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英雄 | 公益影像发展计划“镜/像/人/生”系列展映的首场活动回顾
10月15日晚上7点，由优酷、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中国公益影像发展计划”，在西海西沿10号院-西海艺术馆举办了“镜/像/人/生”系列展映的首场活动。来自公益、媒体、医院、院校、法律等多元背景的观众共同观看了反映无国界医生在非洲三国参与埃博拉疫情人道救援的纪录片《历尽苦楚》。在放映结束后，五位特约嘉宾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谈，并与观众互动交流。
△ “镜/像/人/生”系列展映系列首场活动海报
现场对谈的五位嘉宾：无国界医生驻华医疗代表雷康德医生（Dr. Michael L. Rekart）；无国界医生中国媒体经理魏保珠女士；无国界医生救援人员，妇产科医生蒋励博士；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杨泽琪先生；及主持人，优酷公益主编张茹玮女士。（活动及嘉宾介绍请点击此处：这部电影，带你亲临生死一线 | 公益影像发展计划-“镜像人生”放映会第一场）
以下是对谈及观众互动环节的内容。
△ 嘉宾与观众在西海艺术馆观看纪录片《历尽苦楚》 摄影：小樹
张茹玮：我们先从这个片子开始，我想先问一下各位看完片子的感受。
蒋励：我也是一次完整地看这部片子，还是挺感动的，虽然我也参加了无国界医生救援的活动，但是因为我从事的妇产科的活动，项目上虽然也会有生与死，但是我觉得像埃博拉这种状况下它带给你那种疫情在爆发之后的生命的流逝，你作为医生的无力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这部片子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震撼的一个体验。
杨泽琪：最大的感受是纪录片把在非洲做工作的所遇到的困难记录下来了。当地社区对医护人员的不理解，觉得是把他们的血拿去卖钱的，其实在非洲工作经常遇到这种跨文化交流的障碍。无国界医生，通过他们的坚韧去把它克服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张茹玮：跟扶贫基金会在非洲开展的一些项目工作会有区别吗？
杨泽琪：有区别，也有联系。我们在非洲有一个项目，是在非洲的干旱地区修水窖，41口水窖。做这个项目时，我去看当地人在有水窖之前怎么喝水，他是这样的，他们挖了一个坑，下雨的时候水就在这个坑里，这个水不光人会饮用，他们的骆驼也（从中）饮水，人也是从这个坑里去打水，他们就直接喝，也不会烧开水，大家可以想像卫生条件有限。所以我会看到一方面这个工作跟我的工作有所区别，因为我们的工作更希望在这些突发状况发生之前去帮助他们；另一方面我看到非洲的很多社区对卫生知识掌握不足够，最后导致的结果。
△ 主持人张茹玮（左）与对谈嘉宾杨泽琪（右） 摄影：小樹
张茹玮：谢谢您的分享。我想问一下雷康德医生，埃博拉可以说真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无国界医生是如何去介入的？
雷康德：疫情在三个国家爆发的头6个月，无国界医生是最早在那边开展工作的，之后有其它的机构也介入进来了，当时无国界医生也有起到引领的作用。
张茹玮：那在刚介入的时候，当地人以为我们用一些巫术窃取他们的器官以及血液。这样的情况我们如何应对，这是最大的困难吗？
雷康德：的确是一开始会有很多的猜疑，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影片中埃博拉管理中心它没有建起一个高墙与世隔绝，它是这种塑料布的这样一个屏障，然后当地的村民是可以从外面看到里面发生了什么，而且对于这些埃博拉病人来讲他们可以有访客，这些访客只要他们不进入到中心里面，他们隔着围栏是可以跟病人交流，跟他们对话，知道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是可以帮助到当地人理解这个事情。另外这些病人痊愈了以后，他们也会回到村子里面，他们也可以告诉当地人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张茹玮：就比如说我们跟村长，甚至可以跟一些酋长谈合作，可能克服在当地执行的困难。
△ 无国界医生驻华医疗代表雷康德医生（中） 摄影：小樹
张茹玮：我想问蒋励，可能您不太一样，因为您所在的是阿富汗、巴基斯坦这样的地方，它是属于战乱的地区，首先我很钦佩这样的勇气，听说你其实辞了自己在很好的医院的工作，去到这样的一些战乱地区去做医疗服务，是什么给你带来这样的勇气。
蒋励：我觉得在成为医生，或者说在成为医学生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都宣过誓，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在进入北医的时候我们开学典礼上大家一块宣誓，然后有一句话叫“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所以其实作为医学生或者作为医生来说，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理想，想要去到需要帮助的地方，帮助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对于我来说，是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得不到实现，后来因为刚好我工作的时候，我一个上级大夫屠铮，她是内地第一名加入了无国界医生的医疗类救援人员，于是从她的身上，我看到这个所谓小小的梦想，它是可以实现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做相应地准备，然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去加入无国界医生。