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提名者共同获特纳奖？外媒都说了些什么
艺术界人士的脑洞一直是开挂的，这不，继班克斯拍卖会名画自行销毁变碎纸才时隔一年，最近就又发生了两件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大事，着实令人摸不着头脑。一件是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巴塞尔艺术展上，一位艺术家将一根香蕉用灰色胶纸贴在墙上🍌，售价 12 万美元💰；另一件就是国际上最重要的艺术话题奖项之一特纳奖首现“四黄蛋”，即四位提名者共同获奖。
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Comedian，2019
这四位获奖艺术家，一位是哥伦比亚出生的 Oscar Murillo，他因在上海 chi K11 美术馆举办过个展而被国内观众熟知，被艺术界视为新一代的巴斯奎特；另一个则是上届特纳奖提名“法医建筑”的成员之一，Lawrence AbuHamdan，他致力于运用声音重建犯罪和模拟侵犯人权的情景；而剩下的两位女性 Tai Shani 和 Helen Cammock 都来自英国，活跃于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领域。
Oscar Murillo, Tai Shani, Helen Cammock, and Lawrence Abu Hamdan.
Photo: Stuart C Wilson/Getty Images. Courtesy of Turner Contemporary.
这四位实践领域迥异的艺术家为什么会共同获奖呢？
此前，四位候选人曾集体写信给评审委员会，主动向组委会提议以集体的名义参选，希望考虑将今年特纳奖作为一个集体奖项颁发给他们，以此表示想在动荡的政治时代传递出团结的信息。
“在英国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危机时刻，已经有如此多的人和社区存在着分裂和孤立，我们强烈地感到可以通过这个具有影响力的重要艺术奖项，以公共性、多样性和团结的名义，在艺术和社会中发表集体声明。”四位艺术家在信中这样写道。
Installation view of “Tai Shani: DC Semiramis,” 2019, at the Tetley, Leeds, England. ©JULES LISTER/COURTESY THE ARTIST
最终，评审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他们的诉求，也就有了特纳奖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四黄蛋”。
获奖消息一出，各大艺术媒体评论、社交媒体的网友评论便开始铺天盖地，惊讶、质疑之声不绝于耳。那么，对于今年的特纳奖史无前例地颁给了 4 位全部提名的艺术家，外媒是如何评价的呢？
2019 年 12 月 3 日，颁奖典礼通过 BBC 进行直播公布。作为特纳奖的官宣工具，BBC 新闻显示出了和评委思路的高度一致性，“获奖者和失败者是不是过时了？”
颁奖嘉宾 Edward Enniful 在打开信封看到了四个人的名字同时出现时，“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他说，“在英国政局分裂、世界许多地区发生冲突之际，艺术家们希望借特纳奖之机，发表强烈的社区和团结声明，并已形成一个集体。” 体现了英国主流媒体对团结、集体的呼吁。
《Vogue》杂志编辑Edward Enniful颁奖
BBC官网截图
和 BBC 高调倡导团结不同，纽约时报的态度则显得没那么友好，它的标题“特纳奖到底有什么意义？”开门见山地质疑了“用艺术奖项造星”的合理性。
评论家 Jason Farago 一针见血地写道，“今年的结果有一种所有人都必须获奖的味道，但我’钦佩’这些艺术家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扭曲特纳奖规则的狡猾行为——近年来，参与者拒绝向机构妥协的现象持续显著上升，公开反对他们的政府。”
“特纳奖获奖人物的名声是由英国那些的小报媒体促成的，它的评选将当代艺术视为傻瓜的游戏。但在过去10年里，特纳奖和类似的奖项失去了很多影响力。”
Tai Shani, CREDIT: David Levene
由此可见，这次四位艺术家同时获奖的消息使大众产生了两种情绪。一种如特纳奖评委会所示，世界正处在一个政治危机的时代，希望借集体名义向艺术界和全社会呼吁共通性、多元性和团结；另一种则如纽约时报所说，评委会这样的决定否定了那种“倾向于分化和个性化的竞争形式”，使得艺术沦为政治的附庸。
