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自杀身亡之谜
作者：王炳毅
来源： 公众号《拍卖时光》
1949年前夕，在国民党高层知名人物中，自杀身亡的有两个，一个是曾被称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另一个便是有过“党国理论家”之称的戴季陶。
戴的自杀身亡一时引得社会上议论纷纷，因为实际上戴季陶早就离开了国民党核心层权力中心，多年来在理论上并无新的建树，他无须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面临的溃败承担多少责任。
于是，戴季陶自杀的真相便蒙上一层浓浓的迷雾。
1948年6月5日，蒋介石特任戴季陶为国史馆长，数日后，特召他到自己的官邸里密谈至深夜。以后，本就消沉寡言的戴季陶似更加颓丧。他于1948年１２月２８日偕眷属自南京飞往广州，临时住在郊外梅岭别墅。1949年２月１日深夜，戴写下遗书，嘱家人派人送往浙江奉化交给蒋介石，而后自杀身亡。此事顿成一轰动性新闻，令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更加雪上加霜。几天后，戴季陶灵柩由其子戴安国护送空运至成都。后与元配夫人同葬于郊外西枣子巷墓园。
戴季陶之所以自杀，固然是由于他对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有着某种负罪感，但还有一层隐秘的原因。
投江自杀获救
戴季陶，又名戴传贤，原籍浙江吴兴。1890年出生于四川广汉。
他早年与马君武、宋耀如等人同留学日本，追随孙中山先生，不久便与蒋介石结为密友。
由于文才出众，戴季陶还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他与日本津渊美智子同居，育有二子，即戴安国和后来过继给蒋介石为子的蒋纬国。
1916年３月，戴季陶携妻儿回国，安国由夫人纽有恒抚育。后又添一女儿，由上海富商颜博诚夫妇领养，易名颜世芳。1920年，戴季陶潜心研究过马列主义，与沈玄庐、陈独秀、李汉俊等人过从甚密，宣传过俄国十月革命。但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于上海创立时，戴季陶却拒绝参加，并在政治上转向国民党右派。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戴季陶自广州去上海，在上海萨坡赛路慈安里设立“季陶办事处”，专事反共理论著述，写出《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书，自此后以国民党的理论家自居，与蒋介石的关系也更密切。据传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清党反共与蒋介石另立南京中央、颠覆武汉国民政府等重大举措，都出自他的理论指导，为此戴也颇为得意。戴季陶曾两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宣部长。在1928年以后，戴仍为中央执行委员，之后改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且连任20年之久!
戴季陶在婚恋关系上较乱，对女性见异思迁，生性好色而爱不专一，常自陷入“苦痛”中。戴季陶在与津渊美智子同居的同时，又与好几名日本艺妓鬼混，纵情声色；２２岁时与吴兴的纽浩(后易名为有恒)小姐在上海完婚，夫妇感情不和。1922年，戴季陶又娶赵文淑为如夫人。同年秋，孙中山派他去四川，劝说川中将领息兵罢战，合作开发实业。１０月２３日，戴季陶偕同四川军人代表向传义等三人离开上海，乘船赴川。船航行至湖北宣昌江面，自感婚姻失意的戴季陶突然跃身投江自杀，幸被救起。自此他开始信奉佛教。这次自杀未遂事件已显示出，他视家事远重于国事。
中了日本的美人计
１９３６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南京国民党高层乱了阵脚。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主张派出空军轰炸西安，并出动大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这等于是置正被囚押于西安的蒋介石于死地!宋美龄、孔祥熙、陈果夫、宋子文等人自然反对。两方争执激烈。颇出众人意料的是戴季陶居然也竭力主张“攻打西安，杀尽叛军”，而且认为“大轰炸势在必行”，“否则，拯救领袖等于空谈”。