我觉得加入了之后它给我的感受确实跟我当时想象的一样的，可以实现一个医生最基本的，所谓的初心，没有别的其它的东西，只是考虑说我怎么样去发挥我医疗的专业的技能，去帮助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在那个环境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我提供帮助，然后对方接受帮助，但是对方也会反馈给我信任和善意的关系。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我也希望将来在合适的情况下继续参加。
张茹玮：因为刚才我们在片子时也看到我们身边救援的同事，可能他们也感染病毒去世，实际看到这儿我当时有点动情，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去面对死亡的问题，你是如何去调节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参与救援的人，甚至我参与地震救援，地震救援的记者也跟我说，回来之后心灵久久不能平复，对于他们来说有时也是一种创伤。
蒋励：刚才影片里那个儿科医生，是非常触动我的，她说在这个环境工作的时候，你必须忘掉那些失败或者死亡的病例，然后去记住那些康复的病例，因为这样的话，你才能往前走下去，而不是停在这种情绪当中，我觉得是的。虽然在我的任务当中没有遇到失去同事的情况，但是确实也有失去病人的情形。尤其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通过我们的干预孕产妇死亡率可以迅速地下降，但是新生儿的死亡率始终居高不下，因为它受非常多客观条件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出第一个任务的时候情绪有比较大的波动，但那个时候你会通过跟同事的交流，跟家人的通话，慢慢地调整自己的情绪，慢慢地学会我什么时候要把情绪开关关掉。我不会去想象这个病人如果他是我的家人或者说这个孩子是我认识的孩子或者我的孩子会怎样，因为当你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会非常难受的，因为你会想到他们在一个好的环境中不至于失去生命，但是在这里你没有办法，是不能去想的，所以我后来就学会在这种时候，尤其在工作的时候把这个开关关掉，不去想，只是关注你手边的工作，即便有病人去世了，睡一觉忘记然后重新开始工作，把你自己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其实是忘掉这些最好的办法。
张茹玮：我也想问一下雷康德医生，因为我刚才也看到，您直到现在，好像都不太敢直面这个片子。
雷康德：在埃博拉的项目的时候没有遇到同事去世的情况，但是的确看到会有一半的病人会去世，包括年幼的孩子、孕妇，这种情况是很难受的，这个时候关注点马上又转移到另外一个病人，要去另外的病房去照顾下一位病人，（项目结束后）回到家里的时候会有时间想这些，回到家里的情况会更困难一点。
△ 无国界医生救援人员蒋励博士 摄影：小樹
张茹玮：说实话我们这是一个对谈，不是论坛，大家可以轻松轻松一些，我们需要时间从片子里走出来，所以稍显有一点沉重。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各位，尤其好多做公益的同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站在去救助的角度，会不会有人质疑我们，觉得你是个人英雄主义，是站在英雄这样的角度去做这样的事情，有受到这样的质疑吗？
杨泽琪：倒是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质疑，但是经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为什么要出国做项目。与无国界医生不一样，扶贫基金会做很多项目还是和助学发展，学校供餐、水窖、教育培训这些项目。这些项目都存在一个我们经常要回答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出国做项目，而不是在中国国内做。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确实仔细思考，我们自己的责任到底是什么，爱这个词到底有没有疆界。我们自己思考这个问题的结果，觉得爱是没有疆界的，而且随着现在中国人越来越多走出去，我们到底向对外传播的什么形象，是不是在国外做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我觉得这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蒋励：其实接着刚才泽琪的话说其实我也被问过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跑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去做医疗援助，中国有那么多需要帮助的别人，你为什么不做。