除了这两种情绪，我们可以看出，如今艺术圈正在产生一种“集体”性趋势。比如，2015 特纳奖颁发给了一个因街道房屋改造计划而获得关注的艺术组合“Assemble”，2018 年特纳奖由再次提名了艺术家团体作为候选人——“法医建筑”工作室(Forensic Architecture)。Tate 馆长、特纳奖评委会主席 Alex 致辞时是这样说的：
“今年的提名艺术家们聚在一起，以一个团体的形式展示自己，这无疑是给评委会提出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正是这些艺术家挑战传统的精神，抵制了两极分化的世界观，捍卫了其他声音。评委会都认为这使得这个’集体’应该成为特纳奖当之无愧的获奖者。”
反观四位艺术家作品，他们是如何被视为一个“collective”呢？
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当属这位哥伦比亚艺术家 Oscar Murillo，他的作品融合了多种技术和媒体，包括工作室的回收材料和碎片、绘画素描、雕塑声音，受到了全球范围内拍卖市场的青睐。尤其是他的项目“集体良知”，突破了材料边界，反映了他自己的流离失所经历和全球化的社会后果。
Collective Conscience" by Oscar Murillo.
Credit: Getty Images
约旦艺术家劳伦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 则称自己是“秘密耳”（ “private ear”）。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阿布的作品常通过声音作为建筑元素来探究那些人们听过却没见过的罪行，利用视听装置重建记忆和语言的复杂性，从而突出对人权的宣传。
海伦·卡莫克（Helen Cammock）是一个以电影、摄影、印刷、文字和表演为创作媒材的艺术家，她的创作灵感大都来源于深入研究社会历史复杂性的研究过程。
卡莫克艺术实践的核心是声音：揭示历史中边缘化的声音，谁代表谁说话，用什么术语说话，以及她自己的声音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她作品中探索的故事。她以女性的身份来为少数族群发声，提名作品《长音符》（the long note）就是通过分层叙述揭示了北爱尔兰妇女在民权运动中的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北爱尔兰政治的复杂性掩盖了该地区的社会历史和妇女在那个时期所担任的各种政治职务。
The Long Note, Helen Cammock
另一位女性获奖者——皇家艺术学院导师泰·沙尼（Tai Shani）的作品更充满着神秘主义和女性主义色彩。她从不同的历史叙述和被遗忘的人物身上获取灵感，创造了一个个具有乌托邦潜力的黑暗、幻想的世界。
提名作品—塞米拉米斯（DC Semiramis）装置取材于神话故事，并由一群虚构人物组成。她把观众带到另一个时间和地点，使观者的脑海中闪现出既令人不安又神圣的形象。沙尼将历史文本与当代参考文献和问题相结合从而模糊历史，创造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寓言城市。
installation view of “Tai Shani: DC Semiramis,” 2019, Courtesy of the artist.
Tate 策展人 Roman Geddis 表示，他们都是大胆的艺术家，致力于探索世界各地的关键问题，以及艺术家在历史前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但也有一部分质疑的声音，Instagram 上有人评论这次获奖：“任何艺术奖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奖的组织者积累社会资本。”诚然，还有一部分人表示，之所以将此奖同时授予四人是介于对欧洲分裂的反抗，结合当下英国的政治形势，四个人的抱团行为是否是对脱欧反感的隐喻我们不得而知。
他们的信中提到了一种“共同的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我们的实践中”。那么，真能借艺术的影响力实现如此多抱负和期待么？艺术奖项的概念真的与艺术实践本身不矛盾吗？艺术是捍卫艺术家的尊严还是政治家的舞台？
至于这到底是为社会团结所做出的有力表态，还是虚张声势的有意为之，无论如何，终究是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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