳又属蛇，这个命可‘凶’了，但从命格上看，却又是享不尽的一世富贵，这似乎不合情理，唯有只能以他的阳寿来抵，可能‘寿’字上只能缺一点了。 ”这个男婴就是吴同文。后来，吴同文只活了61岁。　　

果然，吴同文因聪明伶俐，非但娶得贝家九小姐为妻，自己在生意上也风生水起，十分发达，特别在开发绿色颜料上赚得满盆满钵，因此自认绿色是他的幸运色，就此造了豪宅绿屋。　　

绿屋在当时属超现代设计，但吴同文却在底层专门建造了一间与全屋风格截然不同的古色古香的“家堂”，专以祭拜先人。家堂内正中是一张硕大的同样大红描金的供桌，桌上是一对电蜡烛，常年亮着，只有在正式祭奠时才换上香炉、蜡扦等祭具。正对供桌的是一座落地佛龛，佛龛里供着吴家历代先人的牌位。　

屋主的生日是端午节，为了忌“冲”，吴同文似乎除了大生日外是不做生日的，1965年在上海大厦的60大寿是他最后一次做生日。但绿屋的端午节却是十分隆重。早在端午前几个礼拜，已从苏州乡下运来大批碧绿生青的棕箬，然后就是颇为壮观的裹粽工程。旧时上海人家很少去外面买粽子，都是自家裹的，并以此为礼品互相赠送，鲜肉粽、豆沙粽、赤豆粽、碱水粽，色色齐全。绿屋的厨房间设在底层，窗开出就是北京西路，有百来个平方。端午前一个礼拜，厨房都要为裹粽子让路，这还不够，还要扩张到后院夹弄。由吴同文太太亲自坐镇。说来读者不信，堂堂的吴同文太太（娇滴滴的苏州狮子林长大的贝家小姐）包得一手好粽子，我婆婆也深得其传。今人想象旧时的千金小姐、富家太太，不是跳舞开派对就是周旋于各名人显赫之间，这是交际花而不是名门太太了。那时的名门闺秀，都要学得一手好厨艺和结得一手好绒线，连教会女校都设有家政课。　　

端午节是大节，自然要祭拜。仪式在中午举行，这时绿屋的家堂就热闹了，一应祭具都擦得亮锃锃地摆出来。祭具都是吴太太的陪嫁。旧时上海人家嫁女儿，必有一套完备的祭具，大多为锡制的，以示庄穆。照规矩，祭拜时应一一写下历代先祖的大名，称“签条”，我丈夫年少时就经常当这个差。解放后怕戴上“宣传迷信”的帽子，这一道就免了。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每逢端午，吴同文必一身长衫马褂，诚恐诚惶率众子孙祭拜。吴家姑奶奶（吴同文的姐姐）也必到场。另外，祭拜时，特别要关照小孩，香烛一点上，说明祖宗已到位，就不能触碰供桌，以免惊动先人。酒过三巡后，就要送祖宗，还是由吴同文主持。家堂外有一个大香斗，里面已铺满锡箔。吴同文逐一将“签条”放入炉中，绕着香炉周围再洒一圈酒，然后点火祝祷送先人回去，就此仪式结束。我时常在想，他当时内心拜的究竟是吴家的祖宗还是他那不知名的生身父母？　　

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再加上绿屋一楼、二楼被紧缩了，如此大规模的端午祭祖已大大简化了。但端午包粽子和祭拜先人这两条底线，吴同文始终坚守着，只是祭拜活动移到4楼，长衫马褂改成了人民装。直到1966年，吴同文与姨太太双双自杀在绿屋内，绿屋的端午节就此垂下帷幕。

（本文刊于解放日报 2012年06月26日第15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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