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2035年的中国经济：数值预测与跨文化比较

编者按：本文根据作者在2021年1月5日安信证券2021年度策略会上的演讲发言整理而成。发言内容共两部分，本文为第二部分。

走向2035年的中国经济：数值预测与跨文化比较

高善文

2021年1月14日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了面向2035年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在2021年或2022年会跨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中性条件下，以市价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体量将在203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此背景下，以过去60年中成功晋级（或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群体为对象，我们进一步研究和对比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各经济体的表现差异及其趋势。

风险提示：（1）疫情发展超预期；（2）地缘政治风险

在2019年的策略会上，我们对2020—2035年中国经济基本情况做过一个远景描述。这一描述的基本框架是，把中国放在东亚经济体转型的背景下，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情况进行对标，具体对标使用了人均GDP、第二产业相对第三产业占比等指标。

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2010年的经济发展程度、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大致接近于日本1968年前后的水平、韩国1991年前后的水平、中国台湾1987年前后的水平。

将对标的这一年作为观察的元年，观察这些经济体在元年之前20年和之后25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如图1所示，在东亚经济体长期的工业化追赶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历史表现十分接近，包括2010年中国经济转型以后的经济增速中枢下沉过程，都与这些经济体非常接近。

简单地概括这一历史经验，即：当一个东亚经济体开始实行市场化配置资源、进行出口导向的转型、实现工业化追赶的时候，在一个给定的时点上，其潜在经济增速几乎只取决于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

因此，对于东亚经济体而言，只要给定时间点或人均收入水平，就可以基于历史经验相当准确地推定其可能的经济增速，这是相当令人惊讶的。

在这样的历史一致性下，我们可以继续把这一数据模式作为基础，用它来预测2035年中国经济的表现。

尽管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在减速，但是这一减速过程应该还没有完全结束。预计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将回落至4.5%—5%之间，稳定到2030年左右，随后经济再经历一轮减速，进而到2035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至3%左右的水平。

接下来将这一大致的结果进一步数值化，并区分为保守、乐观和中性三种情形，最后实际发生的结果会接近中性的情形。

以现价美元来计算的中国经济体量还需考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化。从1997年至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年平均上升1.4个百分点。

具体的估算结果在表2中。

对于这一结果，我们重点讨论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

第一个时间节点：根据我们的计算，中国可能在2021年或2022年跨越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正式进入高收入行列。这一结果比大多数人的估计和认定的结果要明显更早。此前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将在2025年跨越高收入门槛。

如何理解所谓的高收入门槛呢？实际上，跨越高收入门槛在中国人的语境定义下就是达到全面小康。尽管当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依然相对较低，但是从统计数据看，我国非常接近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

第二个时间节点：在中性假设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有一些乐观的估计认为中国在2028年就有可能实现这一追赶和超越，我们不否认这种可能性。即使在最保守的情形下，中国经济总量在2035年也会超过美国。

客观地说，即使中国GDP总量在2030年超过了美国，但彼时中国人均GDP在2.3万美元左右，而美国人均GDP接近10万美元，差距依然较大。

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将非常确定地超越美国，而且在超越之后，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都会始终维持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这是自19世纪末期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变化，对全球秩序的影响将会相当深远。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世界经济格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随着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世界经济秩序和经济规则将在很多层面经历调整。这一调整毫无疑问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把中国跨越高收入门槛这一事件放在国际背景下做更进一步的描述。

首先，高收入门槛是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收入（GNI）为基础所规定的现价美元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定期公布。因为这是一个美元的标准，所以可以对其使用美国的通货膨胀数据进行调整，把它转化为一个以1987年不变价美元为基础进行计算的标准。

如图2所示，所谓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标准基本上是，以1987年不变价为基础、大概略高于6000美元的一个绝对值。尽管这一标准在历史上一直在调整，但是剔除通货膨胀影响后，其总体上是一个稳定的值。

