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弟师妹们，争口气啊！

前些天，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又惊人了，发了一篇《我的招生歧视》。

还在学校那会儿，有位陈伟教授也写过差不多的东西，这次基本还是那些事，学生干部藐视课堂、保研特权和学生会藏污纳垢之类的。

Wrong，as usual——不管你是站着、躺着还是跪着，反正枪口对准了学生干部，格杀勿论。

我当年也是学生干部——“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枪口下说什么都显得愚昧，现在是吃瓜群众，说点葡萄甜不甜的想法。

01先是学生，后是干部

我当年进入学生会，参加的是一个叫“权益部”的部门，那个时候移动网络时代还没有到来，我们主要是对接学校的后勤部门，定期组织学生反映食堂、网络、用水、暖气等等问题。

从学生会干事，被“提拔”为副部长的时候，我就有了学生干部这一身份。

记得当时指导老师给全体新上任的副部长开会，说的第一点就是：所谓学生干部，先是学生，后是干部。

学生有学生的本分，干部有干部的职责，这是一个天然的矛盾。对于这个矛盾，学生不好处理，老师不好处理，学校不好处理，连学生会自己也不好处理。我记得当年学生会就有内部规定，学生干部只要有挂科，就不允许留任部长的。

张教授批评的，是学生的本分，这点我是赞同的，而且也深深的感到惭愧，当年因为学生会的工作、因为谈恋爱、因为出去玩，甚至只是因为睡懒觉，逃过不少课，大学的美好青春时光，没有全身心的献给学业，大部分都献给青春了。

以至于现在总感觉有些不学无术，经常想，也许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对作为学生干部的学弟学妹们说一句，别偷懒，别找借口，其实，你们可以做得更好。

而对于张教授批评的学生本分以外的事，也就是学生干部是不是污垢的事，如他所说，确实是一种歧视（虽然张老师本人一直在反对歧视），而作为一名“公知”发表出来，这种歧视就成为了一种暴力。

02文化歧视是一种暴力

作为一个组织，自然有自己的组织文化，这一点在学生干部的着装上就有很好的体现。

大学里，学生在学校里的着装是自由的，但到学生会参加活动，就有了要求，我当年就因为穿了拖鞋去开会被师兄批评。

形象是文化的一种直接体现，不了解其中的文化，就很难认同形象，比如cosplay。

去年有次回学校，正好赶上某个学生社团开会，学生干部们一水儿的不太合身的正装、蹩脚的领带和白袜子与黑皮鞋的搭配，我想作为一个外人看来，确实会有一种“煞有介事”的感觉。

两种文化的矛盾，成了学生干部尴尬的“原罪”。大部分老师都不喜欢学生干部，不是讨厌学生，而是反感干部，就好像大部分企事业单位都喜欢招学生干部，喜欢的不是学生，而是喜欢干部一样。

对于学生干部这一文化矛盾体，我觉得既不应该用“学生”来评价“干部”，也不应该用“干部”来评价“学生”，还是要就事论事，这是一种文化的尊重，也是人权的尊重。

比如说写《梦溪笔谈》的沈括，他是北宋的大科学家，但他当年到杭州，借与苏轼叙旧的机会，把苏东坡的新作抄录了一份，等回到京师后，就把认为是“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诽谤诗句详细的“注释”，给皇帝打了小报告。实在是个小人，但我们不能“因人废文”，科学家确实是科学家，小人也确实是小人。

张教授本也有些花边，“约架”之类的，跟之前说的“张杨事件”一样都是文化人的事，不妨碍他是个好老师、好学者，所以才会有学生（干部）主动申请做他的学生。

前两天在《水形物语》的帖子里，就说过：只要有差异，歧视就一直会存在。而当这种歧视蔓延开成为一种文化群体对立的时候，就会形成一叶障目的思想暴力。

没有老师，哪有学生；没有学生，哪有老师？老师跟学生的对立，应该是在学问上的，除此之外，怎么会有对立呢？我想张老师歧视的虽然是学生，而对立的其实是学生背后的学生会。

03学生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之前提过好多次《集体行动的逻辑》，我觉得这个理论的前提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集体，有些好事就干不了。

我认为学生会干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迎新接站。当年考上人大，我爸带着我第一次来北京，熬了一宿硬座，跟着拥挤的人群驮着包袱走出北京站的那一刻，见到“中国人民大学”的牌子，是非常的欣慰和感动的。

后来在学生会，我参加过三次迎新接站，在北京站淋过雨，在西站守过夜，在学校体育馆分拣过整整一篮球场的行李，我见过的是如我当年一样的一张张迫切而喜悦的脸，我是感到自豪的。特别是北京站的钟声，当东方红响起，我会觉得这件事，没有学生会就干不了。

当年，我们总说自己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而我党和我团，也是看上了这支队伍，才跟这个组织发生了关系。“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也是先有了学生会，后来了党的领导和团的指导，据我所知人大的学生会就比人大的团委还要早先一年成立。

自古以来，学生就是个喜欢逞能的群体，也不知为什么总能挺身站在枪口下。西汉的太学请愿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个群体青春伟大而又理想冲动，所以我党和我团对于学生会关注得也多。

张老师说：“也许，问题出在官办上。”

好像有道理，毕竟现在什么事都可以扔给政府和体制，因为这样既深刻、又简单，从孔子到现在的知识分子都愿意这么干。

可我见过大陆以外的学生会，其实都差不多，港澳台喜欢递名片，韩国喜欢排位置，欧美的没见过，美剧和电视里说了不少，都有着很强的本土社会的影子，感觉在他们面前，我们反而规规矩矩畏畏缩缩，毕竟，我们还要讲政治。

这次学生会被张老师拉到枪口下，宣布了“格杀勿论”。让我想起鲁迅的一句话：“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学生会是一个比象牙塔更靠近社会的文化缩影，中外都一样、官不官办都一样。反倒我觉得，学生会现在是管的太少，管学生会的老师有水平的太少，学校对学生会不重视，才会有问题出现。以至于有个别学生干部，确确实实是在头上贴上了“干部”两个字，这有外因、也有内因，这是病，得治。

但我认为不能枪毙，况且我觉得张老师发这样一篇“格杀勿论”的文章，好像要打击的也不是学生干部。

张老师说：“走到这一步，应该反思的，是学校主管学生会的老师们，不，官员们。”

枪口对准学生干部，打的是干部，死的是学生。

张老师，在学校里，学术和行政本就是两种文化，提倡学术自由反对行政干预无可厚非，但能不能指哪打哪，您要是觉得城门失火了，可不可以别把鱼架到火上烤？

一个二十郎当的学生懂什么？作为老师，对学生不应该在思想上救死扶伤，在学业上授业解惑么？

您把学生杀了，可杀了学生又是给谁看呢？

我接受您的批评，但无法接受您歧视学生干部；

我包容您的异见，但无法包容您利用学生干部。

所以，今天最后叫您一声老师。

感谢！下课！再见！并以防今后再无交道，祝您早安、午安以及晚安。

来源 | 王大拿得起

编辑 | 汪  伦

审核 | 陈  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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