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化的高校贻害中国
最近，中国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再次跃入人们的视线。这样一个提了多年的老问题，为什么始终难以解决？
应该说，高校行政化是中国“特色”之一，也是中国高校表现最严重的病症之一。就规模而言，全球只有中国拥有如此众多官僚色彩浓厚，行政干预无孔不入的高校。如果严格按照西方“大学”的定义，中国恐怕没有一所可称之为“大学”的学校，此“大学”非彼“大学”也。原因正是行政化与大学精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中国高校行政化产生的根源，简单说便是，政府投资建设了高校，似乎管理和维持高校的运转也是政府天经地义的责任。其实，这是一种误区。国外发达国家如美国也有许多公立大学，其中不少声誉卓著，运行高效，但我们很少听到他们的学校因行政化而出问题的。这表明，无论是政府投资的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符合大学自身要求的治理机制。
遗憾的是，中国高校未能建立起符合现代大学要求且彼此配套的管理体系。原因是，中国高校一直以来就是执政党的一个棋子，是有着行政级别的政府机构。这一点在共产党执政之后逐步强化。在“文革”期间，高校是急先锋，学校各项教学活动处于停摆和瘫痪状态。后来的改革开放，本应给中国高校带来一些改革春风，然而，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愈演愈烈的行政化束缚了高校的手脚，限制了学校的健康发展。今天的高校俨然成为中国各项改革事业中最难啃的那块骨头。
与欧洲动辄几百年建校历史的高校相比，中国高校实属年轻。二者间本不具什么可比性，但既然中国要办大学，就应该让大学具有基本的精气神，绝不是盖几栋高楼那么简单。中国高校虽经几轮数量上的“大跃进”，但本质并无多大改变。难怪有学者断言，中国只有一所教育部大学。
现实中，中国大学是官场，各类资源依行政级别进行分配，谁官大，谁就能霸占更多的学术资源，在职称评定、课题研究、资金分配和论文发表等等一路绿灯。“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的现实，已经严重偏离了大学的要义。
此外，中国高校还有着其他政府机关的一切通病。一方面，高校行政化泛滥，另一方面却缺乏有效监督，使得不少高校成为贪腐的重灾区。一些高校领导拉帮结派，任人唯亲，颐指气使，飞扬跋扈，全然没有一点学者样，更别提什么教育家了。部分高校领导竟自行设置奖项，自己给自己颁奖。他们与从前官场上混的县太爷没什么两样，一些校长的做派还让人联想到影视片中黑社会的老大。
上梁不正下梁歪。行政化诱导着教职员工的行为，造成的影响和后果难以估量。例如，大学中的许多人对当官心向往之，趋之若鹜，而对坐冷板凳进行学术研究则提不起兴趣。一些刚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不是潜心研究和教学，而是费尽心机拼个一官半职，在“积极要求进步”的感召下做着当官的梦。有时面对领导的训责和压榨，还要卑躬屈膝，谨小慎微。另外，他们还必须能随叫随到，因为有大量的紧急会议在等待着他们，他们的工作节奏完全不像按部就班的教学人员，更像为各种突发事件待命的消防队员。这不能怪他们，都是制度惹的祸，因为官职不仅与获得的各种资源相关，还与五花八门的津贴和退休后的待遇相捆绑。当上官后，本该由学术能力决定的职称评定也变得顺畅起来，似乎当了官，学问也变好了。
中国高校一般拥有党政两套班子，领导班子不和，闹别扭是常有的事。此外，团委和学生会系统也十分庞大，他们有编制、有办公场所，还有经费。团、学部门经常会照葫芦画瓢地模仿上级，举办活动，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几年前，一则高校团委和学生会已成藏污纳垢场所的媒体报道，一度引发社会热议。行政化已经使得今天的中国高校难有一块净土。
当大学里的教职员工被大量行政事务弄得团团转的时候，他们的教学和研究自然会受到影响，最后的受害者将是广大的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化贻害了中国的未来一点不假。
事已至此，那中国高校如何去行政化呢？我们不应指望高校内部推出什么有效措施。因为只要校长由上级任命，去行政化就不可能彻底，更何况学校还有一大堆处长和科长，他们苦心经营换来的一官半职能轻易拿掉吗？不大可能，他们会阻扰，尽管他们多数人都知道自己的工作对高校毫无价值，甚至有害。于是，剩下来的选项恐怕只有借助外部力量了。
外部力量可以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依靠顶层设计，由上至下强力推行。考虑到中国一竿子捅到底的垂直管理体制，执政党通过一纸命令变更大学管理模式并非完全不可能，如废除高校行政级别，全球招聘校长等。当然，这需要决策者的智慧和勇气。如果他们希望被历史铭记的话，这种努力仍是值得的。
第二，考虑到目前中国高校大都由政府投资和管理，很多高校早已陷入资不抵债、负债累累的境地。为此，可以借鉴国企改革初期的一些做法，如国有不国营，甚至可以不再国有，拿出一些高校进行转让或拍卖，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包括有资质的外国投资者参与进来。同时，政府完全退出高校的运行管理，取得经验后再推广。这方面的步子完全可以大一些。
上述两种思路都属上级推动，因而可以很快见效。需强调的是，这些看起来有些激进的改革措施，所引发的阵痛和成本未必高过那些一拖再拖、久不见效的渐进式改革。从不误人子弟的角度考虑，高校去行政化恐怕比中国其他任何改革议程都更迫切，也更重要。这个问题不应再拖了。
第三种就是社会力量办学。这是一种长期的努力，政府可借鉴国企改革的经验，放松教育领域的管制，让有条件的社会力量包括外国参与者办学，并给予同等地位和资质，让不同体制相互竞争，孰优孰劣自会有结果。
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这些生产实物的企业相比，生产人即培养合格人才的中国学校，在质量方面的进展却乏善可陈，令人失望。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为什么中国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仍在困扰着人们。
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远一点的话，会发现中国这些年的改革可能走了弯路。中国本应在成就人的各项事业中取得更多成绩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生产对了，其他一切似乎都不成问题。然而，目前的改革问题重重，一个原因似乎是，高校体制并没有教育出“对的人”。
来源：FT中文网
作者：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