由于世界银行未公布1987年以前的高收入标准，沿着当前的估算，我们可以把这一标准推算到上世纪60年代，以此衡量当时的经济体是否属于高收入水平，如图3。

这一计算潜在的瑕疵是没有考虑美元汇率的变化，所以我们围绕美元汇率试图做一些调整，而调整后的结果和调整前的非常接近，故在此仅列出一些概要的结果。这一概要的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去理解跨越高收入门槛的概念。

因为世界银行的高收入标准是从1987年开始公布的，所以我们首先研究1987年以后有哪些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地晋升为高收入经济体、有哪些中等收入经济体还陷在中等收入区间里没有走出来。

从表3来看，以1987年以来的中高收入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在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的经济体中，有7个经济体成功地进入了高收入序列，有7个经济体没有跨过这个门槛。

从表面上看，高收入门槛是一个稳定的数值，一个经济体只要能够持续增长，就迟早能够跨过这个门槛，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

目前全球有80多个高收入经济体，因此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并非少见。但在大型国家中，即使在1987年以来，确实也有不少中高收入国家迄今未能成功稳定地跨过这个门槛，尽管各国失败的原因不尽相同。

如果把这一样本范围进一步扩大到1970年，哪些经济体成功跨越了高收入门槛或接近高收入门槛呢？

我们依然按照人口1000万人以上的标准取样，并按主要的宗教文化进行分组，将经济体分为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儒家文化圈。这里没有包括新教，是因为新教经济体在1970年几乎都已经成为高收入经济体。

这样做的基本想法是，影响各国经济成长的因素多种多样，但如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我们只选取经济增长最成功的经济体，那么在这个较小的样本范围内，许多抑制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因素就通过取样过程进行的筛选被自动舍弃了。

这样，在这个较小的样本内，尽管仍然存在许多因素在影响经济表现，但经济发展水平、宗教文化背景等长期影响经济成长的因素就会被明显地凸显出来。

研究这些经济体的基本方法和研究中国与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速对标类似。我们将这些经济体接近或者跨越高收入门槛的年份设为对标年，将其前后15年的经济增长率一一对应后做算术平均计算。

考虑到个别历史、地缘政治事件在特定年份对数据有一些扰动，我们用统计技术对数据做了平滑。需要强调的是，横坐标轴的数值是对标年份，不是一个绝对年份的值。

如图4所示，不同组别经济体增长趋势的差异看起来是比较显著的。

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文化因素对其经济增速没有影响，那么不同组别的经济体增速就不应该有如此显著的差异，其增长曲线应该十分接近。

换句话说，以上结果显示，文化因素在经济追赶过程中对经济增速具有显著影响。

在这些文化组别内部，不同经济体的增长率即使在相同收入水平上也会有一些差异，因而我们计算了各组内部增速的标准差与平均值的比值，以此来描述这种差异。

如图5所示，在儒家文化经济体中，尽管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依次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但这些经济体增长率的方差特别小，显示其经济增速表现非常接近。天主教经济体内部的表现差异也特别小，比如匈牙利在2007年才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西班牙在1974年就是高收入经济体，但其经济增长率的方差非常接近。而东正教经济体增速的方差则较大，显示其内部经济增长分化程度较高。

我们对这个结果做三个一般性的结论：

第一，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文化因素无疑是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从经济追赶的角度来讲，儒家文化的经济体总体上表现出色，其长期的经济增速始终显著更高。这背后可能反映了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儒家文化强调节俭、重视教育等，其居民部门储蓄率奇高、人力资本积累快，这些因素都非常有利于经济追赶。

第二，无论是哪个组别的经济体，在跨越高收入门槛或者即将跨越高收入门槛时，经济增速都将进入长期的下行阶段，并最终收敛在接近3%的水平。

第三，在人均收入的绝对水平上，要想实现对美国的追赶，是极其困难的。从前述经验看，当跨越高收入门槛以后，再经过15年左右，经济增速就会收敛到与美国接近的水平，但彼时我国的人均GDP水平还是相差美国较远。

这种情况对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对前面讨论的天主教、东正教的各经济体来讲，都是如此，即要实现人均收入水平对美国的赶超，从迄今的历史经验看，这是非常困难的。