我觉得是这样的，我去做医疗援助，我并不是脑子一热我就去做了，我需要评估提供医疗援助的组织或者机构它的理念和我是不是契合，以及能不能真的为这些病人提供帮助，无国界医生是我评估过之后觉得非常值得参与的组织，所以参与到他们的项目活动当中，实现我小小的理想。另外一个我会觉得各方面的安全都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无国界医生在国内暂时没有相应的项目，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国内做。但是中国医师协会下面，成立了医生的志愿者工作委员会。我也参与其中，这个委员会希望开展中国医生的志愿活动，去帮助到中国老少边穷的病人。所以我觉得大家有不知道背景或者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这都是OK的。
无国界医生经常做一些分享，让大家理解这样的组织，更加理解这些医疗援助的人员。包括我被问到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说“你去的都是这种伊斯兰国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这样极端的恐怖主义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那你做妇产科医生，你去那儿帮他们接生了那么多孩子，是不是就接生了那么多的小恐怖分子？”我觉得你不可否认我帮助到的人或者这些孩子里头将来或许会有一部分人走上那样的道路，但是作为医生，我没有办法做道德上的判断，我没有这种权利。这不符合医疗的伦理和道德，作为医生只要是病人需要我的帮助，我就为他提供帮助。至于其它的，我在他生命或者健康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不能考虑那么多，其他的会有其他的方法来解决，但是作为医生我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所以会有这样的声音，我特别理解，但是我会有我的想法和坚持。
张茹玮：明白，我想这个问题很多人想问的，尤其在战乱地方我们站在哪边，站在人道救援的角度来看，挽救救生命，这是第一位的。
雷康德：不是想当英雄。我并不是去那边当英雄，在加拿大也有这样的病人，也有医疗的问题，但是加拿大会有很多医护人员。我在非洲工作过，在非洲有一些人因为很小的病症就会失去生命。我在那边治疗病人，很多时候会挽救病人的生命。我在加拿大工作了40年，在40年医生的生涯里面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真的有挽救生命，但是在非洲一天工作之后，我可以知道自己确实挽救了一些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是有点自私的，因为我充分发挥了自己作为医生的角色，这也是非常满足的体验。
张茹玮：我们今天在座的几位，你们工作的地点其实有很多都是有危险性的，当你踏出家门那一刻，去往一个有可能回不来的地方，怎么平衡家庭跟自己工作的关系，你会有这样的恐惧吗？
蒋励：我不是脑子一热，我是有点理想主义，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现实的，所以在我决定要加入无国界医生之前我是认真地评估过的，我觉得无国界医生凭借它的组织或者多年的工作经验，去到的地方固然危险，但在去做之前都会给我们相关项目的报告，去到任务的时候会有非常详细的安全条例一系列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我相对是比较安全的，当然没有绝对的安全，你即便生活在和平的年代里，生活在北京这个城市，你也有可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评估之后，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就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在项目上当然也会有一些危险的情况，但是总体我觉得项目会有应对的机制，保证这个过程非常透明地，发生了什么，我们怎么应对，它都会非常及时地做应急，会有担心的时候，我会担心我回不来，因为我们在任务快结束的时候，在我们附近有一个省发生了针对红十字会的袭击，安全局势的改变也会影响到交通，所以我那时候担心我们怎么回去，我是有过担心但是总体还好，其它的没有太担心。至于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我还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家先生非常支持我的。
张茹玮：是这位吗？
蒋励：对对对。
张茹玮：我们给家属鼓鼓掌。
蒋励：他是在我决定加入无国界医生第一个站出来对我表示支持的人，在那之前同事或者朋友虽然会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多少会觉得说有点太过理想主义了，他是第一个对我表示支持的人。只要他支持了，父母那边都还其实比较好搞定。所以家属支持很重要。
（鼓掌）
张茹玮：我为什么刚刚洞悉了这一切，是因为当我提问到说走出家门的时候两个人相视一笑。我大概就知道其中的关系。
△ 嘉宾与观众在西海艺术馆观看纪录片《历尽苦楚》 摄影：小樹
张茹玮：我想知道我们在去埃博拉战斗这样有危险的工作，无国界医生是如何给我们参与的这种救援人员支持，或者如何来保护他们的安全。