以后，宋美龄发表文章，抨击主张攻打西安的人。戴季陶闻知后很恼火，用鸡毛掸子把房里的花瓶都打碎了，大骂“妇人之见”。从此以后，他与宋美龄格格不入，见面都不正望一眼。他何以一反常态，坚决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呢?说穿了，他是中了日本人的美人计。
１９３５年春的一天晚上，戴季陶在南京鸡鸣寺旁考试院办公楼后一小别墅里洗过澡，换上和服，又燃香拜佛，在草垫上盘膝打坐，双手合十，闭目诵经。忽然，门铃响了，他喝问来人是谁，回答他的是女性娇滴滴的声音。戴季陶忙起身，打开佛堂的门一看，是一个他并不认识的日本年轻女子，中等身材，体态丰盈，明眸皓齿，皮肤白嫩，娇美妩媚。她穿一身黑色西装，短发，肩挎一只皮包。她的香艳美貌顿令好色的戴季陶心神摇荡，态度客气多了。
不速之客自我介绍名叫南造云子，是特地从上海来拜访她久慕大名的戴院长的。她还报出戴季陶在日本结交的几位日本朋友的名字。
于是，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原来这个南造云子于１９０７年出生于上海，家住虹口日租界横浜桥。父亲南造次郎是一个老牌间谍。她１３岁时被送回日本，进入神户市隶属于帝国总参谋部的一所间谍学校学习。南造云子１８岁时，被派到中国大连关东军总部从事谍报工作。1931年，她调到上海，又奉令潜入南京，化名廖雅权(又一化名孙舞扬)，打入南京汤山镇陆军部招待所做招待员，进行隐蔽的活动。汤山镇在南京中山门外二十公里处，这里山青水碧，温泉特多，是国民党军政要员的避暑胜地。南造云子利用美色勾引了一国民党将领，不用太费力就窃得好几份绝密级军事情报。其中一份便是吴淞口要塞司令部向陆军部作的关于扩建炮台设施的报告。
这回不巧，南造云子刚从上海潜回南京，就被军统特工盯上了，差点被抓住。她急中生智，进入鼓楼教会医院后门，化妆一番后出了前大门，登上一辆人力车。赶往考试院。
她与戴季陶一见如故。戴季陶明知对方身份很可疑，却仍收留她躲了数日，让她逃脱了追捕。当然，这女谍也付出了身体的代价。以后的两年里，南造云子频繁来往于上海、苏州、南京、杭州等城市，继续搞谍报活动。南造云子之所以一次次化险为夷，与她善于化装又很机警、狡诈有关，更重要的是她几次得到戴季陶的暗中庇护。
其实，南造云子的神秘活动早已被特务头子戴笠所察觉。戴笠本是个寡廉鲜耻、贪淫好色之徒。他早在１９３４年春就在场山与南造云子有过数夜之欢。当知道自己与南造云子在温泉山庄同浴之态已被其同伙偷拍了照片后，戴笠心里更发虚，惟恐此丑闻传出会毁了前程，他便有意放南造云子一马。他得悉南造云子受到戴季陶的庇护，便帮着掩盖，还严禁部下外泄出去。在内部会议上，戴笠称：戴院长是党国元老，是一向爱国抗日的，同志们切不可听信流言蜚语，否则要承担严重后果。我不能不给大家打个招呼。
“西安事变”发生后，戴季陶的反常政治表现，与他受到南造云子的蛊惑与利用有关。１９３７年１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中统局长陈果夫为此向蒋介石作了专题汇报。蒋介石显然也对戴季陶很不满，但他与戴的关系太密切了，还下不了惩处戴的决心，只是表示，以后，中央高层重要会议暂不通知戴季陶参加，对其所阅中央文件的密级作出限制。蒋还明确表示：不准中统、军统派人监视戴季陶，可让宪兵对其住所加强“保护”。这等于是保自己的盟兄弟过了关。
蒋介石杀了黄浚父子，饶了戴季陶一命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已五次在南京逃脱中国警探追捕的南造云子，在上海化装成中国银行的职员，带了三名男女助手，混入难民群中，又潜入南京。她与深深迷恋她的戴季陶又接上关系。
但她明白，她如上门去找戴季陶，极可能会被分三班日夜守候在戴的两处住所外的宪兵们逮捕，遂以密写信与戴季陶约定，七天后在城西清凉寺山门外碰头，另一备用碰头点在西华门内头条巷中央国术馆(戴兼任该馆董事长，常去那儿)。
接着，南造云子很快利用旧日的关系，和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黄浚及外交部副科长黄纪良(黄浚儿子)搭上了线。黄浚是福建人，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父子俩没经受住女色与金钱的引诱，都为南造云子提供过一些情报。７月２８日，蒋介石在中山陵园官邸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上决定：迅速采取行动，在江阴附近江面上，凭借江阴要塞的强大火力，封锁住长江，并截住自江阴、镇江至汉口日军７０余艘舰船，全歼日本６０００余名海军陆战队员，予敌人以重创。会议由侍从室主任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担任记录。黄浚在会后立即向南造云子提供了这一绝密情报。南造云子极为震惊。