雷康德：的确像蒋励说的在无国界医生前线的工作可能会比在北京和温哥华风险会更大，更危险，但是无国界医生在项目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保证国际救援人员和当地员工的安全，在影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防护感染的措施，包括这些人进去的时候穿着防护服，这些方面都是为了确保项目的安全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然后从平衡家庭和工作，因为我的孩子长大了，在这方面的家庭责任尽到了，考虑到项目风险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而且我应该尽的责任也都尽到了，所以就觉得很幸运能有这样的机会到这样的项目上去工作。
张茹玮：家人是背后的真正地英雄。像国际人道救援或者医疗救援其实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不知道在座的三位看来，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应该如何去参与这样的人道救援的工作。
杨泽琪：我理解这个问题的意思大家在辞职做这个工作前做什么样的准备。
张茹玮：准备是一方面吧。
杨泽琪：我参与这些工作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我对国际救援没有概念，我第一次觉得我出来做工作需要做很详细的准备是在2015年4月西藏、尼泊尔地震的时候，我在尼泊尔地震救济救援阶段差不多结束了，我去做灾后重建的工作。我读过关于地震的书籍，但是我没有经历过，有一天我在尼泊尔办公室一个小楼，我在二楼做工作，然后突然发生了地震，其实也不大，4级的余震，所有的其他人都跑出去了，就只有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就那次，我感触特别深。一个4.0级的地震，其他人跑了，就我一个人在那里，但万一这是一个7点几的地震，这个风险就很大了。这是我第一次对我所面临的未知的风险，对我触动很大，我觉得需要做详细地准备，很多咱们国内的出国的时候是没有详细地准备，很多人跟我说过一个事。他们跟我说我出国之前打过疟疾的疫苗，所以我不会得疟疾，但是据我所知现在没有疟疾的疫苗。
蒋励：吃药。
杨泽琪：所以这些人一旦得了疟疾，他们觉得自己打了疟疾疫苗没有事，其实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我觉得如果参与到国际人道救援，准备好相当的知识，对当地的情况有详细地了解，就像刚才蒋励说详细地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蒋励：对于我来说，我做公益，或者参与人道救援的初衷，没有那么高尚。我其实是为了实现作为医生希望得到那种满足感，被需要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觉得有一些东西打动到你，触动到你，满足到你，能够让你自己觉得高兴、开心，做这个事特别有价值感就可以去做。至于说参与到国际的人道救援工作，我不主张所有人都像我一样，辞个职就去了，因为我当时辞职我也是做好准备了，所以我觉得以我的专业背景，我辞了职，我干了我想干的事回来我要找到一份工作不难，我会有这样的评估，不是我什么都不想了。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考虑好自己现实的条件，如果说非常灵活当然可以做更国际的项目，但是如果暂时走不开，暂时有家庭的牵绊，也可以从身边的事做起，比如说像刚才开场之前放的公益的小片，我认真看了，其实都是挺小的事帮助到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让自己和别人开心，做一些有益的事都可以的。
张茹玮：其实最简单的，今天来现场的可以拍照片发个微博朋友圈鼓励公益的传播方式。
雷康德：因为无国界医生除了医生之外，还有非医疗人员，包括有后勤人员，财务人员，工程师，还有水利卫生专家，这些专业人士也是可以加入无国界医生。这次影像展是非常好的机会，无国界医生也有自己的微博、网站，还有我们救援人员分享的救援故事，通过这些活动能够关注到无国界医生工作的地方，能关注到我们的人和故事也是对我们很好的帮助。
△ 无国界医生驻华医疗代表雷康德医生（左）与媒体经理魏保珠女士（右） 摄影：小樹
张茹玮：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这个问题想问一下保珠，因为保珠也在无国界医生工作了10年的时间，之前也是一个媒体的记者，我们知道这部影片其实也是无国界医生花了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去精心做的片子，你如何看待影像在我们工作当中的力量，那对你们的实际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魏保珠：这部影片中有一个镜头是在几内亚，当地人不知道在埃博拉管理中心发生了什么事，无国界医生健康推广员去到村子里时，会组织大家一起来观看影片，来看一看埃博拉中心里面到底什么样的设置，那里面有一些什么事情发生，病人去到那里经过什么样的治疗，通过那段影片，大家有了直接的了解。我想他们坐在那个小小的房间去看那段影像时跟我们现在观看这部影片时一样认真，也一样得到很多启发。我觉得影像有非常神奇的力量，当我们听到埃博拉夺走一万多人的生命，那时候我们听到的是数字，但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的脸，他们的故事，感觉到他们的生命和我们是有连接的。影像的力量在于可以让我们感同身受的，而感同身受就是人道行动的一个开端，你会想去做点什么，想去实时关注他们，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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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茹玮：真的很难的有这样的机会，50分钟，跟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这个地方，观看这部有意义的纪录片。我其实还有两个问题想今天问一下下面两位重量级的嘉宾，我想问一下范立欣导演。范导是艾美奖纪录片获奖的导演，也导过很多社会题材的片子，我想让范导从专业给这个片子一些点评。
范立欣：首先这个片子我觉得还是非常感人的，冲击力很强，其实也让我想到另外一部我看过的关于埃博拉记录片，因为我也做艾美奖的评委做了三年，所以像这样重大的国际事件一般都会有相应的影片出来，这个片子从开始病情疫情开始的时候，就一直跟踪记录在一线，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很多年前，和我另外一位陈为军导演合作过一叫《好死不如赖活着》纪录片，主题是中国90年代初河南的艾滋病，我记得有一个故事非常地生动。陈导当时说他第一次去艾滋病人家里的时候，这个家里的爸爸他是卖血感染艾滋病的，这个爸爸他把家里刚刚收下来的新鲜的黄瓜找了一个盆子用手洗了这个黄瓜然后递给这个导演。陈导，这是他第一次去艾滋病人的家里，而且他那时候也不知道艾滋病怎么传染，当时他作为纪录片记录者，他脑子嗡地一声，一片空白，可能那一两秒完全不知道该想什么，但是他说我不能有任何地迟疑，我的手伸出去，但不受我的大脑控制，就把那个黄瓜接过来吃了，因为不吃那个黄瓜是没有办法开始拍摄这部影片的。后来这个片子在2003年在全球获得很多奖项，也是世界艾滋病日在全球同时播出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样一部纪录片的价值特别高，我特别感激敬畏这些在现场一线工作的人，更敬畏是在一线工作的医生他们冒着付出生命的代价和危险，付出的代价是我们作为普通的远离疫情现场的人。你从新闻，从CCTV上完全无法感受到当地那儿发生了什么，我感受到故事的力量，其实故事的力量是非常强大。我想如果在埃博拉开始发生前端有类似于这样的，哪怕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真的用故事的手段让全世界的观众更深入地看到发生的现实，那个传播的力量和对于个体或者对于观众普通人吃瓜群众的影响更大，所以我也希望从平台，创作者，一线工作者，全世界，不光是无国界医生，在所有的公益，所有需要被帮助的地方，我们用故事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我还想表示一下敬仰，蒋励刚才说到一点她在现场需要把她的情绪关掉，这个太了不起，这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拍纪录片的时候，在现场需要把很多情绪关掉，但是你没有这个情绪没有办法支撑你这个事业，你为什么来到这里，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情感，但是你在那个时候你要关掉，你要很客观，要不去影响这个现实，这是非常难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挑战和牺牲，让我觉得对无国界医生做的所有的贡献我是非常敬畏的。
△ 范立欣导演（中间持话筒者）分享 摄影：小樹
张茹玮：我们的“公益影像发展计划”，目的就是让专业的影像团队、公益组织，以及我们这样的媒体推广平台互相碰撞合作，通过好的影像让更多人关注社会议题并且参与到公益行动中来，这是我们想推动的事情。
另一位到场的刘溢，她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共传播这部分的负责人，我们知道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公益传播上做的特别好的，有没有一些经验给我们分享一下。
刘溢：我现在世界自然基金会负责品牌传播，公众参与的工作，世界自然基金会很多人知道它都是通过地球一小时，熊猫标志。其实地球一小时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获得成功，是因为当时参与起来非常方便，因为它有一个非常简单地一个行动上的标志性，就是公众参与。所以说其实可能让大家参与公益这个动作很小的一步有一个开始，这个是我们在公益工作的过程中思考的更多，怎么样让更多的人有第一步，现在这些年公益发展的非常快，我们想的更多让大家理解和做的更多，所以说其实今天这个公益影像的活动还是让我挺有一些触动的，我们还是应该去做一些更深度的东西，我今天也有拍照，我想我一会儿要在微信里面发朋友圈的分享，因为我之前关注环保比较多，像人道救援或者人文包括地震灾后，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接触，说实话我泪点也挺低的，像我对这个领域包括我觉得这个片子里心底产生一种敬意，我们要考虑的更多的怎么把这个东西给身边的传递和感染。所以我有时候跟我同事讲说其实公益组织能做的事情还是有限的，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倡导和传递的东西。就好像无国界医生、扶贫基金会和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开始做这个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或者其它社会力量，包括一些NGO的工作这些的加入，包括我们自己个人也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和力量，就是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认识然后加入进来，希望这个在我的工作当中也是一种使命感，希望大家多加入公益的生活。