当时，她若与上海日特机关接头已来不及了，她就火速将情报转交给日本公使馆武官中村少将，以密电码传回东京。结果，长江上日军舰船载着海军陆战部队连同千余侨民连夜东行，安然脱离包围，抵达上海。蒋介石震怒之下，下令严查泄密者。设在南京祁家桥二号一小楼里的电讯总局监听站(专为监听五台山对面山上日本使馆电台而设立的)王维洲等技术人员，经数日努力，终于破译所截听到的电报的密码，紧急报告总局与军统。戴笠将疑点集中到黄浚父子身上。两天后，黄浚父子被捕，供出南造云子。戴笠已意识到事态极其严重，顾不上其他考虑，下令全城搜捕涉案人。
南造云子在去清凉山下与戴季陶碰头时，被藏于一辆黑色小汽车里的军统特工抓获。原来，她的密写信在邮局就被邮检组的军统人员截下并破解。这回，军统没惊动尚不知情的戴季陶，秘密部署了这次伏击。黄浚父子很快被最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公开处决。南造云子则在受审后未作宣判，关进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三个月之后，战火已向南京逼近，兵荒马乱中，南造云子凭借她惯用的色情手腕买通警卫，又逃出了监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造云子在上海日特机关任特二课课长。她因多年来破坏中国对日抗战屡立大功，升为陆军中佐，被日本军方报刊誉为“帝国之花”，她经常带助手外出活动，逮捕过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志士，还摧毁了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十几个联络点，汪伪７６号特工总部也是她参与扶植起来的。国民党情报部门几次筹划暗杀南造云子，但都因她察觉而未果。１９４２年４月底的一天晚上，南造云子单独驾车外出活动。她因过去的谍报成就而产生了骄傲情绪，总以为“支那”特工不是她的对手。当她的小汽车行驶至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的百乐门咖啡厅门口时，突遭以项致非为首的５名军统男女特工的狙击。身穿中式旗袍的南造云子身中三枪，被日军宪兵送往医院途中，因流血过多而死去，时年３３岁。这朵“帝国之花”终于凋落了……
一部纪实小说催他毕命
抗战时期，戴季陶在重庆上清寺官邸内设一小佛堂，每日晨昏进去诵经拜佛，极为虔诚。不知他是否为自己严重丧失民族气节，庇护过日军女谍的丑行悔恨过，也不知他是否感到愧对千百万死于日寇屠刀下的同胞的亡灵。他变得更加沉郁寡言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非为。”１９４７年，上海正气书局出版了署名“仇章”的反谍纪实小说《别了，支那间谍网》，全书约１５万字，着力吹捧军统的对日反谍斗争。小说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秘闻，多次提到南造云子在南京活动时，曾得到某“党国元老”的庇护，虽未点戴季陶的名，但在社会上已引起不少议论。
戴季陶的侄儿戴家齐已从中央大学农学系毕业，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农林部当技工。１９４７年底，他读到这本书后，曾就书中的说法与隐喻询问叔父，令戴季陶大为震怒，当着客人们的面打了侄儿两记耳光，还砸坏了客厅中的宋瓷花瓶等，令众人愕然。戴季陶还扬言要“报告蒋委员长”，行文全国查禁这本书。他的失态等于作了自我招供。
另据戴的妻弟赵文田七十年代在海外撰文回忆：１９４８年７月，戴季陶曾收到一个署名“徐叔平”的人的来信。信中称，他任过中央日报军事记者，与“仇章”是密友。他已掌握了戴季陶当年勾结南造云子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若干材料，拟写成书在海外出版。但考虑到他与戴并无仇怨，犯不着毁坏了戴的一世名声。如戴愿出２０根金条，他即可交出材料。戴季陶先严词拒绝，后又同意照办，取回材料后，即付之一炬。以后他更加忧心忡忡，终日闭门不出，长吁短叹，常无端发火，精神几近崩溃。他还打电话给保密局长毛人凤，要求他务必破案，抓住敲诈过他的“徐叔平”，协助查禁“仇章”的那本小说。但在毛人凤登门拜访欲了解详情时，戴季陶又闪烁其词，答非所问，又一次失态……
以后，戴季陶身体日衰，常绕室徘徊，喃喃自语，总担心“徐叔平”复制留下了那些材料，日后再敲诈勒索他。因严重精神衰弱，戴季陶两次被家人送往中央医院治疗……概括地说：“心病”才是戴季陶自杀的主要原因，他并不是国民党政权的忠诚殉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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