△ 世界自然基金会刘溢女士（左立者）分享 摄影：小樹
张茹玮：我下面把问题交给大家来互动。
观众1：两个问题：第一我是公益的工作者，第一个想问无国界医生，其实说实话生命无价，救人需要价格的，其实有很多人在我们救的过程中去世了，但是每个医生需要各种各样的费用，平均在埃博拉的救援当中到底有救活一个人的资本资金量是多大。
第二个问题我刚才看到了我们有自己的救助站，很大很大，但是这样的救助站到底覆盖多大的面积，他们到底能让多少人救助之后产生对这个组织的认同感，让他们知道在遇到埃博拉的问题之后来到这里。到底有多少人能够被医疗中心救治以及影响。
雷康德：我们作为医务人员其实不太清楚这个大概的预算，但是肯定有个数字。有的项目是花费不会很多，有的项目确实需要非常多的经费来支持，非常昂贵，对于无国界医生，我们是基于什么地方有最大的需要我们就去哪里提供帮助，关于要花费多少并不是我们最重要的考量，但是我们会有相应的预算，会去做这些。我们大部分的经费来源来自于全球独立的个体的捐助，所以这样保证我们应用这些钱的时候能够相对独立，能够充分地基于病人的需求来花这些钱，而不用考虑很多政治、宗教一些其它因素。
我们在埃博拉的项目状况大概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亚这三个国家我们有18个埃博拉的治疗中心，每个治疗中心大概能治疗超过100名的病人，我们工作人员中，国际的救援人员大概300人，我们有大概几千人的当地的员工。（注：2014年至2015年埃博拉于西非爆发期间，无国界医生共接收10,310名病人至其埃博拉治疗中心，其中5,201人为埃博拉确诊个案，即世界卫生组织所有确诊个案的三分之一。组织在2014年3月至2015年12月期间用于抗疫的支出为1.04亿欧元。在疫情爆发的首5个月，无国界医生于受影响国家处理超过85%的住院个案。）
蒋励：关于您刚才提到当地认同的项目，埃博拉的事情我不太了解，但是从我们的项目，我们当时在阿富汗开设了一个母婴医院，那个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当地有很多小的诊所，有所谓的区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有限，质量不高，而且诊所是要收费的，价格非常地高昂，当地人没法负担，我们建立了母婴医院以后我其实不知道覆盖多少的人，多少的范围。数字就是我们大概每个月的分娩量是1200-1300左右，对于北京来说，北京一家三甲医院，比如像我以前北大人民医院，产科一个月大概是300的分娩量，所以你大概可以估算一下它覆盖的人群和范围。
关于当地的认同，无国界医生在设立开设项目之前，它一定和当地的比较重要的领袖去会谈，确保他们能够同意我们在那儿开设这个项目，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项目能够安全有效地运行，然后在任务开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定期和不定期要和当地重要的部落酋长或者是一些官员去会谈，把我们医院的情况告诉他们，一切都非常透明，这样的目的让当地的人知道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做了多少工作，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样最大程度来争取当地人对我们的认同。我在项目上感觉得到当地人他真的非常欢迎我们，因为我们给他提供了免费且相对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所以他们对无国界医生也是非常地有感情，包括我们经常会从周围，老百姓包括部落首长得到了反馈，也都会非常积极。
张茹玮：之前有一个朋友做大病救助的，是因为有一个孩子重病，但是国内的医疗条件不允许，送到国外，但是费用一下子上来100多万，很多人就说值不值得在这个孩子身上花100万的治疗费送去美国治疗，他当时给我的回答说“我就是想让这个孩子活下来”，当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再追问这个生命到底值不值所谓的价格。
△ 观众互动提问 摄影：小樹
观众2：我请教三位嘉宾，到底是什么样原因促使你现在做出这样的选择做这样的事情，你最终得到了什么，人生怎么样，概括自己的人生，到底想有什么样的人生。
张茹玮：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的。
杨泽琪：我是怎么选择这个行业，其实挺理性的。一个是公益行业可以帮助到很多人，这个跟我之前的经历有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第二个我觉得做公益行业和其它工作不太一样，每天有不同的挑战，每天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你看得到受益人，你要和当地领袖接触，你要与当地不同农户接触，你要和当地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你可能还要和当地商人打交道，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每天有事干，有挑战性，有新的事情解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就很适合我这个性格，同时我觉得它也能帮助一些人。
至于我想要的人生，离我人生的结束我相信还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不希望我明年就去看我人生，这应该不是什么幸福的结束（笑）。我觉得人生活的意义，是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东西，能对自己的期望有所帮助就可以了。
蒋励：其实类似，我之所以选择加入无国界医生也是因为我想过不一样的生活。因为我当时晋完主治医师（职称），我觉得我接下来的日子虽然每天见到的病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人生轨迹基本上就是这样了，但是我知道几十年之后成为专家什么的，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人生，只不过我的性格我不太适合这样的，这样的人生对于我没有吸引力。我有这个能力，也有现实的条件允许我去做这个选择，所以我想选择不太一样的工作，它又能实现我人生的理想，我会希望说只是回到我做医生纯粹的角色中去，我希望重新得到那种被需要、被满足的感觉。因为你在大医院里头当然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你始终只是其中的某一个医生，但是你涉及到项目的时候，你是唯一的医生，我知道这种东西对于我的诱惑是非常大的，我是一个极其需要这种被需要，被满足感的那种，所以我会觉得我当时去到无国界医生，确实给了我想要的东西。
我的人生也还很长，我会需要有更多的可能性，每个阶段有你想做的事情，停下来做一些当下想做的事情，重新出发去看不一样的东西体验不一样的东西。
雷康德：我也认同杨泽琪和蒋励的分享，这个工作很有意义，也很有挑战，相对大的医院的工作没有那么复杂，能够照顾到病人，做医生也是比较纯粹的，因为住宿、交通其它的方便都是被照顾了，所需要的就是全心全意地治疗病人，照顾病人，考虑的相对更简单一些，这个工作也是能够给自己带来满足感，真的就是在救助他人，给他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带来一些改变，这个角度在这个方面有很自我的满足，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自私的方面，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满足感。
张茹玮：谢谢三位理想又不失现实的回答。我们最后再有两个发言的机会。
观众3：几位老师好，我老爸十年前也是无国界医生，我今天来带着一点私心过来，他之前也是我蛮小的时候就去做无国界医生了，一个阶段的工作结束了他回来，投入现在新的工作领域。我觉得也许他经历太过丰富或者经历太过冲击了，我老爸现在都没有给我介绍过以前做无国界医生那个时候的经历。看这个纪录片，我后面在一直在哭，原来我老爸的经历是这样的。
前面也问了很多专业的问题，也都是我想问的。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几位老师如果未来有自己的小孩，你会怎么跟他们说这一段的经历，或者会不会无国界医生的一些理念、价值，会在你的身上会影响到你们未来的孩子，就想知道你会怎么跟他们介绍自己的这段经历，因为我到现在我老爸没有给我讲过所以我很好奇。或者你们会不会支持自己的小孩也从事这个工作。
雷康德：我有一个26岁的女儿和25岁的儿子，也会谈到一些在项目的工作，但是不会谈很多细节，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理解我有时候有的那些情感。可能最重要的他们怎么选择自己的人生，像我的选择也影响了我孩子的选择，我女儿选择做移民事务律师，我儿子选择在医学院读书，其实已经影响到了他们。这个影响不是通过我坐在一起聊一些细节，而是我的选择对孩子有了一些影响。我的父亲参加过二战，但是他也不会坐下来谈太多那时候的一些细节，很多时候不是谈论那些细节去给孩子带来影响，而是我们自己个人的选择，影响他们的很多的选择。
蒋励：雷康德可能刚才说男性的角色，男性或者父亲很少表达。我觉得作为女性的角度我当然非常乐于去说，只要他感兴趣他如果问我我会说。我当时在任务上记了厚厚的一本日记，当然没什么文学色彩，就每天把我发生的所有的事都尽可能记下来，因为我知道很多事情我以后一定会忘掉的，所以我就以流水帐的形式把细节记下来，我觉得所有的经历都非常有意思。所以如果我将来有了孩子，他愿意问我怎么回事，我作为女性我是非常愿意跟他交流，这可能是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对于我来说我会不会支持孩子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当然，我们俩的理想就是以后一起去做国际援助的事情，带着我们的孩子一块儿去，我是希望他能够在这种环境里头成长，他不一定了解这是一件多么高尚的事情，或者多大的意义，我只希望他去到不同的地方，看见不同的人，他知道世界上不同的角落，大家的生活状态不一样，在这个地方这些人这么生活，在那个地方那些人穿那样的衣服，你不要觉得奇怪，我觉得他是非常开放的，他以后在接触到所有的人和事，能以非常开放的心态接受，我相信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有自己的选择。
张茹玮：我想问你现在什么专业，有受父亲的影响吗？
观众3：我本科读的社会工作，之前在公益机构工作。他没有给我说很多，自己觉得很酷，觉得有影响价值，大学选了社工专业，毕业进了公益机构工作。受影响还蛮多的。
张茹玮：父母的公益心，同理心真的是靠行动影响到孩子的。
△ 观众互动提问 摄影：小樹
观众4：首先感谢5位老师，其实就问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其实我还蛮好奇大家在做公益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不管你的工作也好，还是对你整个人生特别难的事情，你是怎么去克服的。
杨泽琪：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最惨的一件事情在乌干达我的包坐车的时候被偷了，我的钱包、护照，所有的工作文件，还有一个小手机在里头，因为我是在大巴车上被偷的，我不敢走了。贼挺好心的给我同事打了一个电话说我包给你放这儿了，记得过来拿，我过去拿了，他把所有钱都拿走了，所有文件都放那儿了，这是一个很有素质的小偷。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一下子丢了这么多东西，当时我身上我体会到什么身无分文，乌干达的钱我大约还有一万先令，相当于人民币20块钱，我在首都不在项目点，我项目点在乌干达北部。这个确实对我印象挺深，第一次体会到贫穷，什么是贫穷，可能你工作的时候看了很多，但当你自己只有20块钱，需要跋涉大约七八个小时的车程到北部你要经精打细算的时候，我第一次体会到受益人的感觉，很深的体会。
蒋励：我在项目上遇到最大的困难，我之前作为医生我觉得我还是挺有力量的，你救一个病人实打实地被救了，以前我和我先生经常会有这方面的争论，因为他是学公共卫生的，我就会说我说你们做公共卫生的，做的东西都看不见，特别虚。而我作为医生救一个病人就是一个病人，但是我在项目上的时候，我发现医生的力量非常有限的。我遇到很多病人她来的时候可能因为错误的救治或者是因为一些其它原因，没有办法接受常规的孕前的检查，所以很多情况在她生（孩子）之前都没有被发现，这些情况其实通过一些有效的公共卫生的干预是可以减少它造成的这种危害的。但是当没有缺乏这些相应的包括孕前检查和一些公共卫生的时候，这个病人来了我发现我已经救不了，她来了可能已经子宫破裂了，或者已经死了，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一个医生我有非常强的无力感。所以这也是我在观念上的一个转变，在那以后我会更关注公共卫生的东西，我会觉得说如果能做好一些公共卫生的项目，来把疾病做好预防或者给病人提供最基本的保健其实可以减少很多病人的死亡和对她造成的伤害，这个是我作为医生给我的无力感，以及对我促成的改变。
雷康德：最艰难的经历也是跟埃博拉相关，跟影像一样，对于医生来说不希望看到病人死亡，看到一半的病人都死亡，最难处理的就是看到有年幼的孩子和婴儿死亡的时候，这时候是最困难的，但是就有这样的孩子十七八岁或者八九岁就这样死去，医生没有办法救他，因为我会穿上防护服去到治疗中心，会跟这些孩子们交流，知道他最喜欢的足球明星是哪一位，但是第二天去到病房的时候个孩子已经不在了，这种时候是最困难的一个时刻，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一个悲剧。
张茹玮：我们又回到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们今天特别特别感谢这些有故事的人，可爱的人。所以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献花的环节。谢谢大家在救援上做出的努力，我们的活动到此结束了，请大家继续关注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的微信，后面我们还有三场优秀纪录片的展映和交流活动。
△ 在二层观影的观众 摄影：小樹
特别感谢本次活动的专业设备支持方，极米科技；场地支持方，天恒当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报名、签到及数据支持，灵析；还有提供现场速记服务的社会企业，听见速录，他们是由视障人士组成的专业速记团队。
中国公益影像发展计划
由优酷公益、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BCAF）共同发起，通过发掘和支持优秀人文公益主题影像的创作、推广和交流，推动现代公益文化理念的传播。
“镜/像/人/生”系列展映活动
通过纪录片，我们得以窥见这个世界往往不常为人关注，但又真实存在的一部分。镜，既是镜头，也是镜子；像，既是他者，也是自身。透过镜像看人生，看社会；透过镜像，我们观察、思考、行动和改变。
该系列更多活动将于近期陆续开展，敬请关注 “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 官方微信。
项目垂询：王厚霖 wanghl@bcaf.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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